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冷得刺骨，绍兴乡下的破草房里，57岁的闰土躺在草席上，背上烂了个大疮，流脓水，可家里没钱治。他快不行了，用尽力气说出最后一句话：“给周先生带点干豆子……”想当年，他还是个小伙子，跟鲁迅一起在西瓜地里捉猹，关系铁得很。可如今，两人被身份差别隔开，但闰土到死都念着这位儿时的老朋友。
谁又能预料，二十年光阴匆匆过去后，他的孙子章贵竟然会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起站在纪念馆里，继续着这段历经百年的深厚友谊？
1879年，在绍兴的杜浦村里，竹匠章福庆给自个儿儿子起了个大名叫做“运水”。为啥叫这名儿呢？因为找来的算命先生说，孩子五行里头缺土。于是，他又得了个小名叫“闰土”。这个名字，一听就带着浓浓的种地人的味儿，它就像是旧时候中国农民生活的写照，反映了他们的命运。
十二岁的周树人，正被关在深宅大院里头，死记硬背四书五经，而十四岁的闰土，早已在田间地头，捕鸟刺猹样样精通。他俩头一回碰面，就像《故乡》里头写的“迅哥儿”和“闰土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孩子碰一块儿了。
在周家准备三十周年大祭的重要日子里，这两个少年之间发生了令人惊叹的知识交流：闰土向鲁迅分享了捕鸟技巧、看守瓜田的经验，还有观察潮汐的方法这些生活上的小窍门。而鲁迅呢，则教闰土认字读书。鲁迅后来在《故乡》里感慨地说：“闰土心里装的都是些我那些老朋友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多得数都数不清。”
鲁迅送的银项圈，还有闰土反过来给我的贝壳和鸟羽，这就是我们俩友情里最让人难忘的美好时刻。
不过，看看那光脚少年的脚底，厚厚的茧子和少爷丝绸鞋面的对比，早就默默指出了他们未来的不同路——周家因为科举考试作弊的事垮了，不得不辞退长工时，这两个好朋友就被硬生生分开了。
章家只有六亩沙地，但他们得交掉收成的大头，足足六成，作为固定的地租。从粪便税到灯火费，各种名目的税加起来有两百多种，都是用来剥削农民的辛苦钱。
1936年，浙东地区遭遇了严重干旱，这成了让闰土无法承受的最后一击，他的背疮病情因此急剧恶化，最终不幸离世。
民国时期，乡下的大夫特别少，一千个人里头都不到一个，也就是0.8‰。闰土那会儿病了，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大夫瞧病，最后就这么没了，走的时候才57岁。
想到1919年，闰土哆嗦着嘴喊了我声“老爷”，那次再见的画面真叫人心里难受。鲁迅在日记里记录说：“他大概就是觉得挺苦的，但又说不上来是咋回事。”
心里头苦得没法说，只能从眼睛里看出那份悲伤，说不出话的样子真让人心里堵得慌，难受至极。
闰土的生活一直挺艰难，没翻过身来，那他的子孙后代咋样了呢？
章启生是大儿子，可惜因为霍乱早早就没了，那时候他儿子章贵才3岁大。
家里老二为了还债，只能把自己卖了。而闺女呢，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最后在路上饿死了，连逃荒都没逃成。
到1949年的时候，章家八个孩子里面，只有四个活了下来。
时光匆匆流逝，闰土的后代也迎来了新的希望。
1950年，在夜校那昏黄的灯光下，22岁的章贵手里紧握着铅笔，那双手因为劳作早已布满了厚茧。当他鼓起勇气，在扫盲课的课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鲁”字时，他们家族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文盲阴影。你知道吗，1949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有80%的人都是文盲，而章贵，他就是那4.5亿参与扫盲运动大军里的一个代表。
1954年，章贵迈进鲁迅纪念馆大门那一刻，他迎来了三个大转变：从一个佃农变成了纪念馆的副馆长，完成了祖父一直想要的“读书成才”心愿；他还跟周海婴成了忘年好友，修补了因为过去“老爷”身份带来的隔阂。
孙子辈现在有的是证券经理，还有的是教导主任，他们的工作已经从出大力流大汗的体力活儿，变成了主要靠脑子的脑力活儿，这可是个大转变。
曾孙去了国外读书，这一路走来，就像是从村里的农民，变成了城里的市民，现在又成了全球公民，实现了三步大跨越。
章贵在土改时拿到了七亩地，他做了一件挺有深意的事，就是把地契给烧了。他这是想说，要想让穷人不再代代受穷，光分地可不够，还得让大家都有学问。
从鲁迅给人银元却被中间人偷偷拿走一部分，到章贵能够和周海婴平起平坐聊天，这事儿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以前的“像恩赐一样”变成了现在的“大家平等”。
叶小纲创作的《第五交响曲“鲁迅”》里，琵琶声中演绎了阿Q的故事，而章贵则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填补了相关文献的空白，他们一起努力，让这段历史记忆更加鲜活。
结语：说起历史这片广阔的田地，咱们都是在里头捡麦穗的人。
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隔着玻璃展柜，可以看到章贵捐的那把钢叉，旁边就是周海婴亲手写的《致闰土后人》放在一起展览。
这两件来自不同时代的宝贝，讲述了最让人惊叹的历史故事：知识不再被权贵独占，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出头的机会。这样一来，就算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新时代里也能崭露头角，大放异彩。
现在，咱们总算是明白了《故乡》那结尾的意思：“说白了，地上一开始哪有啥路，走的人多了，路自然就出来了。”在这条路上，成千上万的章贵家族的人正在走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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