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8年，拓跋珪对北魏进行了彻底的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重组。他的主要目标很明确：取消所有独立运作的下属机构，包括子公司和分公司。以前那些小企业主和股东，要么被安排到各个政府部门担任管理职务，要么就安分地待在养老院休养。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借鉴了中原政权的中央集权模式。
推行新政后，必须迅速评估成效，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如果各部门负责人只是表面应付，那就太不像话了。因此，公元399年正月，拓跋珪亲自率军征讨高车，以此检验部下在机构改革后是否依然服从命令，是否存在抵触心理。
拓跋遵带领三支部队从东侧挺进长川，拓跋乐真则指挥七支队伍从西侧向牛川推进。与此同时，拓跋珪亲自率领后军从中路的髯水出发。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领军的将领都来自拓跋家族。从这次行动的规模和部署来看，这显然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型军事演练，任何失去独立指挥权的将领都无法逃避参与。
北魏此次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军队对高车部落发动猛烈攻击，一举歼灭三十多个部落，俘获超过七万人口，并缴获战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量更是高达一百四十万头。在此之后，拓跋仪率领三万骑兵深入沙漠腹地，追击千余里，成功击溃七个高车部落，俘虏两万余人，缴获五万多匹战马和两万多头牛羊。
拓跋珪对这次军事演练的成果感到非常欣慰。不仅士兵们的表现达到了预期标准，而且实际收益也相当可观。无论是新增的人口还是缴获的牲畜，都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这些战利品正好可以用来犒赏将士，激励士气，效果十分理想。
北魏在政治体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逐渐摆脱了早期的联邦制模式，开始尝试建立更加集权的部门制。这一转变类似于中原历史上从邦国制向郡县制的演进。虽然这一过程显得有些生硬和模仿，但毕竟标志着北魏在政治制度上的初步转型。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北魏在治理结构上的调整，也预示着其向更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迈进。通过这一改革，北魏试图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步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这一历史进程为后来的政治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示了北魏在政治体制上的探索和努力。
北魏在国力强盛后，再次向北方扩张，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令周边势力感到畏惧。就在这一年年底，曾被北魏追剿、几乎灭族的刘卫辰之子刘文陈，审时度势，主动归顺。拓跋珪对这种能够放下旧怨的人颇为赞赏，于是将同族女子嫁给他，封他为上将军，并赐姓宿氏。既然选择忘记仇恨，那就彻底放下，从改姓开始，重新开启人生，避免沉溺于过去的阴影中。
刘卫辰的儿子刘文陈投降了北魏。北魏皇帝将一位皇室女子嫁给他，并授予他上将军的职位，同时赐姓宿氏。
有人可能会疑惑，拓跋珪为何不直接除掉刘文陈？其实这正是拓跋珪比刘裕更聪明的地方。一条没有威胁的恶犬，何必非要取其性命？留着他不正好可以当作政治筹码，用来招揽或策反他的旧部吗？别忘了，他的兄弟刘勃勃当时正为后秦的姚兴效力，谁能保证他的手下不会有人觉得北魏的条件更好而选择投靠？这样一来，留着刘文陈反而能为拓跋珪带来更多潜在的利益。
拓跋珪很快又安排了一次皇后选拔，这次比的是冶金技术，每个候选人都得自己打造一个金像。他这么做，主要是想防止那些依赖家族背景和关系的旧观念死灰复燃。此外，他也是在测试自己的权威到底有多大。
按照他们的传统习俗，要选皇后时，会先铸造金人来进行占卜，以此决定合适的人选。
在拓跋珪选后的最终阶段，两位女性脱颖而出：一位是独孤部首领刘头眷的女儿，她已为拓跋珪生下长子拓跋嗣；另一位是慕容宝的幼女。这两位女性都来自拓跋珪的敌对家族，但情况有所不同。刘头眷的女儿与拓跋部的关系较为复杂，虽然两族之间有历史恩怨，但拓跋珪的姑姑嫁入独孤部，且曾救过他的命，这使得这段关系不至于过于紧张。然而，慕容宝的女儿则显得更为棘手。拓跋珪刚刚将慕容宝击败，迫使其退回东北，两族之间的仇恨尚未化解。若慕容宝之女成为皇后，是否会对拓跋珪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拓跋珪这么做可不是随便决定的，他脑袋灵光着。他的安排背后藏着三个主要原因：
首要策略是考虑通过慕容宝的女儿来缓和与后燕的紧张关系。当前后燕的统治者是慕容宝的非嫡长子慕容盛，此人年少时便展现出非凡的胆识，曾在14岁时带领弟弟和叔叔穿越战乱频繁的前秦地区，安全抵达慕容垂的阵营。慕容垂曾赞誉他，认为其才能可与慕容令相媲美。因此，若能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将大有裨益。考虑到家族间的恩怨往往随世代更替而淡化，现在双方已是一家人，过去的不愉快不妨就此放下。
其次，这一举措也是为了稳定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虽然慕容家族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们在汉化方面做得相当彻底，与汉族利益结合得也非常紧密。拓跋珪对慕容家族的女儿表现得越亲切，就越能赢得河北地方势力的支持。
