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与黄河文化的渊源
文｜黄海涛
（文化学者）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祖先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产物和遗迹。在这浩若星河的文化产物中，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大量的文化产物也经历了发生、发展、和逐渐消亡。然而，我们惊喜地看到，在这此消彼长的万物轮回之中，有一个品类的文化产物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随着黄河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圈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社会活动，都须臾不可离开对笔墨纸砚的使用。时至今日，虽然中华文化的书写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是，文房四宝依然活跃在文化的舞台。
因此说，文房四宝同样是黄河的文化符号，文明密码，文脉基因。
文房四宝的黄河文化渊源
黄河流域的史前人类文明活动中，彩绘文化是一个主要内容，那些用矿物颜料涂抹在崖壁、陶器和先民身体上的精美图案，应该说是黄河流域史前人类的美术作品。四大古流域文明传承的共性，是原始美术和工艺的流传，在此共性之上，黄河文化的独立特征是文字的传承。这不仅是功能性贡献，还是文化标志、文化载体与文化传承性贡献，以及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贡献。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对外交流，文房四宝不仅是亚洲中华文化圈的主流工具，黄河文化发明的纸，更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这是黄河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史前这些彩绘使用的颜料，是天然矿物颜料。这些天然矿物颜料原生状态基本为块状、颗粒状或粗细不匀的粉末状。对这些天然矿物颜料的加工，主要工具和工艺就是，用可平面无缝碾合的两个自然石块进行碾压及研磨，或者在石臼中用石臼杵捣碾，史前“原始砚”就是具有碾压和研磨功能的美术工具。据史学家推断，涂抹颜料的工具是兽毛、禽羽或茅草。那么，原始的“笔墨纸砚”就已见雏形。还有一种说法，古代的时候没有毛笔和墨，古人就用生漆涂在竹简上写字。西汉时期，通常意义上的文房四宝以其各自独立的性状和整体组合的矩阵蔚然成型，强势登上黄河文化的舞台，一直绵延至今。
黄河文化自诞生时起，先民便以各种方式将文明的果实保留下来，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先辈的风采与创造，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房用品尤其是文房四宝，作为文明的工具和载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政府到民间，从公务到私生活，文房四宝成为人们在社会上沟通的基本桥梁工具和载体。特别是在用于书法、绘画的几十种文化艺术工具中，文房四宝是最基本的工具，因此备受文人的喜爱和珍藏。
文房四宝在几千年的共同实用进化中，共同形成了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古代中国，它们总是同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生活相关，文人士大夫赋予了它们深沉含蓄的魅力，它们也成就了文士温文儒雅、挥洒激扬的风姿。同时，民间对文房四宝的实用性价值开发，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构成，因而也就形成了文房四宝的文化体系。这一独特的文化体系，以其笔墨纸砚四位一体的稳定构成和相辅相成、唇亡齿废，演绎了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房四宝的黄河文化身份及话语标志
黄河流域地貌的自然生态和黄河流域先民文化生态的需要，为文房四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文房四宝产生发展的人文根基。以中华文化的物质遗存来看，最早的颜料研磨器、彩绘、彩陶、岩壁画都出现在黄河流域，最早的甲骨文、漆书等，也都在黄河流域，这些原始的“笔墨纸砚”工具、载体，从功能到作品展示，以其鲜明性、稳定性、连续性、独立性，绵延五千余年，虽经万变不离其宗，成为黄河文化的一支代表性主流。
