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军团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主力部队，就像贺龙的一个孩子一样。那时候，贺龙见证了它的建立，也见证了它的成长与磨难。

后来，在提到红二军团的时候，贺龙元帅的眼神中充满了自豪，同时也有着许多难过……

1961年4月，在贺龙元帅向有关人员介绍红二军团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些，再坚决些，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杀？”

听了那位同志的话，贺龙的表情由自豪转向了难过。他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

紧接着，贺龙又说：“‘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贺龙的语气明显发生了变化。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沉痛的。

过了一会儿，贺龙又说：“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

贺龙所说的夏曦，是在1931年3月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来的。

那时候，中央处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时期。当时，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夏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到湘鄂西的。

夏曦刚来到湘鄂西，便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直接全盘否定湘鄂西的各项工作，迅速推行各项“左”的政策，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然而，夏曦的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却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这些，都助长了夏曦错误的发展。

当时，夏曦不仅在下面搞“肃反”，还将“肃反”矛头指向了红二军团的总指挥贺龙。

关于这些，贺龙在1961年4月回答那位同志的问题时，说：“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

紧接着，贺龙又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

在提到处理干部方面的问题时，贺龙说：“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

随着谈话的深入，贺龙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他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

在谈到夏曦决定杀段德昌，他拍桌于力争未果那段经历时，贺龙悲痛不已，泪流满面。

段德昌，1904年8月19日出生在湖南南洲厅九都山九屋场（即现在的南县南洲镇火箭村）字裕厚，号魂。小时候，段德昌在父亲的支持下，不仅读了私塾，还先后升到了小学和长沙雅各中学。

在长沙雅各中学读书期间，段德昌的思想变得先进起来，并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共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

1923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因此，段德昌辍学回到家里。就算这样，段德昌也没有改变革命的决心。

1924年，段德昌与何长工一起创办了新华中学，并担任了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任职期间，段德昌不断地传播进步思想。

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党的安排下，段德昌前往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第4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参加了学习。

1926年6月，段德昌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第一师政治部参加了工作。

北伐期间，段德昌认识了彭德怀。当时，段德昌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彭德怀是该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那时候，段德昌发现彭德怀勇武刚直、不贪不赌，还对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心里十分钦佩。

在相处中，段德昌向彭德怀宣传了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并向他推荐了《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一些进步书刊，使彭德怀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

1927年4月，段德昌向南县特委推荐了彭德怀，希望吸纳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彭德怀便在段德昌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8年6月后，段德昌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

1930年2月，段德昌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

7月7日，湘鄂西地区的红4军和红6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简称红二军团，贺龙担任了总指挥，周逸群为政委。

红二军团下辖两个军，共1万余人，贺龙兼任红2军军长，朱勉之为政委；旷继勋为红6军军长，段德昌为政委。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将洪湖苏区范围扩大到东起新堤、西近沙市，南达华容，北到潜江的广大地区。对此，贺龙的和红二军团的广大指战员都十分高兴。

1931年4月，红二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贺龙为军长，段德昌担任了红9师师长。那时候，段德昌率部取得了许多胜利。

1932年，在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红三军失利，被迫沿鄂豫陕川边向湘鄂边进行了转移。到了1933年，红三军的处境更加艰难。

那时候，夏曦武断地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期间，西夏悍然捕杀了时任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的段德昌。

当时，在得知段德昌被捕时，贺龙向夏曦质问道：“你为什么抓德昌？”夏曦说：“他是改组派！”

听了夏曦的回答，贺龙又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

这时，贺龙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夏曦则说：“一定要杀！”

对此，贺龙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听了贺龙的话，夏曦了拍着桌子，说：“我决定了！”

听到夏曦这样说，贺龙知道他动用了最后决定权，只好无言地服从，但却痛苦地流下了热泪。

1961年，在提到这些往事时，贺龙的心里依然十分痛苦，流着泪说：“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