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九・一八是中国人心中的痛。其实不光是平民百姓，东北军自己也觉得没面子。但是，当有上峰指令，有足够支援的情况下，战局就不一样了。处在风口浪尖，全程没放一枪的东北军第七旅，虽然丢了北大营，但是在长城抗战中表现极其英勇。一个团的兵力就挡住日军2000人三天，最后还是根据命令从容撤退。那么，这前后差别为啥这么大？

九・一八之后，日军虽然在马占山、黄显声那里受到抵抗，但是在没有全国支援，蒋介石又恨不得东北军这些军阀消失的情况下，东北四省全面沦陷。而后，长城抗战爆发。由于全国抗日声浪实在太大，蒋介石只得派中央军以及西北军、东北军在长城抗战。长城抗战爆发后，日军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5日从热河到达长城古北口。此时，中央军的17军还距离古北口尚远。17军军部甚至还在安徽。而东北军准备到古北口构筑防御工事的112师也没有到。

面对如此情况，驻扎在古北口的107师责任重大。如果不能抵挡住日军，将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个107师的前身就是驻扎在北大营的第七旅。当初九・一八事变，第七旅没有放一枪一炮被全国人民唾骂。现在，后面有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的全面支持，还有蒋介石难得的中央军。107师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

107师下辖的621团驻扎在古北口以北黄土梁一带，是热河到古北口的必经公路。3月7日下午日军第16旅团的第3大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黄土梁，经过多次激战，日军依然无法突破东北军阵地。根据日军资料，此时东北军的战斗意志跟以往大为不同。7日晚日军发动了夜袭，此次日军有两千多人参战。夜袭是国民党部队最惧怕的手段。但是107师不是别的部队，他的前身第七旅可是东北军模范部队，不抵抗不代表战力不行。激战至天亮，日军也没有占到一丝丝便宜。最后，由于天亮后东北军机枪开始发挥威力，日军不得已只得撤退。日军撤退之时，在621团身后的620团突然反击，还夺下日军一些阵地。

奇兵不行，日军就来正面硬打。8日中午开始，日军全力进攻黄土梁阵地。但是，精锐就是精锐，每次日军炮击一停，东北军就钻出战壕向日军射击。无奈，日军只好出动第八师团所有到达部队向621团猛攻。9日11时，由于后方部队赶到，621团和620团相继撤出阵地。整个长山峪战斗结束。

古北口七勇士纪念碑

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帽儿山”脚下，有一块白色、大理石材质的“古北口七勇士纪念碑”耸立在青山绿水间。关于这块纪念碑，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中日两国军队在长城内外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绞杀战，七名中国勇士为了掩护部队转移，孤军阻击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至死都没有退却，表现出极高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战后，日军不仅安葬了七勇士，还专门立碑致敬。

“中国人都快亡国亡种了，委座却还让我们自相残杀……立即给南京发报，我们要上前线打日本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下旬的一天，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在他的江西“剿共”前线指挥部内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愤怒地向身边的参谋人员发出指令。面对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局势，徐庭瑶再也无心“安内”了。

徐庭瑶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关东军又挑起了热河事变，吞并了热河。继而，他们又陈兵长城一线，摆出一副“挥师入关、图谋中原”的架势。而此时此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却大都集结在“剿共”第一线。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及各阶层人民都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怒吼。面对全国上下“一致对外”的强大压力和日寇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不得不装装样子，煞有介事地组织起长城抗战来，一面不停地进行所谓的“对日交涉”，寄希望于“国联调停”。

“这个徐庭瑶，对我的‘剿匪’大计不甚积极，却热衷抗日，看来，他需要吃点苦头了！”蒋介石在考虑长城抗战人选时，恼恨徐庭瑶是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中第一个主动请缨抗日的，朱笔第一个就圈在他的名下，命令他率所辖的第2师、25师和83师（后续增援部队），即刻乘火车北上。

徐其瑶

一到长城前线，徐庭瑶就遵照当时主管华北抗战军务的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部署，令第2师师长黄杰率部向通县集中，第25师师长关麟征率部进驻密云。全军上下知道同日寇真刀真枪干一仗的机会来到了，个个斗志昂扬，很快就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域。

徐庭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素有儒将之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他却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在部属中经常进行“精忠报国”教育，带出了一批后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猛将：杜聿明、黄杰、郑洞国、戴安澜、廖耀湘、邱清泉……其中不少人都成了彪炳千古的抗日名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8日深夜，驻扎在密云县城的第25师接到张学良急电，告知敌人已开始向古北口攻击，令该师迅速前进，与在古北口的东北军王以哲军长联络。关麟征立即率领第25师连夜兼程，于10日凌晨抵达古北口。

古北口又称虎北口，是长城上一个无可争议的雄关险隘，位于河北省密云县（今北京市密云区）城东北百余里的燕山山脉中。自此南下100公里就是北平，一路下坡，再也无险可守。攻破古北口，就等于打开了北平乃至中原的北大门，故历来被视为“燕京锁钥”。