“文房”广义解释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例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载；“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这里的“文房”，指的是笔墨纸砚等文具。“文房”之名起源于南北朝。当时所谓“文房”，是指国家典掌文翰之处。《梁书·江革传》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这里的“文房”，有点类似今天的档案馆。到唐代时，“文房”逐渐演绎为文人的书房。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吟道“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处的“文房”，就已经是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也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北宋雍熙三年，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文房四谱》五卷，分笔谱二卷，砚、纸、墨各一卷。各卷分述：叙事、制造、杂说、辞赋诸事，博收约取，内容详赡。故文房从此有“四谱”之名。南宋初，叶梦得撰《避署录话》谓“世言徽州有文房四宝”，故“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宝用。四宝品类繁多，丰富多彩，名品名师，见诸载籍。自古以来人们习惯地把湖笔、端砚、宣纸、徽墨说成是“四宝”的代表。
1.笔的身份与物性。
毛笔是黄河流域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明的。据推断，原始社会最初的笔，是因为彩绘的需要，先民就地取材，用兽毛、禽羽或茅草蘸颜料作画。这种操作，也可以从非洲、欧洲、大洋洲的史前美术作品得到印证。古人亦有用人的头发或者胡须制成毛笔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书画工具的需求变化，从实物发现来看，最迟到春秋战国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毛笔就已经出现了。《庄子》中有“舔笔和墨”句，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开始用毛笔和墨水了。笔管以竹制为主，还有青铜笔管、玉石笔管等其他质料制成。显然，毛笔的发展踏上了黄河文化轨道的玉石文化时代、青铜器文化时代的列车。
此后，因笔杆主要以竹管作成，使用时要饱蘸墨水，故古代文人风趣地封之为中书君、管城侯、墨曹都统、墨水郡王、毛椎刺史等雅号。
2.墨的身份与物性。
墨，即颜料。史前先民就地取材的颜料一般为碎颗粒状的矿物颜料。黑色的是二氧化锰矿，红色的是赤铁矿，蓝色的是青金石，绿色的是绿松石，白色的是铝矾土等。后来磨石炭为汁而书，叫石墨。这些都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矿产。
明代朱常淓著《述古书法纂》记载的西周宣王邢夷制墨，是迄今最早的人工制墨文献资料，出土的商周甲骨上遗存的黑墨和朱砂侧面印证了这一记述，所以中国人工制墨应始于 3000年前。
人工制墨的主要原料是煤烟、松烟、油烟，原材料遍布黄河两岸。《述古书法纂》记载，“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秦汉多用松烟、桐煤制墨。现知最早的烟墨，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和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现。当时的墨，是一些小圆块，没有模制成锭。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右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
因墨多以松烟制成，品质上乘的还要添加香料，故古代文人戏封之为松滋侯、黑松使者、玄香太守、亳州楮郡平章事。
3.纸的身份与物性。
造纸也是黄河两岸先民在就地取材的伟大实践中获得的伟大发现。纸是书画的主要载体，也可以作为其他用途，班固的《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中，就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用纸包药事例。纸地发明和推广，使先民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属等材料记录文字或图画，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传播和保存。
纸在文房四宝中，较之笔、墨、砚，出现得最晚。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关于造纸术的记载，认为东汉初期的宦官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然而，从考古学出土文物来看，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纸张出现了。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和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以现存实物证实了远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西汉就已出现了纸张的使用。这大约比蔡伦发明造纸术要提前170年左右。
