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谥法体系中，“文正”与“文襄”乃大臣薨逝后所能获封的顶级谥号。整个清代，获此二谥的大臣共计23位，细分而言，得“文正”谥号者8人，膺“文襄”谥号者15人（此外，获“文忠”谥号者有10人） 。

在普遍认知里，“文正”这一谥号常被视作极难获取，此观点不乏依据。然而，若从清代对汉族大臣赐予谥号的维度审视，“文襄”实则更具稀缺性。据史料记载，整个清代，获赐“文襄”谥号的汉族大臣仅有三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位获赐“文正”谥号者皆为汉族大臣。

【文正标准很高却未必名副其实】

在清代，谥法体系臻于完备。然而，彼时朝廷对于赐予谥号一事极为审慎严苛。据相关记载，“国朝优恤臣僚，恩礼丰渥，惟身后给谥，最为矜重。”自清朝开国迄至道光一朝，获享赐谥这一殊荣者，仅四百余人而已。

在同治朝以先，针对一品大员，赐谥并非定制。彼时诸多大学士与尚书薨逝后，并未获赐谥号。迨慈禧太后主政之际，遂颁定规制，凡一品官员离世，均赐予谥号。

在古代谥法体系中，获赐谥号本就颇具难度，而欲得“文”字为谥，其难度更是攀升至新高度。依循既定规制，唯有出自翰林者，方具备以“文”字为谥的资格。不过，对于那些虽非翰林出身，却位极大学士之尊的官员而言，也可被赐予“文”字谥号。

在整个清代的历史进程中，于获得以文为谥号的官员群体里，既未取得翰林出身资历，且未曾担任大学士之职者，经考证，仅有索尼与周天爵二人。

在众多以“文”字起首的谥号之中，“文正”“文襄”与“文忠”的等级最为尊崇。

在文正谥号的赐封制度里，存在一项明确规制：凡具备于上书房担任师傅资格之人，依循既定惯例，皆可获赐谥号中含“正”字。

然而，此处所提及的“照例”，实则属于小概率情形。在清代，担任过上书房师傅一职者，保守估计亦有数十人。可见，“上书房师傅”仅构成一项基础条件。但恰恰是这一刚性规定，导致诸如傅恒、阿桂等八旗贵族，皆与“文正”谥号失之交臂。

上书房师傅并非正式职官，而是一种“差遣”，其不具备固定的品级设定。鉴于此，它并不契合“官至一品者予以谥号”这一标准。

换言之，于清朝上书房担任师傅之职者，唯有官至一品大员，方具备获取“文正”谥号的基础条件。然而，即便满足此一条件，也并非笃定能够获此谥号，盖因还存在诸多其他限定要素。具体而言，官员自身的品德操行、才学能力以及所获皇帝恩宠的程度，皆在影响“文正”谥号授予的考量范畴之内。

在清代获封“文正”谥号的八位大臣，即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与孙家鼐之中，曾国藩堪称独特的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余七位皆曾担任帝王之师，肩负教导帝王学问与治国理政之道的重任，在帝王的成长与教育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曾国藩并非以帝师身份获此殊荣，他凭借自身在政治、军事及文化等多领域的卓越建树，于清代众多“文正”大臣里独树一帜。

然而，于获“文正”谥号的八位大臣中，曹振镛、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四人，其“文正”之谥，似存“名实难副”之疑。从功绩建树与道德品行等维度考量，此四人与“文正”这一美谥的崇高标准相较，或有不及。相较于陈廷敬、张廷玉等声名远扬的汉族重臣，他们在历史贡献与个人修为等方面，确有一定差距。

从“文正”谥号的赐予情形分析，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依据谥法制度的明确规定，大臣的谥号通常由礼部与内阁负责撰拟。然而，对于“文正”这一谥号，存在特殊之处，即“惟‘文正’二字不敢拟，悉出特旨”，显示出其赐予的特殊性完全取决于皇帝的特别旨意。

由于帝王个人偏好往往具有局限性，“文正”这一谥号虽居尊崇之位，却未必全然契合受谥者之德行与功绩，其价值亦因之显著降低。

【文襄之谥最隆，少有滥竽充数者】

在清朝时期，共有15位人士获封“文襄”这一荣誉。他们分别是洪承畴，作为明清交替之际的重要人物，其事迹影响深远；靳辅，在水利治理方面颇有建树；李之芳，于政治领域展现出独特才能；图海，凭借军事指挥才能为清朝稳固疆土；华显，以其自身功绩在清史中留下印记；福康安，屡立战功，声名远扬；兆惠，于边疆战事上表现卓越；于敏中，在文化、政务等方面贡献突出；黄廷桂，为地方治理与军事事务尽心竭力；明亮，亦在军事活动中表现出色；舒赫德，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皆有所作为；勒保，在诸多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长龄，在边疆事务及军事行动中成绩斐然；左宗棠，以收复新疆等重大功绩彪炳史册；张之洞，在晚清的洋务运动等方面影响重大。

