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驯服蒙古这只雄鹰，让这只雄鹰心甘情愿的臣服于清朝的管控之下，并不能一味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

因此，清朝明智的采取拉拢蒙古上层阶级的政策，让蒙古上层阶级心甘情愿的臣服于清朝的领导和统治。

早在皇太极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局势就提出要以德服人的治边思想。清廷对蒙古的怀柔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封王联姻、朝觐制度、藏传佛教。

封王联姻是清政府对蒙古的怀柔政策之一。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满蒙之间的盟友的关系，加强双方的联系，便通过联姻的方式，建立起紧密的血缘关系。

然而利用联姻的手段稳定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清朝时期的联姻政策成为了一种国策，这在历代王朝中是极为特殊的。

自努尔哈赤时期，便通过与科尔沁联姻而巩固彼此之间的盟友关系，因此，科尔沁也成为了第一个与满族结盟的贵族蒙古部落。

自此之后，清朝在三百年间，“满蒙联姻的次数高达595次”，逐渐演变为清朝的一项制度。

联姻政策，在清朝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指婚制”，即皇帝掌握了清代皇室及宗室的婚配权。

“指婚制”至乾隆时期达到高峰，严禁亲王、郡王的格格私自与京内旗人婚配，违者便会受到处罚。这项制度无疑为清代的联姻政策提供了有力保障，让联姻政策在清朝可以不断发展。

满蒙联姻之所以被清朝统治者如此重视，正是因为这项措施有效的笼络了蒙古贵族，对清朝统治蒙古地区扫清了一定的障碍。

同样，满蒙联姻政策被蒙古贵族接受，也是因为这项政策无论从蒙古贵族的心理上与实际利益上都对其有极大的诱惑力。

从心理上分析，蒙古贵族同清代皇室联姻，与其形成了血缘关系，“满蒙一家”的政策极大满足了没落蒙古贵族的心理需求。

从现实层面来讲，满蒙联姻政策使蒙古贵族与清朝统治阶层成为亲家，二者形成了与清朝统治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使得蒙古贵族的政治地位得以保障。

联姻政策本质上讲是为了保障满蒙双方的利益诉求，清朝希望通过“满蒙联姻”拉拢蒙古贵族，使其安于自己的统治；蒙古成为清朝的盟友、亲家，其最大的诉求就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而清朝统治者深知蒙古贵族的诉求，便再加以“封王”的政策给予了蒙古贵族极高的政治地位以及极为丰厚的待遇。

“封王”政策，首先保留了蒙古王公、台吉原有的称号，有的甚至保留了原有的汗号。并且按照对于清朝的忠心程度，对蒙古地区的上层阶级进行封爵。然而，虚名并不能满足蒙古贵族的需求，不足以使蒙古贵族安于清朝的统治。

因此，清廷给予了蒙古上层阶级极大的政治特权，从多方面维护了蒙古贵族们的利益。从政治权利上，除内属蒙古及八旗蒙古外，外藩蒙古王公扎萨克相对拥有旗内的自治权。

如他们在旗内拥有立法权、财政权以及任免权。从蒙古贵族的俸禄上看，蒙古王公得到了极丰厚的经济利益。

这种俸禄并非授予官职而得，而是赐予王公身份所得。不仅如此，蒙古贵族还通过清朝对其所封爵位拥有了进京“朝觐”的资格。

朝觐制度对于蒙古上层阶级来讲是一项具有义务与权利双重性质的怀柔政策，在蒙古地区以年班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年班作为朝觐制度的核心，主要是指蒙古王公扎萨克每年元旦以轮班的形式进京朝觐。这项制度主要是针对于蒙古上层阶级所制定的，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笼络蒙古贵族阶级，以便于清朝更好的统治蒙古地区。

由于“年班”制度是在满清与蒙古的较量中所产生的，因此具有两面性，也就是一面是清朝给予蒙古王公的特权与尊贵，而另一面则是清廷对蒙古贵族的统治手段。

在“年班”制度中，蒙古王公入京进行朝觐时，清政府不仅会将来京的蒙古贵族们按照不同的爵位提供相应的路费。入京后，还会有“燕赉”，也就是清朝统治者接受了蒙古贵族们的贡礼后，会对入觐者的进行丰厚的赏赐和设宴款待。