造纸术名列黄河文化的“四大发明”。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我国四大发明的时候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一个没有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中国的造纸术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教育的普及。造纸术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于纸性柔韧，可随意裁剪，且以洁白者为佳，故古代文人调侃纸为好畦（侍）侯、文馆书史、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略道中郎将。
4.砚的身份与物性。
世界文明，源远流长。七、八千年前，中国与欧洲、非洲、大洋洲进入到史前的彩绘文明时期。这些有着几乎相同的文明样式，就是彩绘文化，即那些用矿物颜料涂抹在崖壁、陶器和先民身体上的精美图案。制作这些精美图案的工具，显然就是这些文明的起点。
黄河流域考古学的成果，让我们看到了研磨颜料的研磨器（原始砚），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轫，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记载了中华文明的发现，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根脉。而且，从现有各大遗址发掘出的研磨器（原始砚）来看，无论是青海和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陕西宝鸡的北首岭文化、陕西临潼的姜寨文化、还是河南三门峡的仰韶文化， 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此后，历代砚台的主要产区也大多数集中在甘肃、河南、山东、山西等黄河流域。
砚为研磨和储墨之器，质地坚硬，古人便尊封砚为即墨侯、守默（墨）、离石侯、铁面尚书、即墨军事长，甚至直呼砚为墨海。
从这些人文的认识和赋予拟人的命名来看，古人不仅在使用文房四宝时把笔墨纸砚相携共用，而且在为文房四宝起名时也把笔墨纸砚相提并论、相互融合。
唐代才女薛涛曾作诗《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而休休。”诗中所歌咏的就是砚、笔、墨、纸。唐代李白《殷十一赠栗冈砚》更是直接吟咏笔墨纸砚：“殷侯三玄士，赠我栗冈砚。洒染中山毫，光映吴门练。” 唐宋以来，此类歌咏文房四宝组合的诗词，不胜枚举。比如宋代杨万里《春兴》诗云：“急磨玄圭染霜纸，撼落花须浮砚水。”宋代黄庭坚《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诗曰：“晴窗影落石泓处，松煤浅染饱霜兔”。可见文房四宝不仅仅传承的是工艺技术，更重要的是传承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诉求。
文房四宝表现黄河文化的天人合一、物性合一
黄河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无论是笔、墨、纸、砚，均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物性特点和物性合一的“天性”特点。
今天，笔墨纸砚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继续在书法与绘画中展示着华夏民族的朴质与灵动。中国传统书画工具文化是一个完整体系，其中笔墨纸砚是构成这个体系的四个最主要要素，四者缺一不可。任何拆分或弃置，都会直接影响到书画作品的完成，即宋代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
1、宣纸主要的生产地在安徽的宣州。宣纸是有很强个性的材料，纸性特别，吸水性很强，墨水点在纸上会马上洇开。纸张的初始使用会很难把握，用笔时干可以有飞白、湿可以有水洎，因笔的运动而产生随机的不同变化，按照书画家的感受，笔的运用可以表现老枝嫩芽，刚强柔弱、欢快喜悦和萧瑟阴沉，记录着运笔运墨的每个刹那，充满不可预见的偶然性。虽然驭笔于人，但是自然天成的成分极大，我们知道初学用笔时无法驾驭，纸张会按照它的特点和性格承受笔墨的痕迹。只有熟练了了解了纸的性格，才会得心应手。利用纸张的特点表现纸张的吸水性和水墨交融的特性。
2、毛笔是表现力极其丰富的工具，仅制笔的材料“毛”就有羊毫、狼毫、兔毫、獾毫、鸡毫、狸毫等等，甚至包括人得头发胎毫也可制笔。这些取至于自然的动物毫毛，软硬长短，老嫩刚柔。每支笔各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性格，笔墨的痕迹就有无限丰富的变化。中国书画上讲究的笔墨功力就是用毛笔表现的。表现遒劲有力的斧凿之痕，表现筋强骨壮的运笔痕迹。这个力量不是我们通常的力量，是通过毛笔表现出来的内劲，这样的功力往往要十几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具备。而不同的纸张，对书画家的功力或“墨力”特性的表现，至关重要。
3、墨的种类较多，以松烟、油烟为常见。在书画艺术中，水与墨调和，水与墨的变化，出现不同的墨色和层次，所谓墨分五色。研墨也是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墨法甚至称之为“血法”。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在“血法”一则中称：“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
其一曰：用墨之法，必须做到“浓欲其活，谈欲其华。”宋代姜夔《续书谱·用墨》云：“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知也。”清代包世臣《艺舟双辑·述书下》云：“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 。
