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你能考上什么大学？

民国全国普考期间，江苏南京考试院的“选贤任能”牌坊（fotoe图）

“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

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高考，整张国文卷只有一道题：请考生作文，自由评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财政部长宋子文执政期间的作为。

这多少看起来不可思议。反观“我的青春阅读”、“备好的行囊”、“奖惩之后”之类的考题，民国高考显得现实、大胆，更有家国情怀，甚至有“超纲”嫌疑。然而，这类试题在民国并不鲜见。1946年，浙江大学的作文题是“学术建国”；1947年，武汉大学出题“拟请改善中学国文教学法上教部书”，让考生给教育部写封信，批评批评中学语文教育。

《民国老试卷》这本书，收集了民国时期从1933年到1947年的各科高考试卷。有的试卷只有两道主观题，有的开始显露选择填空题型的雏形；有的要求英文、古文互相翻译，连数学卷子都用英文命题；有的古文生涩，可能当今的大学生都未必读懂；也有的理化题极其简单，水平低到现在的初中生可以拿满分。在政局和缓的年代，甚至还出现过高考“全国卷”。

作为民国最后一次高考的亲历者，学者乐黛云看到这本书后说道：“把那时候的高考题目拿出来，看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水平怎么样，对我们是一个参考，找找我们今天的毛病到底在哪里。”

“国家抡才大典”

1948年，杭州将军路，二十出头的应可之匆忙跑向浙闽考区高考考场。

在晚年一篇文章里，他回忆当年的考场是一块经过平整的荒地，搭了一间“奇大无比的棚屋，约可容纳一两千考生”，棚屋里拉着一条七八米长的大红条幅，上书六个大字“国家抡才大典”。那时候他不知道，这是民国最后一场高考。

7月中下旬，应可之在杭州的考点填了一张报名单，上交高中毕业证和两张二寸照，领回一张准考证，上面只有考号和照片，没有名字，这是为了防止评卷人作弊开后门。在《民国老试卷》中，研究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张亚群教授指出，民国高考的最重要特点是灵活多样，招考次数和考场设置往往随录取情况而定。

考试定在8月，连考三天。他报考的国立政治大学考试科目有国文、政治、经济等。为了准备作文，应可之专门买了一部《古文观止》，因为“地球之巨大，太空之辽阔，什么题目都有可能，只能凭自己的文学功底去碰运气”。他读了一百多篇古文，抄写其中佳句，还挑了三十多篇背诵，直到“‘之乎者也’将大脑里的‘的了吗呢’驱逐出境”。

资中筠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了当时高考的备考过程。复习古文，从不把文章拆得支离破碎分析来分析去，“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我们就跟着一起欣赏。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几何代数课都用英文课本，为了应付高考，家里也请了老师专门补习英文。因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一些学校，除了国文，所有考卷都用英文出题。

不巧的是，1947年高考清华、北大、南开的联考作文只准做白话文，题目《我的中学生活》，“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她擅长文言文，“可以发挥，能够瞎拽”，另一场燕京大学考试的文言作文《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立德说》，她答得很顺畅。

从《民国老试卷》收集的三百余套民国考卷中可以发现，民国高考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固定的标准。

1912到1937年，高考由各大学教授自主命题。不同学校考题大相径庭，难度千差万别，科目也各不相同。

首先，必考科目没有标准。1929年北大本科生入学仅考国文、英文、历史、化学4门，而武汉大学则要考数理化在内的8门课。一些学校，还根据大学专业要求，加考法律、博物、哲学、伦理学科目。

此外，不设考试范围，考题明显带着命题人的个性色彩。1932年北大国文考试只要求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同年清华国文卷却是陈寅恪出的著名怪题“对对子”：上联“孙行者”，求下联。据说只有3名考生对上了，其中一名叫周祖漠的考生答了“胡适之”，不是标准答案，却获得一致赞赏。因为部分学校出题太难，1919年教育部提出要求：“命题概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勿使太过不及。”

