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甘誓》记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骑马之正，汝不恭命”，对夏朝战车的人员分配状况做出具体描述。军械乃强国之器，在军事科技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拥有“车”成为每个国家重要的军事基础。

（明代社会）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战车”这一重要军事作战工具，帮助其作战军队拥有绝对的速度优势和力量优势。在“战车”基础下，开展“车战”则成为可能。明朝在外来西洋火器的加持下拥有多种先进作战武器，但其“战车”与传统先秦时期的战车则存在一定差异。

明代战车既承袭传统，又吸收西洋先进技术，最终演化出三种主要的战车类型：运输车、进攻型战车和防守型战车。

(明代官员）

运输车，即单纯用来运送物资、粮饷而不参与作战的车辆。明朝永乐八年（1410）北征时期，其武刚车“皆惟以供馈运”（《明史》）。

“照工部运米均价，每四轮车一辆可载米三十石，二轮车一辆可载米十五石，小车一辆可载米六石，日有千石出关，米价不腾，且出关遇警，车旁挂牌，即系偏厢，车前施艺，即系武刚。不劳造车，不费车夫，可为一战之助”（《明熹宗实录》）。

天启五年（1625）三月，通政使向皇帝提出节省粮饷的疏议时，对其专门用作粮饷运输车辆的武刚车也做出具体描述，指出其对战争的重要辅助性作用。

（明代皇帝）

防守型战车主要是指“屏风车”，茅元仪曾在《武备志》中对其做出具体描述。其车型前面具有竖型屏障，可以为作战将士提供一定的战火屏风墙，同时还可以装载火器向敌人进攻。

塞门架器车，也是防守型战车的一种。这种车辆体型庞大，有车厢能够简单储备，同时在车上装有备刀和火器，在敌人进攻城池时用于城门防守。

进攻型战车以“临冲吕公车”为主，身型巨大，车身有数丈之高，长达数十丈，车外用坚厚的皮革遮蔽，抵御敌人的弓矢强彎等进攻，车内分上下五层，每层有梯子可供上下，载武士数名，装备矛、戟、强驾。进攻时众人将车推到城脚，可与城墙高度相同，用于攻城。（《军资乘.战.器械五.车》）

（火铳）

这种临冲吕公车需要由数名将士共同操作，对敌军的普通步兵、骑兵具有强大的进攻及防御功能，有效实现“以一敌百”的战略攻势。

盛油引火车由木材制成，同样具有进攻作用。其车型以两轮为主，车身载有炭火和沸油，在进攻过程中将其推到城门楼下，以茅草点燃引发进攻战火。

（巨型车）

此外，作为重要进攻型战车的还有“云梯车”、“偏厢车”、“全胜车”、“雷火车”等。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朝廷造独辕车，山西、河南造八百辆。北平、山东造一千辆。”（《太祖实录》）其中记载有明朝时期大量造车的史实，数量庞大，可见其战车在当时能够发挥出强大的战力提升功能。

（双轮车）

“野战之法最利用车，行则方直为阵，可以装器械而载粮模，止则围统为营，可以固人也而拒冲突，所费不多，所利甚广……”结果“即令依式制造送营操演备用”。（《明宪宗实录》）

成化三年（1467）六月，赵辅根据当下辽东地区的具体战况向皇帝阐明情况，并且指出战车作为作战利器在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御和进攻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军事作用。提倡朝廷提前制造战车并且送往军营供战士们演练备战。皇帝听闻赵辅的局势分析和作战计划十分首肯，肯定其“依势制造”。

“叶盛奏……今日边警尽在河东境内，计有兵火战车三百辆往守花马池等处”。（《明宪宗实录》）成化八年（1472），蒙古族军队向我国边境进犯，朝廷根据其实际情况决定派三百辆战车前往其守地花马池进行战略防守。

