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解放战争大局已定，我党在对国民党的军事活动上，也取得了肉眼可见的全面优势，未来似乎一片坦途，新中国的建立，也成为了板上钉钉的紧要事宜。
只不过，新中国的筹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样也不是只有我党参与其中，才能够彻底建立完毕，本质民主协商的原则，新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不同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而这也就要求一些资历老、声望高的老资格民主人士参与其中，才能让新中国的发展和建立变得更加顺畅。
其中有个代表人物，就是辛亥革命元勋，在同盟会、国民党左派以及民主人士中都具有崇高声望的柳亚子老先生。
而为了说服柳亚子老先生身先士卒参与到新中国的筹备中，周总理亲自出马，宴请柳亚子先生，一边品尝美食，一边纵论国事，如果顺利，流传到后世，未尝不是一段佳话。
只不过这次宴请，最终却发生了一些琐事，导致了周总理和柳亚子先生间产生了一些龃龉，甚至让一向为人平易近人的周总理，竟然愤而离席，最终只留下了邓颖超大姐缓和气氛。
那么这一切的来龙去脉，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这一切还要说回到柳亚子先生在解放战争后期的一系列经历。
实际上从蒋介石发动解放战争，准备对我党亮出獠牙，撕破脸皮的时候，柳亚子先生就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很是不满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毕竟蒋介石最开始向民主党派许诺的是，结束了抗日战争后，他并不要搞国民党独裁，而是所有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共同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
但蒋介石这个人，说话向来都是阴险狡诈，毫无诚信可言，自己许诺的事情，此后一件都办不到，不仅没有准备让其他民主党派参与到政治中，反而对一系列文化人士甚至革命元老，采用卑劣的手段，不说别人，就说闻一多和李公仆两个文化名人，就因为公开反对蒋介石，而被他派出特务暗杀。
这件事发生了，举国上下感到震惊，柳亚子老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有感于蒋介石撕破脸皮，完全不顾道义和人格的无耻，但另一方面也心有顾虑，毕竟自己的身份相比闻一多、李公仆更加敏感，作为从辛亥革命时期就参与到革命运动的元勋，他的话语权和分量，也不是李公仆、闻一多能比的，如果蒋介石想对他下手，恐怕他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所以一方面，柳亚子接受了当时国民党内部反蒋力量中坚李济深以及何香凝等人的邀请，开始秘密伪装成自己身体不适，深居简出来麻痹蒋介石，另一方面也开始偷偷计划，准备从一直旅居的上海前往香港。之所以会选择香港，主要是因为香港当时属于英国人的殖民地，蒋介石插手的空间很小，在香港呆着，总比在上海对自己来说更加安全。
到了1947年10月的时候，柳亚子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帮助下，乘坐轮船偷偷前往了香港，并且跟李济深等人一起宣布组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民革”，他自己亲自担任“民革”的秘书长，通电全国，公开宣布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决裂，支持共产党的解放运动。
客观来说，柳亚子老先生的这个举动，极大鼓舞了当时国内的民主党派，让不少反蒋但苦于蒋介石权威太重的民主团体，看到了曙光，自此以后，各地的反蒋潮流风起云涌，尽管蒋介石继续依赖特务组织还有军事对其进行镇压，但是大势所趋，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是时间问题，国民党这个反动且卑劣的政权，已然走到了政治生命的尽头。
到了1949年初，我们本篇故事的开头，柳亚子老先生，应我党的邀请，开始动身前往北京，准备参与到共和国的筹建活动中来，对柳亚子先生来说，他内心是兴奋而激动的，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见证一个新的国度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也同时见证中国人民走出曾经的压迫，奔向一个光明的前程。
只不过，来到北京后，柳亚子老先生还是产生了一些心情，让他变得没有这么开心。
首先是柳亚子老先生的诗歌，虽然因为这次会面开始在北京文坛流传开来，但是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实事求是地讲，文化上的事，自然是“文无第一”，而且在这个阶段，绝大部分人思考的还是未来的新中国政治发展，把精力投在文坛上的人还是少数，本来这也没什么可以难过的。
但是柳亚子老先生毕竟是个文人，他心中还是有些许文人所特有的“矫情”，他总觉得，自己的诗歌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但是却没有得到，是不是大家对于他的文笔并不欣赏，或者说对于他本人有什么不太好的看法呢？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诗歌递给了毛主席看，但是毛主席此时日理万机，当然也顾不上安慰柳亚子老先生的心情，而这就让他心目中的委屈，越来越重。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周总理也对柳亚子老先生有了些看法。
某天，柳亚子先生早起，发现自己桌子上的早餐中，只有白粥和一些干的咸菜。
他顿时感到有些不满，可能是因为“起床气”的原因，他叫来了身边的招待人员，想其询问，为什么没有新鲜的酱菜？
要知道，柳亚子先生是江南人，江南人向来注重饮食搭配，白粥配上酱菜，才是最好的佐餐佳品。而柳亚子先生出身又是名门家族，对于这些细节的问题，自然也是极其注重的。
但负责招待的人员并不清楚这种细节，面对柳亚子先生的质问，对方也只能支支吾吾回答到没有提前准备，非常不好意思。
可此时的柳亚子先生却已经火冒三丈，他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对方对他并不重视，所以在这种细节问题上，也对慢待于他，向来脾气暴躁的柳亚子先生，一个耳光甩了过去，打的对方头昏眼花。
打完了还不算，柳亚子先生又把对方骂了狗血喷头，认为对方没有基本的概念，不配照顾和伺候自己。
服务人员很委屈，但是又无从解释这件事，于是只能忍下去往肚子里咽，这件事情，看上去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可能因为这件事刺激的缘故，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柳亚子先生在各个方面开始频繁的挑招待人员的错误，动辄就对其打骂并且羞辱。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后，招待人员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便反应给了周总理的秘书，而周总理的秘书又将这件事反映给了周总理。
听说了柳亚子先生的反映后，周总理心里一沉，他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一方面确实要向柳亚子先生委婉地指出他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过于激烈，以免伤到了柳亚子先生的自尊心，为接下来团结民主党派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思来想去，周总理协同邓颖超大姐，来到了柳亚子先生下榻的颐和园，专门请柳亚子先生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周总理对柳亚子先生说，最近我听说您对一些招待您的服务员态度不是特别公道，这里我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句，新中国建立后，不管是什么岗位和什么职业，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不能再像封建时代一样对人分出三六九等，就算照顾别人也是正当的职业，您不能这样去对待劳动人民，咱们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队伍，人欺压人和羞辱人是不允许的。
说完这段话，还没等柳亚子先生反应过来，周总理就离开了饭桌，由邓颖超大姐陪同柳亚子先生继续吃饭。看上去周总理好像有些失礼，但细想起来，却不得不感慨于周总理的智慧。
因为两个人如果继续在桌子上吃饭，以周总理的身份和柳亚子先生的地位，必然是针尖对麦芒，这件事情可能没法更好的解释清楚，而周总理离开后，留下邓大姐以比较柔性的性格劝说柳亚子先生，本身邓大姐就是女性，柳亚子先生不会太过于针对，而另一方面邓颖超大姐常年从事群众工作，也能够站在一个更加感性的角度去劝说柳亚子先生，让他认识到他的错误。
果然，周总理的方式很快见效，柳亚子先生专门写了一封信向中央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一些行为的鲁莽，一场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就这样在周总理的指挥下被消弭于无形。
而在那个年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些事情往往会特别棘手和麻烦，但在周总理的手中，却最后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我们也不得不钦佩老一代革命前辈的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