民国高考也曾经有过类似现代的统一招生，分文科理科。1938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考，统一命题和阅卷。“全国卷”分文理科，设8个科目，国文、英文、公民、生物必考，剩下4门根据所填文理志愿，加考不同难度的数学、史地和理化。因时局变化，高考“全国卷”只持续了3年。1941年后，民国政府没有能力组织全国高考，为了减轻考生的考试量，教育部推出了同考区的高校联合命题。

“先生亲自问，那还不去啊”

乐黛云的命运因一篇高考作文改变了。

1948年，乐黛云从贵州中学毕业，走山路去重庆高考。她父亲是一个穿洋装、拉提琴的大学英文教授，乐黛云在初中读了《德伯家的苔丝》《三剑客》《飘》，一心想读外语系，首选北大，“别的都不想上，一心一意要到北京来闹革命。”她还记得高考卷答得特别顺利，只有解释成语“一蹴而就”时卡了壳，“蹴”字不认识。作文写《小雨》，她觉得这题目特别合胃口，“可以发挥想象，我就做了一篇很得意的小文章。”

乐黛云

阅卷老师沈从文判到乐黛云的作文，十分赞赏，觉得学外语太可惜。于是他给这名考生写了一封信，问她是不是愿意转系学中文。收到沈从文的信，乐黛云说自己“受宠若惊”，心里虽然还是想学外语，仍然回信愿意，“那时候有点虚荣心，觉得沈从文先生都亲自问你了，那还不去啊” 。

在民国，不少考生除了像乐黛云一样，被惜才的老师直接“挖墙脚”转去自己系，还有一些考生甚至不到分数线，因某一门特别出色，而被破格录取。

破格录取的先驱们

破格录取的传统始于北大教授胡适。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次自主招生。刚加入北大的教授胡适在作文阅卷给出了一个满分。这名考生其他科目均不理想，数学还是零分。在招生会议上，胡适力主“破格录取”，获得校长蔡元培支持，这名考生叫罗家伦。

14年后，已经是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又“破格录取”了数学成绩同样糟糕的考生钱锺书和吴晗。钱锺书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招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当时，虽然也分文理科，对招生比例却没有约束。文理科教育不平均，严重偏科的学生不在少数。1928年文科生占大学生的73％，1930年上升到75%。资中筠在一次访谈中解释当时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碰到好老师，那门课自然就特别喜欢”。

大学教授自然不愿意放过有才能的偏科生，他们想尽办法为学生争取录取机会。臧克家在参加国立青岛大学考试时，作文《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出卷人闻一多给了98分。尽管臧克家数学零分，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还是说服青岛大学录取了他。甚至在北大出台新规则“数学零分一律不录取”后，胡适还是设法把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录取进了北大。

学者雷颐认为民国的破格录取，是有一定时代性的，在当今高考没法照搬。

1946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差几分落榜，去了燕京大学；侄子梅祖武清华分不够，念了北洋大学。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也因几分之差，被清华拒之门外。雷颐说：“只有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才可以说老师有很大的权力，我欣赏你的才华，可以破格录取。当制度的透明度达不到这种程度，老师过多的权力只会导致腐败，对青年一代是极不公平的。”

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频繁出现，还源于在高考出题和录取上，大学教授有极大的自由；而在答题上，学生也拥有很大的表达自由。在《民国老试卷》中，张亚群总结当时高考的特点“不是简单、机械地考记忆，而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让学子具有发挥才华的空间。” 曾经参加过民国高考的翻译家文洁若在一次采访中谈到高考，“没什么可准备的，全靠平时的基本功”，她觉得当时的作文题《学校与社会》“不刁，发挥的余地大”。

“当时对考生的要求，跟今天是很不同的。”对比民国高考题，乐黛云评价当今高考：“出题是很大的问题。”她的不少学生曾做过高考命题人，常常把十几个人“关在一个豪华酒店里，谁都找不到”，“他们出卷回来都很不高兴，觉得憋屈”。

“那时候北大的考题最开放，国文是大学主讲老师出题，按照他的想法，测评一个大学生应该有怎样的文学水平。”乐黛云还记得当年自己写完高考作文后，一瞬间的满足感，觉得这个考试“很能发挥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