（战场）

战车作为当时强大的军事防御及进攻武器，在明朝战事中得到广泛应用，充分降低人力资源的消耗，同时提升明朝军队的具体作战能力。

“庚骑数千复自西南突至战场……登造偏厢车四百辆以为营卫军民便之，结果胜”。（《明英宗实录》）景泰元年（1450）八月，大同战场爆发战争，面对蒙古军强劲的铁骑攻势，守军将领在四百辆偏厢战车的帮助下，以绝对的优势打败了十分强劲的蒙古敌军。

（战车）

“宣城伯卫颖昔在凉州，父曾用车为战，已著破敌之功”。（《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成化三年（1467）六月，虏酋毛里孩带领数万将士向东进发，靖虏将军赵辅连忙向皇帝禀明情况，提议利用本朝战车抵抗敌人的大军压境之势，同时向皇帝陈述凉州战争中战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明朝战车在多场战役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战略作用，帮助明朝将士有效抵御身形强大且作战能力强悍的边境强敌。

（石雕）

不可忽视的是，战车在明朝战场上实属“天花板”一般的存在，但依然会面临战败的情况。在天气、指挥官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战车也经常会面对难以扭转的战局。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万恭和蒙古军在老高墓率军开展。起初，“列车为阵，发火器，寇少却”（《明史》），蒙古军队在明军战车的强势攻击和防守下节节败退。后来，一阵风使得战局迅速扭转，大风忽然兴起，火势反向蔓延，差点把明军自己的战车烧毁，蒙古军则乘势追击，“寇复大至”。

崇祯十六年（1643），明军与李自成作战，“白广恩统火车营，微左良玉赴汝宁夹击”，明军虽然有战车加持，但仍然以失败告终。

明朝战车在诸多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面临蒙古铁骑军队袭击时，明朝战车的军事作用则得到极大程度的凸显。据此，明朝上下对战车高度重视，并且针对战车产生诸多重要军事言论。

（战前准备）

“其六议车战，用车古法也。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外敌逼近明朝国界，大臣沈固和朱冕提出六条重要军事及政治应对策略。其中第六条指出利用战车应对侵略是古时候便有的重要军事方略，在行军过程中战车可以帮助大家运送粮草衣物等军用物资，在军营驻扎期间战车则可以作为排兵布阵的一部分，为将士们提供一定的军事抵御性力量。

“景泰元年（1450）六月，于谦上城守方略，下营外围用鹿角车辆、神统等布防”。（《明英宗实录》）当时，为了保卫北京的城池，抵抗外敌“也先”的进犯，明朝将领提议用鹿角战车配以火铳进行作战，在战争过程中，也先带领的将士虽然勇猛彪悍，却始终敌不过明军先进且活力十足的鹿角战车，最终将也先和其军队打得落败而逃。

成化八年（1472）九月，明朝将军何京上坦言战车事宜，指出“言其车旋转轻疾，一人可挽，上撞铁网前置拒马刃网眼可发枪驾，进可冲阵，退可殿后，行则欽之，宽止三尺，战则展之广至六尺……中者必死”。对战车在战役中的军事作用十分认可，并且明确提到战车进退自如、在面临步兵时可以以一挡百的强大力量，同时在发射火器和其他武器时也拥有强大的攻击性，能够为明军提供良好的军事辅助。

明代战车是其军事作战过程中重要的军事力量，能够在外敌入侵过程中以强大的机械性力量抵抗对方的彪悍铁骑。根据先秦时代早已存在的战车形式，对明朝充分利用战车展开军事对抗做出有效指导，加之明朝社会存在频繁的对外交流活动，将国外不同民族的重要战车应用理念和技术渗透其中，为明朝军队提供强大军事力量。

深入了解明朝时期战车和“车战”之间的相互联系，可知，二者相互依存，却不可盲目混淆。战车具有一定的军事作战功能，却不是每一次出现都会直接上战场“上阵杀敌”。尤其是在明前期，战车更多的充当交通运输工具，是战争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会直接发挥作战效用。到明中后期开始，战车制造技术和进步和军队作战谋略的成熟，使得规模化的车站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