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正确？世界上古代人类认知的巧合或智慧的相通，代表着普世的历史正确。“天下大同”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共有成果，普世价值观保持人类各国家、地区、宗教、组织、意识形态、政治党派之间在道德底线上的统一，以避免人类过度分裂、斗争。我们回看世界史上的轴心时代，东西方文化围绕“天下大同”的共同遥望与呼应，乃至于今人的响应，爬梳剔抉历史正确的标本。
（一）
中国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梁簌溟早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黄河流域文化是世界古代四大不同原生文明发祥地流域的代表性文化，黄河流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这是黄河文化合法性、合理性的确立。
世界古代四大原生文明以及其他派生文明，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展开面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价值和意义，一直是中外学者解读和交流的课题。虽然俗谚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是从人类命运的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来回顾先祖走过的路，我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各一方的不同民族思索未来的永恒主题。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在这个时间纵轴和地理横轴上，人类文明精神发生了重大突破。所有的文化奇迹、文化相通的“奇怪”都发生在这个区域里和这个时间段内。
在这个区域和这个时间段内，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批“聪明人”诞生了。中国的老子、孔子、列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伯来犹太先知摩西、以赛亚等，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雅斯贝尔斯说：“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几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在这里，我们关注并认为“奇怪”的是，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与古代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一种默契，表现在文化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些先哲智者们分别提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原则，一直影响甚至决定着当今人们的世界观。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区域思考，大家不约而同地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然后由量变到质变，智能大爆发，人类一起成熟了。有学者评论，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这个关键时刻，黄河文化下的中华文明没有缺席，古希腊文明虽然不是原创，但是它那个时候表现得特别优秀。
上述所有文化现象能证明的是，这些先哲们思想上对人类命运的憧憬高度一致，尽管各自的道路、方法、内容不尽相同。所有文化现象不能证明的是，当时这些不同流域的先哲们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思想交往。
（二）
黄河文化的杰出代表、古代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他的弟子在《礼记·礼运》中记录了孔子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反映了孔子对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和谐有序社会的向往。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早已对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做了精辟总结。大同世界在后世文化上影响深远的有桃花源，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华英杰在中国又兴起构建大同世界的思潮。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三民主义，是指导民主革命的灵魂。
略晚于孔子的古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用苏格拉底的口吻叙述了他对实现公道正义的理想国度的期盼，也是一个和谐有序的国家方案。这个方案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史、甚至西方思想史上人类探索社会理想的开端。而后，在西方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等近代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描绘与演绎不断被完善与丰富。
真的让人惊讶，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与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孔子提出的“圣王”思想和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思想，都是通过道德高尚的圣贤来拯救日渐衰落的世道人心。二者都旨在使政治道德化，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或“理想国”。在“大同社会”或“理想国”里，治理者都是“选贤与能”，人们都具有和睦的祈求和诚信的品质。他们都主张的“公天下”，与世袭制的“家天下”是对立的。同时，他们都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这就是说，他们的理想，都是“凭空”想出来的。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远隔千山万水毫无联系的他们居然想得那么一致。
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在《论语》开篇就发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叹。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作为西方伦理学重要奠基者，也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以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友爱”问题。可见，在专制社会，两位先哲也都曾在“大同”“平等”的框架下，试图在血缘和专制的社会关系中，提出新的朋友交往的价值向导。
在这个轴心时代，郑州的圃田也出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传承人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归同于老庄，被道家尊为前辈。
中国古代与柏拉图同时期的列子，在《列子·黄帝》的寓言里，讲述了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憧憬华胥国“大同世界”的故事。讲的是黄帝忽一日梦游到华胥氏之国，见其国上无国君，下无贵贱愚贤之分，人民无所嗜好，既不恋生也不畏死；既无亲疏背向之隔，也无爱憎利害之心，是一个没有人间利害得失的奇妙极乐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孔子《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道家的影响。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认为《礼运》篇所讲“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也说“篇首匠意，微似老子。”当年，孔子曾拜学于老子（约公元前571年—约公元前471年），老子传授的核心是“上善若水”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之道，就是治国理政、和合大同的和谐之道。老子描述“大同世界”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三）
在尼罗河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化交流中，《旧约圣经》《出埃及记》讲述了以色列人在耶和华（上帝）美妙的引领下离开在埃及为奴的故事，即由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约前1520年—前1400年）带领下通过荒野到达西奈山，前往耶和华（上帝）应许他们的国度的故事。
