云南少女被拐山东农村10年，获救后又主动回到被卖地，为什么？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想起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

罗小佳坐在家门口的老式织布机前，一边织布一边哼唱山歌，歌声悠悠荡荡，消散在她身后辽阔的北方平原。

被拐山东农村的10年，她长期遭受丈夫家暴，19岁生孩子时，丈夫宁愿睡觉也不愿意去叫接生婆。

婆婆却说：“给她路费她都不跑。”

2001年，导演胡杰来到山东临沂某贫困村，准备拍摄一部纪录片。

经过考察，这个人口仅700的贫困村，竟然就有40多名被拐妇女。

导演最终决定以罗小佳为叙事对象，采访并记录她的日常。

北方清晨，天还蒙蒙亮，拖拉机轰隆隆地行驶在平坦的田野间，这台拖拉机是罗小佳和丈夫张保亮存了好久的钱才购置的。

拖拉机停在一片玉米地，他们要收割玉米秸秆卖给养殖场。

罗小佳干活利索，镰刀又快又准地砍断秸秆，将其合拢成捆往肩上一甩，再扛到拖拉机上。

烈日下干农活，非常容易口渴，罗小佳提起白色塑料桶就开始往喉咙灌水。

他们就这样反复劳作，直到晚上十点。

当他们将满满一车的秸秆运到指定地点时，养殖场却说当天所需秸秆够了，让他们明天再来。

罗小佳只好空手拖着酸痛的腰背回家，等第二天大清早再来。

为了防止再被人捷足先登，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到那里等候，直到晌午，罗小佳丈夫才得到50块钱。

“来他们家举行啥婚礼了吗？”导演问罗小佳。

“没有，你一个云南人还要什么婚礼。”

面容黝黑的罗小佳喜欢用笑容掩饰尴尬，只见她一脸沧桑的脸露出一口大白牙，继续说道，“他家这么穷，自己贴自己都困难。”

事实上，罗小佳被拐当天就被迫入洞房，她回忆当时的感受是：活着就跟死了一样。

不久后，罗小佳怀孕了。

第二年冬天，孩子分娩之际，罗小佳才19岁，手足无措，旁边的丈夫却只管呼呼大睡。

罗小佳向丈夫求助，丈夫说：“没事，还早呢。”

于是，罗小佳独自凭着本能完成分娩。

她不知道脐带怎么剪，刚出生的婴儿被冻得浑身通红，最后还是她艰难地找来接生婆，母子俩性命得以保全。

罗小佳的丈夫张宝亮是家中独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备受父母和姐姐溺爱。

长大后，他以懒惰自私的性格远近闻名，媒婆说亲时，没人看得上他，于是有了买媳妇的念头。

结婚后，他没有成熟，脾气甚至更加暴躁，动辄对罗小佳家暴，有时候还不让她吃饭。

村里人也不愿意与她来往。

一来她是云南人，本地人听不到她讲话，二来，她是被拐来的，村上的人不仅瞧不起张保亮，更都瞧不起她。

没有放松或者娱乐，她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像个机器人一样，成为家中主要的劳动力。

“生活很难受吧？”

“俺就是这样的苦命人”

罗小佳苦笑着将苦难归咎于命，也认命。

她以这种态度去麻痹自己，逃避生活的真相，但现实就是要昭示它的存在感。

有一次张保亮打完她，罗小佳心想不如一死了之，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遂拿起农药就往嘴里灌，幸而被及时发现后抢救回来。

从那以后，张保亮稍微收敛了脾气。

“俺自己想想，命运怎么会这样？”

罗小佳认命，但是想不通为什么就摊上这样的命。

她想了这些年也没想明白，只能得出结论：不提不讲，昏昏地过吧。

导演想要进一步探知她的想法：“那你觉得一个女人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罗小佳有些困难，对于生存都有困难的她，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

她笼统模糊地说了一大堆，最后她可能有想到什么，她说：“不在于东西，在于人的一生。”

张宝亮所在贫困村的40多名被拐妇女，有二十多名逃跑，为什么罗小佳没有想过像她们一样离开？

这要罗小佳家乡讲起。

1975年，罗小佳出生在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内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大山环绕，交通全靠徒步，甚至连电也没有，几乎每个村民的生存都成问题，为了补贴家用，这里经常出现女孩被拐卖事件。