于敏中、左宗棠与张之洞三位汉族人士，于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需加以说明的是，洪承畴在归降清朝之后，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基于此特定缘由，并未将其纳入此列。

对于对清朝历史具备一定认知的读者而言，以下诸人之名想必耳熟能详。唯“华显”，或存些许陌生之感。华显，身为宗室觉罗，于康熙年间乃声名远扬的封疆大吏，彼时其官声与政绩颇为显著。

在咸丰朝之前，“文襄”这一谥号的赐予尚未形成固定制度。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获赐“文襄”谥号者，需兼具文韬武略之才，且于诸多战事中，立下显著的军事功绩。

洪承畴虽身列“贰臣”之属，然其于清王朝完成中原一统之进程中，所建树之功勋实难以磨灭。顺治十年，洪承畴膺任经略之职，统筹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军事要务，在清廷推行统一策略及实施招抚举措以绥靖各省的进程中，堪称居功至伟。

在清代治水史上，靳辅堪称最为卓越的治河官员。相较于军事征伐，治理河患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与艰难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靳辅凭借长达数十载的不懈努力与全身心投入，成功保障了河运的顺畅。正是得益于他在河务治理上的卓著成效，才为康熙帝顺利平定三藩之乱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撑，同时也确保了江南地区丰富的财赋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财政的稳定与中央政权的运转。

在康熙帝戡定三藩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李之芳与图海功勋卓著，为稳固清廷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而于乾隆时期，福康安、兆惠、黄廷桂、明亮以及舒赫德等人，深度参与了所谓“十大武功”之壮举。他们在各自战事中屡建奇勋，其军事成就皆可著书立传，于乾隆朝军事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勒保与长龄，堪称嘉庆、道光两朝之肱股重臣。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二人运筹帷幄，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在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进程里，亦凭借其果敢决策与战略布局，立下赫赫战功，为维护彼时国家之稳定与统一，作出不可磨灭之贡献。

上述所列举的八旗贵族，皆历经残酷战火洗礼与生死考验。其于历史进程中，凭借卓越功勋与非凡作为，获“文襄”谥号，此乃名符其实，当之无愧。

对于三位汉臣的情形，需予以差异化考量。于敏中身为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属纯粹文职官员。在大小金川之役期间，他凭借在军务谋划与辅助方面的贡献，立下功绩。故而，其逝后获赐谥号“文襄”。尽管于敏中未亲身涉足战场，但仍因军事方面的功勋而获此谥号。

左宗棠功绩卓著，不容小觑。在晚清时期，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以及回民起义等重大事件。特别是在光绪年间，面对诸多反对声音，左宗棠以坚定决心，力排众议，亲率大军出征，成功收复新疆。其收复新疆这一壮举，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就这一功绩而言，获封“文襄”之谥号实至名归，即便从更高规格的荣誉衡量，配享太庙亦不为过。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范畴中，张之洞的情况独具争议性。张之洞出身于科道系统，这使其与同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政治背景与行事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张之洞的声名鹊起，始于其外放担任山西巡抚之后。特别是在洋务运动期间，他积极投身地方实业的兴办，展现出独特的作为与贡献。

张之洞终其一生，虽未投身于诸般战事，但在其辞世之后，经“特旨”恩赐，获谥“文襄”。以张之洞所建之功业而论，纵使“文襄”之谥或存些许过誉之嫌，然相较曹振镛等人获谥“文正”，实乃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退一步言，张之洞至少亦当得“文忠”之谥。

自咸丰朝之后，针对谥号“文襄”的赐予规则出现了新的界定：“文武大臣若于战事中阵亡，或于军营之内因长期操劳而染病身故，且其军事功绩尚未完备者，一概不得选用‘襄’字作为谥号。”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便因“功业未竟”，最终获谥“文忠”。

经严谨对比分析，文襄之谥号所具价值与地位，相较文正并无不及，甚至从获谥之难度衡量，文襄更胜一筹。基于此，御史秉持专业考量，主张在谥号的尊崇序列中，文正与文襄当并列首位，而文忠则位居其次。若各方对这一观点持有相左之见，欢迎于专门的评论区域展开理性探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