在拓跋珪的计划里，皇后的角色并不涉及政治实权。选择慕容宝的女儿作为皇后，实际上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设定的合理性。毕竟，谁能接受让敌对家族的女子掌握过多权力？这样一来，他的安排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也避免了可能的质疑。
最终，慕容宝的女儿成功获选。
后来还出了个小插曲。拓跋珪尝到了政治联姻的甜头，又向后秦的姚兴提出和亲。但姚兴觉得拓跋珪已经立了皇后，现在又来提亲，分明是瞧不起自己。两人谈崩了，直接打了起来，结果姚兴被打得落花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刘裕在能力上确实不及拓跋珪。拓跋珪是个能准确把握核心问题的杰出人物。在打下基业后，他并没有像苻坚、刘裕那样急着扩张领土，而是明智地选择先稳固内部，调整制度，甚至能审时度势，主动与曾经的对手和解......这种人才是真正能成就伟业的。
说到拓跋珪搞集权这事儿，他大权在握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立威。说白了，就是要把那些可能威胁他地位的人统统干掉，顺便也得和那些立过功的老臣们保持距离。你想，谁愿意旁边睡着个随时可能醒来的猛虎？这些功臣一个个干劲十足，谁知道他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所以，得给他们划条线，让他们明白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
公元400年，拓跋珪以不敬之罪处置了功臣李栗。
栗性格散漫，自视甚高，不守规矩，经常在太祖面前表现得傲慢无礼，举止随意，毫不收敛。太祖对他长期以来的行为早已不满，最终在天兴三年决定将其处死。
李栗是拓跋珪在孤立无援之际，随其逃亡至贺兰部的二十一位核心追随者之一，是早期创业团队的重要成员。
李栗来自雁门地区。在昭成帝时期，他的父辈就迁入了这个国家。他年轻时就表现出出色的口才和敏锐的思维，具备卓越的才能和军事策略。最初，他跟随太祖前往贺兰部，成为二十一位核心随从之一。
拓跋珪和李栗的关系一度亲密无间，他们的情谊深厚到几乎如同手足一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超越普通朋友的特殊纽带，彼此信任，相互扶持，这种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他们的互动和合作，不仅在个人层面上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默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
太祖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当时政权刚刚建立，重要职位大多由亲信担任，唯独栗作为一个来自远方的人，既非亲戚也非故交，却能得到重用，这在当时被视为非常荣耀的事情。
李栗凭借自身实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完全靠真本事立足，绝非依赖裙带关系。
栗因多次立下战功，被任命为左军将军。太祖率军征讨慕容宝时，栗统领五万骑兵担任先锋。他的部队所到之处，敌军无不归顺投降。
拓跋珪采取的这种以杀戮震慑众人的策略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严厉手段，他成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使部下心生畏惧，不敢轻易违抗命令。这种高压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效地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为后续的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栗开始，上级的威严逐渐加强，要求下属严格遵守谦卑的礼仪，这一制度得以确立。
通过铁腕手段和强硬作风，拓跋珪成功在短期内稳定了北魏的政治格局。他运用雷霆之势，以果断决策和不容置疑的权威，迅速整合了各方势力，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这种强力镇压的方式虽然残酷，却有效遏制了内部纷争，使北魏政权得以在动荡中维持运转。拓跋珪的强硬统治策略，为后续的政权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种稳定是建立在高压统治之上的。
公元404年9月，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对朝廷的爵位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原有的“王爵”与五等爵制中的“公、侯、伯、子、男”简化为“王、公、侯、子”四个等级。
九月份，朝廷对爵位等级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五等爵位简化为四等，分别是王、公、侯、子，取消了伯和男这两个爵位。其中，王被授予大郡作为封地，公则获得小郡，侯的封地是大县，子则封在小县。在品级上，王位列第一品，公为第二品，侯居第三品，子则是第四品。
这意味着“王”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高在上，他们更像是高级别的雇员，类似于中原地区削弱诸侯权力的做法。
拓跋珪还制定了新的官阶制度，将王爵列为最高品级的一品官员。这一爵位不仅授予皇室子弟，也向立下显赫功绩的非皇室成员开放。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表示王爵并非特权阶层的象征，而是对功绩的认可。在拓跋珪的体系中，即便贵为王爷，本质上仍属于皇帝的臣属，而非特殊群体。关于拓跋珪实施这一政策的深层原因，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详细探讨。
皇室成员及有重大功勋的异姓臣子可被封为王爵。