有些甚至是父母主动卖给人贩子的。

8年前，罗小佳被人哄骗去山东打工，从未走出过深山的罗小佳，对繁华的城市很是向往。

她第一次坐火车，一路经过高山、江河、高楼大厦、平原，心中既兴奋又忐忑。

可惜这趟旅程走向的不是城市和繁荣，而是另一个农村和贫穷。

那人连哄带骗将她拉到村民张宝亮家，收取张宝亮4000现金后便匆匆离开。

拐卖她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她二姐丈夫的姐姐。

被拐是否有亲姐，甚至父母的参与成为她心底的疑问。

如果真相是有，那就算回去又能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孩子。

“小罗你走吧，我给你路费，不回来我们就散伙，只要给我搁下孩子。”

婆婆笑容难掩得意：“我就这样跟她说的，让她走还不想走呢。”

罗小佳舍不得抛弃孩子，她担心走后，儿子成了没家的孩子，会被人瞧不起，或者被欺负。

她自己有过的感受，不愿意让孩子再体会一遭。

罗小佳在忙碌的间隙，还会辅导儿子作业，监督儿子好好学习，长大找个好工作，不要像她一样，被困在这里。

即便她不断说服自己要认命，到了深夜时，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还是让罗小佳整晚睡不着。

白天时，罗小佳选择不停地劳作，在田地、在厨房，或是织布机前，以此杜绝脑中的思念。

实在需要释放思念的时候，她就会唱起儿时记忆里的山歌。

“夜半三更我悄悄起床，站在窗前遥望着南方……”

村里还有几个被拐的云南人，同样的遭遇让她们对彼此有更多的理解，所谓同病相怜。

因为得不到同村人接纳，她们只能抱团取暖，每年春节，罗小佳会邀请她们到家吃饭。

她们大多20多岁，用云南方言唠着家常，或是嬉戏打闹，一起做饭，然后在厨房围成一桌，庆祝春节。

只有和她们聚在一起时，罗小佳才能露出真诚的笑容。

一番热闹过后，大家散去，厨房恢复寂静。

罗小佳独自坐在凳子上，望着地面，用双手挡住镜头一侧的脸庞，只露出半只眼睛。

泪水涌出眼眶之际，她赶紧用手抹掉，顺势一并挡住眼睛，只剩粗糙的手背面对镜头。

每逢佳节倍思亲，情绪稳定后，她再度唱起山歌。

“阿妈，叫你三回你可听见，阿妈，叫你三声你可听见，一天叫三回，不能叫也不得……”

两年后的冬天，她终于下定决心，回云南看望阿妈。

她觉得阿妈的年纪都60多岁了，过一天少一天，所以自己无论如何都该回去探望。

她说：“人只有这么一世，没有二世。”

她本来想带儿子一起，但是没有被同意。

罗小佳儿子看到母亲打包了一床被子，还买了皮鞋和牛仔裤，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担心妈妈不会再回来。

7岁孩子脸庞稚嫩，在屋子灰暗的灯光下，双眼没有太多神采。

对此，丈夫张保亮故作轻松地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结果他转头就一脸忧愁，用身子背对镜头，用铁钳夹煤炭，看起来有些忙碌。

婆婆则很看得开，她内心笃定媳妇一定还会回去。

出发当天，罗小佳为了赶上早班车，在大家还在沉睡时就出发，踏上回云南的路。

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蜿蜒曲折的铁路，她十分佩服开火车的人：“这道这么难走，不知道他在哪儿，不行俺去谢谢他。”

经过两天两夜，罗小佳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四千公里的回家路，她用了十年。

十年乡愁的沉淀，让她抑制不住激动，即使还要背着行李步行一天的山路。

回家后，她见了舅母、舅舅、父母、哥嫂，还有儿时的伙伴，他们很高兴见到她，她也开心。

当初究竟是否被亲人出卖，她没有过问，她只想平静度过这段难得的日子。

像小时候一样，她和哥嫂去山里劳作，看乡亲跳彝族舞，和母亲用同一个铁盆泡脚。

最后，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临。

她住在二哥家中，时间长了，亲哥哥也开始有嫌话。

罗小佳想要留下照顾阿妈，可是这里是哥嫂的家，没有她的位置，况且山东还有儿子等着她。

阿妈很难过没有东西送给女儿，她说：“这个房子里我一样东西也没有。”

临走前，罗小佳依偎在阿妈怀中，请求阿妈唱山歌给她听，这样回山东后她也可以唱。

“我的女儿回来了，我多欢喜啊……我的女儿要回远方的家，我的心里多么想她，愿她幸福太平。”

从此，一首首凄凉的云南山歌萦绕在山东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