然而，“年班”制度的产生根本目的是在于清政府更好地统治蒙古地区，因此“年班”制度中对于蒙古上层来京时的各项活动也有十分严格的管控。

首先，在“年班”制度中为防止蒙古各部落相互连接，清政府对蒙古王公进京的路线、时间等都做了细致的规划，目的就是防止蒙古各部借机相互联合。

其次，清政府严格限制蒙古王公在京内的活动，目的在于防止蒙古贵族们与京内大臣联系。

不仅如此，蒙古王公入京朝觐时，必须要向皇帝进献贡礼，严格遵守朝觐礼制，这也是清廷为威慑蒙古上层，让其臣服于清廷统治的一种震慑手段。

这对前来朝觐的蒙古贵族来说，“年班”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是双重性的，积极影响是入京朝觐是对蒙古上层人士的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认可，会得到丰厚的赏赐，而且一部分优秀的蒙古上层贵族还会得到清代统治者的赏识，留在京城任职。

此外，“作者拉喜彭斯克出任巴林旗协理之职时，曾到承德热河觐见皇帝，获准就职。”

可见，通过“年班”制度让蒙古上层阶级进入内地任职，使蒙古贵族进入了全国的中心，而且清代积极的吸收着汉文化和儒家思想，这也让当时的蒙古贵族受到了一定中原思想的影响。

但是，负面影响也随着“年班”制度的发展日渐显露，蒙古上层社会入京后见识到了皇家的奢靡的生活后，争相效仿。不仅如此，年复一年的对清朝的贡礼也增加了蒙古地区额外的开销。

清廷利用年班制度增强了蒙古王公对清朝的向心力。正是由于清朝这样宽柔并济的治边思想，使清朝可以在边防设施上达到康熙皇帝所说的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效果。

清朝的治边思想对蒙古地区经济、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蒙古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让蒙古社会的文化得以发展，这一时期史学、文学、佛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清朝在治理蒙古时，采取了政治、军事、联姻及宗教等多方面的措施。然而无论是联姻又或者是军事政策，都不及藏传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水晶珠》的影响力。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由来已久，早在元朝时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宗教基础，但是由于元朝的宗教政策，这时的藏传佛教主要受到元代上层社会的追捧，并未在百姓之中广泛传播。

因而，随着元朝的陨落，藏传佛教也逐渐退出了蒙古的历史舞台。直至十六世纪六十年代阿勒坦汗突破了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封锁，占领了青海大部分地区，战争使蒙古接触藏传佛教成了必然。

首先，由于当时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西藏地区失去了政治的庇护而陷入了困境，阿勒坦汗又并非黄金家族的嫡长子，因此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双方的利益需求一致，促使他们走到一起。

其次，一方面，阿勒坦汗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黄教的法律，为黄教在蒙古地区顺利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阿勒坦汗带领其所统治的蒙古地区走向了富庶，使其树立起了威望，为他引进“藏传佛教”打下了群众基础。

而且，此时蒙古社会原有的萨满教无法满足蒙古人民的精神需求，他们的精神世界处于一种较为匮乏的状态，恰好藏传佛教不但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和深厚的内涵可以满足蒙古人民的需求，并且，在十六世纪中叶，蒙古社会出现了‘复兴’的思潮。

认为忽必烈汗时代蒙古帝国的繁荣兴旺，是由于“政教两种制度平行”的结果。多种因素共同合力使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开来，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清朝入关伊始，就意识到了藏传佛教的重要作用，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扶持喇嘛教的宗教政策。

首先，清代为笼络蒙古王公，从而达到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力度，因此积极地在蒙古地区扶持藏传佛教，广建寺院。

如作者拉喜彭斯克所属的巴林右旗就有建于康熙四十五年“大阪镇的荟福寺……荟福寺喇嘛最多时达到五百多名。巴林右旗著名的庙宇还有建于康熙六年的会园寺又称普觉寺。

此外，巴林右旗建于清朝时期的寺庙还有“洪格尔庙、隆福寺、古力古台庙、阿贵庙、嘎拉达苏台庙、苏布敦庙、西拉新其勒庙、新庙、东拉新其勒庙、珠尔沁庙、岗根庙、平底山庙、要尔图庙、床金庙、贝子庙、陈板庙、太本庙、甘珠庙等”。

当时清朝仅在巴林右旗就建立起如此多的庙宇，可见其扶持佛教力度之大。

其次，不仅广建寺庙，而且册封佛教高僧，册封佛教高僧的目的在于利用佛教高僧调和蒙古地区的矛盾，成为清朝统治者控制蒙古的工具。

此外，清朝统治者还给予藏传佛教的僧侣们优惠待遇。可见，清朝对黄教的传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虽然清廷对黄教势力有一定的限制政策，但不影响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