这个故事与中国列子的寓言《黄帝出游》又有着相似的逻辑。《列子·黄帝》篇中说，华胥氏作为华胥国的女首领，“其治国有方，民无嗜欲，自然而已，是为盛世乐土”。黄河流域的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为追求治世强国，梦寐以求的希望能够复兴华胥国的辉煌，于是有了“黄帝梦游华胥之国，而后天下大治”的典故。
《出埃及记》中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与列子描述的华胥国女首领华胥氏的充满慈爱和恩典是何等的相似。《以赛亚书》中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和平的君”。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实现“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出自耶稣（约公元前4年—约公元30年）在主祷文的开首祷文，他认为只要天下人人心地改得善良，世界就此大同，天国即在地上了。《旧约·创世纪》中描述，伊甸园是地上的乐园，是上帝为亚当夏娃创造的生活乐园，后用以比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上帝在伊甸园指出，他定意要使地球成为乐园，住满享有永生的人。
尽管与华夏民族无一元上帝监督的大同世界不同，阿拉伯先知们更多的是用神的意志统一社会（华夏民族还有先祖的意志统一社会），但是他们提出了建立公平正义的“上帝的国”，这与华胥国何其相似乃尔。华夏民族的大同世界虽然与阿拉伯先知们的道路不同，然而在社会层面的终极目标上，二者却是在互不相识的又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取得了高度一致。
（四）
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先后著述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八篇。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国外的许多评论家认为春秋时代郑国列子寓言的人文故事超越古希腊伊索寓言的动物故事。其中《黄帝神游》，热情讴歌了黄帝修德养性、养身冶物之道。特别是列子所云黄帝梦游到华胥氏之国，感悟到了养身治国之道，这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王子坐悟成佛有异曲同工之妙。须知，列子时代，尚无佛教传入中国，也无资料证明黄帝文化传入古印度。然而不同流域的人类不同文明，竟然是如此相似与默契。
释迦牟尼在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众生平等之生命界大同”的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天下风清月明，百姓和顺；崇德兴仁，众生平等；没有灾厉，国丰民安；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对照一下《列子·黄帝》文曰：“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悖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
佛陀的极乐世界，犹如黄帝神游的华胥国。但是佛陀的极乐世界仅讲民生的幸福结果，不讲社会的制度治理。
由此我们看到，轴心时代黄河文化既贡献了制度化的“大同世界”，又憧憬了生活化的民生幸福。黄河文化为人类命运贡献的“中国方案”，一开始就是最完整的。
有人形象地描绘，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希腊海边思考的时候，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岸边打坐，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岸边散步。尽管四大文明流域的自然生态千差万别，而且各文明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不得沟通，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文生态几乎是在相同的起点上发轫，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精神智商和哲学智慧高度一致，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生态基因。
如今，科技的发展让世界各地分分钟、点对点地联系，已变成常态。目前不是苦于无法信息沟通交流，而是如何在国际视野下贡献本国智慧。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一个跨越古今的目标，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对世界未来的描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站在百年巨变的世界格局下，站在历史正确、道义正确的一方，提出的普世价值是“和平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代中国对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的大爆发，中国采取了果断的自救以及向全世界伸出援手，说明了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对世界灾难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对全世界的援助，又践行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最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人类贡献。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善良与黄河文化的光明。这一次，世界各个地域、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不再“踽踽独行”“各不相谋”。即便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美国老牌政治家基辛格依然认为，“当前的需要，最终必须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结合起来。”
二战以来，全球的主题就是一个，即“国际化”。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是围绕“国际化”展开的。科技的大发展，给“国际化”插上了翅膀。当今世界，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此。在百年巨变这个大格局下，“国际化”新的路径和核心价值观面临新的选择。
随着西方世界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西方世界建立的所谓国际秩序正在被他们自己撕裂，西方世界一统天下的梦想走向破灭。同时，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2022年春天的俄乌冲突，点燃了加速百年巨变的火药桶，加速了世界变局的演进过程。事实已经证明，“黑暗的中世纪式的霸凌与傲慢”，旧的世界霸权及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终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人类社会，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当今世界形势和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黄河文化的继承者、代表者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宣示体现了对国际关系和人类前景的基本主张，塑造文化价值理性的逻辑，形成人类之间和平和睦和谐的契约，表明黄河文化力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文关怀和黄河文化方案。
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一方面是工具价值理性的提升和丰富，另一方面是文化价值理性的建立和拓展。通过前者，人类学会并很好地利用客观世界，通过后者人类学会并很好地使用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类对人际交往规律的提炼和运用，从最开始的同态复仇到必然走向世界人民大家庭的和平共处。
“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文化的认同，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认同。这种文化命运共同体，同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组成部分。我们期盼世界各个民族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世界各个国家“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作者简介：黄海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