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人口总量正式被印度超过，结束了自明朝中期以来保持数百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

可即便这样，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口超过14亿的大国。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提出了新人口论，呼吁国家重视人口增长问题。

而从八十年代起，中国正式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最终遏制了人口疯狂增长的势头。

回顾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马寅初没有提出新人口论，中国也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如今的中国会怎么样呢？

80年代随处可见的“计划生育”标语

毛主席有一条著名的论断，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阐述的含义有一层则是，没有经过细致入微的调查，所得出来的结论必然是有失偏颇的。

而新人口论的诞生，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建国之后，大陆各地区相继解放，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国内环境的稳定促使中国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

1953年，为配合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为了方便进行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国家启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的具体办法就在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凡中国公民皆应统计在内。在全国各地基层统计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利结束。

1954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这次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当时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6.02亿人。

这一数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要知道自清末以来，凡有识之士提起中国人口，总是言道“四万万同胞”，而在混乱的时局之下也根本没有条件来观测中国人口的增长。

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无疑是对这一陈旧数据的刷新。然而这个新的人口数字，却引起了马寅初、邵力子等人的担忧。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马寅初多次前往浙江进行调研，没想到他却发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当时在浙江农村调研时，马寅初就发现这里的儿童特别多。通过对当地数据的调取，马寅再次发现浙江各地市的人口增长率能达到2.2%，有的地区甚至能达到3%。

过快的人口增长，让马寅初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和忧虑。

1955年7月，马寅初经过对自己调研情况的总结，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并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进行讨论。

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对喜人的效果，故而大多数代表都对马寅初提出的人口问题持反对意见。

众代表的反对，并没有让马寅初感到灰心，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论断。

1957年4月，马寅初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随即在当年6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人口论》。

从1953年到1957年，中国人口增长率连续4年超过2%，这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增长1000-2000万的人口。

而随着人口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人口增长率可以说是恐怖和具有灾难性的。

基于此，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出，节制生育不仅仅应当存在于家庭内部，而是要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并呼吁国家应该有计划的干涉生育。

在具体办法上，马寅初提出普及避孕措施，减少出生人口。同时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宣传晚婚晚育的好处，提倡优生优育而不是多生多育。

如果这一切都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那最后才应该让严厉的行政力量介入进来。

值得一提的是，马寅初并不是注意到人口问题和提出对策的第一人，但他的理论观点却最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和价值。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马寅初始终在以辩证的角度看待人口问题。

马寅初从不认为人口众多就百害而无一利，他认为人多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但在社会物质条件不算丰富的时代就是一种负担。

在这种环境下，提高人口的素质远比提高人口数量要重要得多。

毫无疑问，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深深的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出于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和前瞻，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理论。

因此纵然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反复论证，最后仍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中国将计划生育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正所谓“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经过了在实践中长期论证的过程。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后，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影响，计划生育虽然已经在国家层面具有一定的共识，但真要在民间推行起来，却有着十分大的阻力。

尤其是在自然灾害肆虐的年代，中国人口出现一定的波动，计划生育也因此而被搁置。

也正因为这样，从1962年到1973年期间，中国人口再次出现爆发性增长，这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口累计增长了3.2亿。

人口的大量增长已经严重拖慢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社会资源被用于抚养新生儿之上，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1970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

而接下来的十年里，更多的则是在实践中不断论证“生几个好”的问题。

1972年8月，卫生部向国务院提交了《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其中总结了“晚、稀、少”三字经验。

即鼓励男女首婚年龄晚于25岁，婚后不必马上生育并尽可能间隔时间长一些，并且鼓励一对夫妇最多只生两个孩子。

这样一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但此时中国的人口基数已经超过9亿，且该阶段推行计划生育的主要工作是以宣传为主，故而中国人口仍然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增加。

到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十亿。越来越严峻的人口压力，迫使我国开始采取相对严格的人口政策。

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关于计划生育的相关条款，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计划生育的概念第一次被写进宪法。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在积极修改过往关于推行计划生育的相关办法，1979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正式提出：

“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

80年代随处可见的计划生育宣传

从此之后，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便开始在全社会宣传，并且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81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并且建立起从上到国家，下到社区的计划生育管理系统，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概念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进一步变得深入人心。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且写入了新编纂的《宪法》之中。

回顾中国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基本上与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到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是相符合的，而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之后，中国人口增长实现了一个“急刹车”。

8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

如今，实施计划生育已经有四十多年，中国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

根据统计，202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达到-0.6‰，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特殊原因而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

尽管如今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但出现如今这种人口现状的源头，无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那么，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不可否认的是，在如今这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逐渐流失，以至于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了国外。

同时中国也产生了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时就有人提出，如果当年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这种问题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中国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粮食问题。

美国前国务卿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那你就控制了全人类。”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高峰，1965年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峰值，当年平均一个妇女要生育6.16个孩子。

而在1970年-1975年期间，中国每年人口增加2200万，这一数字几乎与当时澳大利亚的总人口相当，即一年生出一个澳大利亚。

如果不控制生育，中国人口增长将会越来越快，多出来的人首先就会对中国粮食储备造成挑战。

其次，多生多育对妇女也是一种束缚。

一个妇女生育多个孩子，不仅影响妇女个人价值的实现，也会减缓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在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中国女性早婚早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过多的人口也将会对社会治理造成极大的隐患。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就提到，人口质量的提高相当于人口数量的增加，与人口数量相比，更重要的是人口质量。

如果人口数量过多，则人口质量则必然不会太高。

因为社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其物质总量是一定的。一旦人口超过了社会资源能够承载的最大值，则势必会导致各种社会资源的紧张，甚至会对社会治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且过多的人口也将会对环境造成更多不可逆的伤害，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小的挑战。

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就必须加大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这些都会对原本正常的经济运行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与其讨论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会怎样，倒不如讨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口的发展方向更实际一些。

2022年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新生人口降至1000万以下，而且据推测，2023年也有很大概率出现人口负增长。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人口出现负增长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之一，所带来的也不一定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的本质就是在人口问题上的宏观调控。

尽管当下人口已经呈现自然状态下的负增长，中国的社会资源也足以承担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却从未动摇。

为了应对新的人口变化，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开放了二胎、三胎等政策，需要注意的是，这依然是计划生育的一种形式。

人口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政策的效果都不是眼下可以体现出来的。

身处于新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相信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的智慧，中国人口政策不正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