其二曰：磨墨之法，研墨要凉，凉则生光。墨不宜热，热则生沫。盖忌其研急而墨热。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肉法》云：“磨墨之法，重按轻推，运行近折。”“凡磨墨不得用砚池水，令墨滞笔沍，须以水滴汲新水临时斟酌之”。由此可知，“血法”须经砚的研磨方得成真。
4、砚台有称之为“砚田”、“砚海”者，天下多少文章书画由此而出。砚台材质种类很多，石陶瓷玉木、金银铜铁锡，皆可制砚。但我们一般讲的砚主要指石砚。好的艺人制砚，利用石材的天然纹理和石头的色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加工出巧夺天工的作品。其中端砚、歙砚更受历代士人推崇，而且端砚还被誉为众砚之首。历代文人墨客、达官贵人赞誉端砚、歙砚，质地细润如玉，发墨如泛油，磨之无声，久用不损笔毫。即论砚，讲的是对笔墨的好处。可见其“天性”、“物性”关系之密不可分。
文房四宝的黄河文化精神价值及衍生意义
文房四宝与四大发明不同。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先人在不同的领域为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四大发明各自独立地发挥着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文房四宝的性质、特点、功能，决定了笔墨纸砚存在的形态和四者相互依存的关系。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它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作为书写绘画的工具和材料，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工艺美术的载体和组成部分，也体现着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取材方便和制作精细的笔、墨、纸、砚演绎出如行云流水般的中国书画艺术，记录下岁月的斗转星移。
随着人们在文房四宝上倾注的艺术创造和热情不断高涨，文房四宝的性质与功能已经不仅仅是研磨墨汁、写字作画，而逐渐成为了人们流传子孙“耕砚田，永宝之”的宝藏。因此，文房四宝文化也以其鲜明的特点，走进人们的视野。
文房四宝的收藏鉴赏，包括对文房四宝的年代识别和对文房四宝的艺术欣赏，以及围绕文房四宝创作的一系列文房四宝文化衍生品和文房四宝学的探讨。文房四宝能满足人们的增值、贮藏、玩赏、社交、文化、娱乐、寄情、探幽等多种需要，其财富价值、精神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文房四宝的特殊属性，不但具有经济价值，更因其是文化传播工具而具有文化与社会价值。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文房四宝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文房四宝是直接参与书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文房四宝不仅是文化叙事的工具，还是政治叙事的工具。
南唐后主李煜就痴迷文房四宝，“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宋李之彦《砚谱》）。”可以说，收藏文房四宝历来是文人墨客、社会贤达的高雅之事。从一千多年前的南唐后主李煜、到宋徽宗等宋代的几任皇帝，再到以文治武功著称的清朝乾隆皇帝都把文房四宝当成收藏的宠物。此外，达官、显贵、艺术家等也是对文房四宝情有独钟。苏轼、米芾就是宋代文房四宝收藏家的代表。清代纪昀、刘墉等显赫要人，对文房四宝更是一往情深。收藏文房四宝既可以书写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以修身养性、传承文明。文房四宝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历程中，放射出了耀眼的文化光辉。
此外，就制作、辨识、赏析等文房四宝文化角度来说，制作、辨识、赏析等是文房的“综合艺术”活动。从选料、纹饰，到铭文、包装等，乃至围绕文房四宝产生的衍生品如题记、拓片、诗跋、配盒、品评活动等等，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艺术门类的多种创作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房四宝还以其造型和纹饰题材被赋予了教化功能。比如黄河文化血脉根亲的二十四孝文化，生老病死的轮回文化等，都在文房四宝上有表现。在此基础上，围绕文房四宝的研讨、著书立说、展览等传承活动，更是清新高雅的艺术活动和修身养性的生命运动。特别是文房四宝在日本、韩国等中华文化圈的传承，文房四宝围绕黄河文化的同根同祖同源，实现了各国文化交流的和平和睦和谐。因此，文房四宝不仅是创作、传承文化艺术的工具和高端的收藏品标的，而且还是有其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价值与意义的。
中华文明一路走来，演绎了黄河文化特有的哲学轨迹。中华历代文房四宝的流变，就是黄河文化哲学演变的最好注解。
（作者简介：黄海涛，文化学者。电子信箱：kwtz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