关麟征亲自看过古北口的地形后，将师指挥部设于北门坡小老爷庙，立即命令第73旅旅长杜聿明率部占领古北口两侧的东西两座高地，并抽戴安澜第145团的一个营，接管龙王峪一带东北军撤出的阵地。

戴安澜在龙王峪转了一圈，目光很快落在一个叫“帽儿山”的小高地上，“帽儿山”位于古北口东南、蟠龙山长城南侧，因形状似帽子而得名。它底边围长仅183米，东西长不足20米，南北宽在西侧不足3米、东侧不足5米，东侧高15米，南侧高17米，西侧高19米。南、西、北三面都是80°左右光秃秃的岩石，平时人还可以勉强攀登上去，打仗时肯定是难以攻上去的。只有东北角可以绕着石块登上去，而这几块岩石恰好构成一个绝好的机枪掩体。它东可观察侧翼战场龙王峪长城和巴士沟口，北望古北口长城最高点“将军楼”，西瞰古北口，山下就是龙王峪沟口往西通往古北口的交通要道，是个战略要地。于是，戴安澜就向这儿派出一个七人的侦察哨，负责观察前线战况，通过电话向师部报告，并给他们配置了一挺轻机枪。

3月10日上午，部队刚刚部署完毕，日本关东军第8师团16旅团便对古北口发动了试探性进攻。我军的阵地被敌人的炮火吞噬，士兵尽管伤亡极大，始终没有人后撤一步，击退了日军步兵的进攻。11日天亮后，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我军利用简陋的工事和天然地形地物尽可能隐蔽自己，等日军临近后突然猛烈投弹射击，予敌以大量杀伤。上午10时许，“将军楼”被关东军占领了，关麟征率部反击时负伤，杜聿明升任副师长并代理师长指挥。12日，日军在重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再次发起猛攻。下午2时许，25师指挥部被敌机炸毁，前线失去指挥和支援。杜聿明鉴于参战各部伤亡惨重，再在古北口阵地上守下去，用不多久就会全军覆没，经请示徐庭瑶军长同意后，决定全师撤退到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一线，构筑二线阵地。

在前线大撤退之前，“帽儿山”上的观察哨与师指挥所的电话线已被炸断，跟上级失去了联系。部队开始南撤了，观察哨却始终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古北口战场上到处硝烟弥漫，遮天蔽日。中国守军的阵地上，枪炮声、喊杀声渐渐稀落了下来。

3月12日下午3时许，关东军第8师团师团长西羲一感到有点不对劲，就喊上16旅团旅团长川原侃，一块登上蟠龙山370高地。站在中国古老的长城上，西羲一拿起望远镜俯瞰整个战场，发现中国士兵开始有组织地向南撤退，就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开始转移阵地了。

“你的马上组织包抄截击，不要让中国人跑掉了！”西羲一向川原侃命令道。川原侃答应了一声，就下去组织日军追击了。

不大会，“帽儿山”脚下龙王峪沟口通往古北口的交通要道上，就驶来十几辆日军的汽车。日军边追击边扫射，越来越靠近“帽儿山”。汽车上的日军根本没有想到路旁这个小小的“帽儿山”会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鸿沟”。

突然，一梭子轻机枪子弹从“帽儿山”上倾泻而下，冲在最前面那辆汽车的驾驶员应声倒在方向盘上。失去控制的汽车一下撞向路边的巨石，第二辆车来不及刹车，撞上了前车的屁股，一时间，日军大乱。乘着日军乱成一团，“帽儿山”上的机枪和步枪一起开火，二三十个日军脚还没落地就送了命。

原来，“帽儿山”观察哨上的七名中国士兵，他们并没有撤退，还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按说，凭“帽儿山”的地利优势，他们不会看不到我军已经开始全线往南撤退，并且要撤也并非无路可走，当时日军还没有冲到“帽儿山”下，虽然攀爬“帽儿山”不容易，但从山上下来撤走还是不难的。

他们之所以不撤：一是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坚守目前的岗位是不二选择；二是他们看到了眼前战场的严峻形势：北边是关东军设在“将军楼”上的重机枪阵地，西边关东军先头部队已经突进到了古北口，东边是关东军的右翼大军。此时的“帽儿山”已经不是观察哨了，而是变成了中日两军交战的突出咽喉要地，一旦失手，日军在山顶架上机枪的话，25师官兵的南撤将会更加困难。所以，他们要凭这一“天险”阻击日军，掩护部队安全转移。

日军少佐很快就发现枪声来自北边的“帽儿山”，立即组织关东军边射击边冲向“帽儿山”，眨眼的工夫就到了山脚下，并开始向上攀爬。突然，山上一气丢下来十几颗手榴弹，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山脚下倒下一大片敌军，侥幸没丢命的，吓得赶紧逃了回去，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日军少佐没想到山上的火力这么猛，吃惊不小，经过观察后，发现“帽儿山”三面都是陡峭岩石，只有东北角可以上山。于是日军立即展开了第二波进攻。

