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土特产的概念较热，比如今年杨梅省里就出了三年的方案等。晚稻杨梅是舟山的特色果品，自然是进入了省级的第一批土特产名录。不过对于晚稻杨梅产业来说，或者对于种植晚稻杨梅的农民来说，感觉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对土特产的理解，可以从土特产这三个字上来看，“土”代表了地域，有着乡土的概念，当然有人把它理解成很土，非带着泥而不能称其名的这种，那只能说有点偏了；“特”代表了与其它地方同类东西的差别，这种差别多来自于一个地区的气候及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特别是品种，特殊的风味，当然这种特别多是好于其它地方，形成这个地方的产品品质优势；“产”代表了产业，可以理解为具有一定的规模。仅仅种个几株，几亩是不能算特产的。因为品种优异，所以盛产，因为盛产，所以成为产业。

因此土特产可以理解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形成产业的品质优异的物产，可以是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轻纺工业、文化产品等。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土特产大多指的是能吃的，从传承的角度来看，这些吃的多以种植业为主，而果品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类群。

土特产自古以来，是一个地方最为重要的传播载体，如黄岩蜜桔，通过桔子让世人知道黄岩。同样，土特产更是社交载体，如过去那些年代，如果出差某地，正赶上当地特产上市，在可能的情况下，自然需要带一点回去让亲朋品尝的。土特产造就了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也是乡村发展最为重要的活力之泉。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去过仙居的西炉村，感受过当地的杨梅与杨梅市场，这是一个浸在杨梅香味中的山村。

十多年过去，站在今天的时代，有时感慨社会发展变化之快。我的孩子这代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即将进入社会，而我的父辈，年近八旬，已离开土地。对于我们这辈人，有多少会回农村，种父辈留下来的土地，而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又有多少人会让他们去从事农业。

今年我考察了桐庐的钟山蜜梨，看到梨收购的人员，多以老年人为主，我估算了下，基本在65-70岁。而在漫山的梨的种植基地中，已经能够找到荒芜的梨的种植园。这说明种梨的人群中，有些人已经到了种不动的年龄。在嵊州桃形梨的主产区，当地村书记告诉我，种李的人都在60岁以上了，当我看到那近30度的坡度，以及麦饭石分化形成的砂质土壤时，我能够感受再过十年，这些基地将会有较大面积荒芜。我曾经吃过麦饭石土的亏，就是从山上滑了下来，摔过一跤。在黄岩，种绞白的合作社老板说，近些年绞白的面积在下降，主要是年纪大了种不动，改成劳动力强度小，可连片种植的水稻。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促进了土特产的兴盛，这种兴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代人的功劳，这一代人从改革开放到现代一直在农村从事着最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同的地方形成的种植的集聚效应，造就了各地的独特产业。然而当我们进入改革开放45年后，当这代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时，土特产变革的时代就已经面临了。

定海的土特产有三大名品，均为种植业产品。晚稻杨梅、皋泄香柚、金塘李。前二年我开过金塘李地方标准的征求意见，来的人大部分都是近70岁的，60零几是算年轻的，老方同志年近75了。而在皋泄香柚发源地皋泄村，去年的调查让我看到了近一半的荒芜面积，核心自然是年纪大了种不动了，或者是人走了没人管。而晚稻杨梅自然也是

一样的。

我已经感受到土特产老龄化带来的变化，而且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体现在香柚的失管园中，自然也体现在杨梅的采摘中。当我们种植杨梅的这辈人上了75岁以后，杨梅种植不仅是一个采摘的问题，也成为家庭儿女关心的安全问题。我们一直认为的农户作为产业的基础的现实，将会消失，因为未来农民或者说是小农户将会很少。

舟山土特产的从业人员之所以年纪普遍较大，往往比内陆山区高10岁左右，原因在于舟山独特的区域位置。舟山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就接受了周边城市的发展辐射，年轻人走出舟山，到大城市发展，80-90年代大量的乡办企业，以及后续转制后的私人企业，以及在上海等地办厂，使得舟山很早就形成了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以至于当下很少有我这一辈从事规模农业，更不要说沿袭父辈那种以一亩三分地为生的小农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舟山在土特产上面临的问题，将是省内其它山区未来10年后将要面对的，而这十年的时间的差距，正是我们农民们感受时代变化，走出农村、农业而拥抱城市的时代差距。

当一个地方没有了人的时候，这个地方自然是衰败的，当最后一个人离开，原来再好的风景，再漂亮的住房也不会发挥作用，无人村的结局是被自然磨灭掉。同样，当种植土特产的一代农民大量离开后，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大面积的荒芜与失管，这种断崖式的减少，对原有的土特产产业基础造成严重的影响。

之所以写晚稻杨梅系列文章，是因为我在晚稻杨梅上正在做一些尝试，希望为晚稻杨梅未来规模化经营提供技术层面上的支持，更希望在这样的变化过程，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一变化的社会因素，并形成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些共识。在我看来，晚稻杨梅为代表的定海的土特产大变局已经开始。对我而言，时间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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