那些原本地位不算太高的皇族成员和封疆大吏，现在都得往下挪一挪。原本是公爵的，现在只能当侯爵了，其他的也都跟着往下掉一级。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更加突出。说白了，就是大家都得把自己的位置往低处调，好让上面那位显得更加高高在上。
皇室成员和最初封王的贵族都被降级为公爵，而原有的公爵则被贬为侯爵。同样，侯爵和子爵也按照这一标准依次降级。
经过重新调整，封赏名单出炉：10人获封王爵，22人受封公爵，79人得侯爵，103人封子爵，总计214人获得世袭爵位。
两个月后，拓跋珪下令让皇族成员、拓跋八部以及各州郡设立“师”，其实就是北魏的中正官，专门负责推行“九品中正制”。这些人相当于现在的人力资源专家评委。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说白了，就是给那些有功劳的阶层开个方便之门，让他们更容易得到晋升的机会。
十一月，北魏皇帝拓跋珪前往西宫，下令在皇室内部设立宗师职位，并在八个属国中分别设立大师和小师，同时在各个州郡也设立相应的师职。这些职位的职责是辨别宗族关系，选拔有才能和德行的人，类似于魏晋时期的中正官职责。
拓跋珪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核心目的非常明确：削弱皇族势力，同时拉拢代北贵族。他通过精心策划的手段，重点在于限制宗室权力，转而依靠代北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些举措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识地针对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关键问题，试图通过削弱一方、扶持另一方来实现权力的平衡与集中。可以说，拓跋珪的政治设计始终围绕这一主线展开，体现了他在巩固政权方面的深谋远虑。
然而，仅仅依靠笼络手段来对付功勋阶层显然不够，必要的压制措施不可或缺。但如何有效打击这些功勋阶层？直接采取强硬手段显然不明智，这会让人们对拓跋家族失去信任和期待。因此，机智的拓跋珪决定采用一种巧妙的方式。他公开服用五石散，并假装因药物影响而精神失常。这样一来，如果他在“失常”状态下做出什么不当行为，大家是否应该多包容一些？
一开始，他服用了寒食散，时间一长，药物开始发挥作用，导致他情绪波动大，经常暴躁易怒，情况越来越严重。
拓跋珪逐渐对周围的人产生了不信任感。
对身边的臣子和亲信，他总觉得谁都靠不住。
接着，神志不清的拓跋珪却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不断清算过往恩怨，大开杀戒。
每次在朝廷上奏报事务之前，都会翻出对方过去的过错，借此将其处死。
那些即便没主动招惹他的人，只要表现出不敬或不满，同样难逃一死。死后尸体还会被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其他如面色变化、呼吸不稳、步伐紊乱、言语有误等情况，都被认为内心怀有恶意，外露于行为，常常被当场处死，尸体陈列在天安殿前。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年仅20多岁的崔浩却表现出对工作的极大热情。他每天都毫无顾虑地跟随在拓跋珪身边，丝毫不感到害怕。这就像有些人一看到领导开会就觉得受益匪浅一样。那么，崔浩为何如此淡定？其实，聪明的崔浩早就看穿了拓跋珪的这些举动并非针对他，而是针对代人集团中的那些资深功臣。
当时，朝中大臣们因为害怕犯错，大多不敢与皇帝走得太近。只有著作郎崔浩一直勤勉尽责，有时甚至整天都不回家。
总的来说，拓跋珪晚年虽然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杀人，但他并没有大规模屠杀汉人士族。这是因为汉人士族在当时政治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对他们下手没什么意义。他真正清除的，是那些可能动摇他统治根基的"代人功臣集团"。这些人掌握实权，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成为拓跋珪的主要打击目标。
公元406年6月，北魏太尉穆崇去世。朝廷官员在商议给他定谥号时，拓跋珪亲自审阅了相关文件。当他看到"丁"这个字，意思是"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忠不义"时，拓跋珪直接表示：这个谥号跟穆崇简直是绝配。
天赐三年，他去世了。当有关部门上报谥号时，太祖亲自查阅了谥法，看到“述义不克”这一条。太祖说：“这个谥号很合适！”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穆崇为何会与拓跋珪产生矛盾？
穆崇和之前提到的李栗一样，都是拓跋珪早期追随者中的核心人物。不同的是，穆崇不仅带着资源加入，还在独孤部刘显支持拓跋什翼犍的小儿子与拓跋珪对抗时，第一个向拓跋珪传递了关键情报。多年来，他跟随拓跋珪四处征战，立下不少功劳，官至太尉，成为北魏朝廷中最高的文官。然而，尽管地位显赫，穆崇也逐渐看清了拓跋珪的行事风格，意识到他们这些老臣的好日子即将结束。于是，他私下与拓跋珪的弟弟拓跋仪合谋，准备发动叛乱。
仪因为自视甚高，仗着皇帝的宠信，便开始与宜都公穆崇暗中策划叛乱。
然而，这次叛乱计划因拓跋珪的意外召见而暴露。据史书记载，拓跋珪考虑到穆崇和拓跋仪过去的功绩，决定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但随后，穆崇却突然离世。
起初，魏国的太尉穆崇和卫王仪曾策划刺杀魏主珪，但未能成功。珪考虑到两人的功绩，选择了隐瞒此事，并未追究。
说到底，拓跋珪的所作所为，根源在于合伙创业的固有缺陷。人们往往能在困境中团结一致，但一旦成功，反而容易产生裂痕。对拓跋珪这样的独裁者而言，手下的功臣不过是工具，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主宰。如果让其他人也感受到掌控权力的滋味，他的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因此，这些功臣在创业初期是得力助手，但当局面稳定后，如果发现他们仍有威胁，拓跋珪就会毫不犹豫地清除他们。
过去，你们的存在至关重要；现在，你们的缺席同样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