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向“帽儿山”东北角扑来。几十名士兵冲到东北角后，开始往山上攀爬。山顶上的轻机枪扇子面似的发出一阵阵怒吼，几支步枪也不断发出点射，射击都非常精准，都朝着最狭窄的那处通道开火，完全封锁了道路，日军的尸体像下饺子似的，接二连三地从山石上掉了下去，进攻再次受阻。

日军少佐这才意识到碰上强硬对手了，他估计山上守军少说也得有几十人。而他的部队攻击时都簇拥在那条又窄又陡的小道上，火力和兵力都很难展开，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加上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各路日军都在收缩兵力，准备第二天再战，就下令停止攻击。当夜，为了防止山上守军突围逃走，日军将“帽儿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3月13日一早，日军调集四门迫击炮和九挺重机枪，以密集的火力，朝“帽儿山”山顶倾泻而去。小山顶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弹片夹杂着石块横飞，山崩地裂一般，炮火刚一停歇，日军立刻组织部队冲向“帽儿山”。

没想到，日军刚攀到半山腰，山顶的机枪和步枪又开火了，还不时砸下许多石块，虽然火力没有昨天那么猛烈，但处于不利地势的日军还是招架不住，一个个接连滚下了山去。

日军少佐气愤不已，他再一次拨通了川原侃旅团长的电话，请求飞机支援。半个多小时后，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日军5架轰炸机飞过长城，在空中调整好阵型，从东向西依次飞过“帽儿山”上空。

一颗颗航空炸弹从天而降，一阵阵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中，整座“帽儿山”都被弥漫的硝烟所掩盖。

日军轰炸机飞走之后，日军敢死队冲上了山峰。七勇士中尚剩一口气者，拿起刺刀、棍棒、石块等所有能够战斗的武器，使出最后一点力量，与日军展开血拼，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佑护了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长城附近，七勇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筑起一道新的“长城”。

战后，日军清点战场时，惊奇地发现，阻止了他们两天，顶住了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毙伤160多名日军的这个哨位阵地上，居然只有七名中国士兵的尸体。

日军少佐接到这一报告，根本不相信，亲自登上山顶查看。然而摆在面前的事实，让他不得不相信。特别是当他看到7 勇士几乎没有一人是完整尸首，大多数临死之前还在紧抱武器保持战斗姿态。看到这样顽强拼搏、舍生取义的战斗精神和民族精神，日军少佐也不由敬服，命令部下：“全部背下去，厚葬！”

然后，日军强迫赵发等几名当地老百姓，在“帽儿山”脚下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挖好坑。当7名中国勇士的遗体一具具地在坑内摆好时，日军少佐发现其中一具少了一条腿，拔出指挥刀，逼迫赵发到山顶把断腿找回来后摆放好。赵发等人一锹一锹地掩埋了七勇士，并留下一个小坟包。

接着，让赵发他们不敢相信的一幕出现了：日军少佐找来一块180公分高的方棱木，在上面写下了“支那七勇士の墓”几个字后，很恭敬地将木碑插在坟包前。之后，他率在场日军，列队向中国勇士鞠躬致敬。舍生取义、为民族尊严而战的勇士们，竟也赢得了敌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古北口之战是长城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激烈的战场。参战的中央军第17军徐庭瑶部，以民族大义为重，再次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辱的能力。特别是该军25师作为一支组建不久、装备很差且训练不足的部队，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古北口以劣质武器和血肉之躯，顽强抗击拥有飞机、重炮、战车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关东军，浴血奋战多日，虽然全师付出伤亡4000余人的惨痛代价，但也毙伤骄横的日军2000余人。战后，日方对中央军有如此战斗力深刻震惊，日军的相关文件也不得不承认，古北口之战是“激战中的激战”，同时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的相关档案，也披露了“帽儿山”七勇士之事。经此古北口一战，日军傲气大消，之后一连40多天，未敢再采取任何大规模军事进攻行动。

然而，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最后却以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派出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签署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而告终。该协定签定后，何应钦按照日军要求，撤销了徐庭瑶第17军军长之职，另任命他为新设立的有职无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后来，徐庭瑶又指挥和经历过昆仑关大捷等无数恶战，然而，他晚年身居台湾时，讲的最多还是长城古北口之战的七勇士，他和家人讲，和朋友讲，和部下讲，每次讲总是老泪纵横。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纪念牺牲殉国的抗日将士，设立“古北口保卫战阵亡烈士公墓”。后来在文革动乱之中惨遭破坏，原址被毁于一旦。1997年，当地政府又重新修建了古北口保卫战烈士陵园，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为陵园题写对联：“大好男儿光争日月，精忠魂魄气壮山河。”横批是“铁血精神”四个苍遒有劲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