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到底有几个主要作战部队？有人说是四个，也有人说是五个。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准确来说，初期我军确实有五个主力部队，但后来经过调整，最终形成了四大主力部队的格局。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和我军战略部署的调整。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各部队的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
根据中央军委在1948年11月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以及1949年1月颁布的《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只有四大野战军的存在。尽管华北军区确实包含野战部队，但人们常误将其统称为野战军，实际上这一称呼并不准确。这两份文件清晰地界定了野战军的编制和命名方式，确保了军队组织的统一和规范。因此，华北军区的野战部队并不属于四大野战军的范畴，这种误解源于对文件内容的不完全理解。
最初，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战略区域分别组建了野战部队。随着部队整编，这些野战军依次被重新命名为第一至第四野战军。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地区并未设立专门的野战军建制，也没有成立过野战军司令部。实际上，华北地区的作战力量是由华北军区下属的三个野战兵团组成的，它们直接隶属于军区指挥体系。
理解了这个问题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标题中的疑问：为什么在四大野战军中，第一和第三野战军设有副司令员，而第二和第四野战军却没有？
让我们来具体看看第一野战军的构成。这支队伍的架构有些特殊，设了张宗逊和赵寿山两位副司令员。从历史渊源来看，它是由红军第二方面军和八路军120师发展而来的。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一直是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其中不少核心成员都是贺龙的老部下，跟随他多年。
随后，贺龙被调往晋绥根据地负责领导工作，保卫党中央的重任落在了张宗逊肩上。解放战争打响后，延安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加剧。为了有效抵御国军的进攻，中央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并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
在国民党的全面攻势失败后，他们调整策略，集中力量攻打陕北和山东两大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共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仅有两万多名战士需对抗超过二十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为了稳住军心并有效指挥战斗，必须有一位在军中威望更高、军事才能更出众的领导者挺身而出。
当时贺龙并不在陕北地区，彭德怀因此被紧急任命负责指挥陕甘宁解放区的全部军事力量，担任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随后，西北野战兵团更名为西北野战军，最终发展成为第一野战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彭德怀此前与这支部队并无太多交集，缺乏直接指挥经验。因此，由熟悉部队情况的张宗逊——原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协助他开展工作，能够有效提升指挥效率，确保各项任务顺利推进。这种安排充分考虑了实际需求，有利于部队的稳定与执行。
赵寿山被任命为副司令员，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来自山西户县，1917年起在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任职，后来先后追随冯玉祥和杨虎城这两位西北军的重要人物。在西安事变中，赵寿山也是关键参与者之一，这一事件让他与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杨虎城被迫离开中国后，赵寿山接手指挥西北军的部分部队，继续对抗日本侵略者。在中条山战役中，他率领部队表现出色，坚决抵抗敌人，赢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高度评价，称他为“中条山的坚固支柱”。
1942年，经过多次努力申请，赵寿山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此后，他继续接受任务，秘密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执行潜伏工作。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947年，他才公开宣布起义，正式脱离国民党阵营。
赵寿山在西北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并且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熟人。为了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于1948年1月任命他为西北野战军的副司令员。实际上，在他正式起义之前，许多他过去的部下就已经听从他的建议，加入了人民阵营。因此，西北野战军中也有不少他的老部下。
随着部队编制的调整，他继续担任副司令员职务。在西北地区，他的政治影响力无可替代，这一特殊地位使他始终保持在关键领导岗位上。
第二野战军之所以没有设立副司令员，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支部队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和八路军129师的延续。这种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其历史渊源密不可分。红四方面军作为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独特的指挥体系。而八路军129师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力部队之一，其编制模式对后续部队的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历史传承，第二野战军在成立时沿袭了原有的指挥架构，因此没有专门设置副司令员一职。这种安排既反映了部队的历史沿革，也体现了当时军事指挥体系的延续性。
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兵力调整。徐向前率领部分部队西渡黄河，负责宁夏战役的筹备与指挥。与此同时，朱德和刘伯承则带领剩余部队驻守黄河以东地区，确保东线防务的稳固。这一分兵行动为后续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
在西征过程中，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刘伯承凭借在山城堡等关键战役中的卓越指挥能力，逐渐成为坚守部队的核心人物。129师正是以刘伯承领导的这部分力量为基础组建的，因此他担任师长，而徐向前则出任副师长。
在抗战期间，徐向前被调往山东担任指挥任务，129师自此不再设立副师长一职。此后，这支部队一直由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共同管理，军事副职的岗位也一直空缺。这种安排确保了指挥体系的简洁高效，避免了层级过多带来的管理复杂性。刘、邓二人的紧密配合，使得部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独特的领导模式，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为129师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的个人能力非常强，他们在部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具备了足够的领导力和掌控力。因此，不需要额外的措施来增强他们的权威。
第三野战军的前身主要来自南方八省的游击力量、新四军以及部分山东八路军。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两人在指挥上形成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陈毅在井冈山时期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又出任新四军军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要职，在历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然而，从军事指挥能力来看，这并非他的主要优势。
粟裕的军事才能非常出众，无论是对抗日军还是国民党军队，他总能打出漂亮的胜仗。不过，他的资历并不算特别显赫。在红军时期，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参谋长，这些并非主力军团。到了抗战时期，他也只是新四军下属的师长级别，和他资历相当的人并不少见。
陈毅负责全局把控，粟裕专注于战术执行，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这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合作模式，让他们的组合堪称完美。陈毅的统筹能力和粟裕的指挥才能相得益彰，形成了高效的指挥体系。这种默契的搭档关系，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野战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红一方面军和八路军115师。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迅速转移至东北地区。在被称为东北野战军期间，吕正操、周保中和萧劲光都曾出任副司令员职务。
吕正操出生于东北，1922年投身东北军，长期在张学良手下效力，直到1937年毅然投奔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出任冀中军区、八路军第三纵队以及晋绥军区的司令员，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一位能够独立担当重任的杰出将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吕正操在东北军任职多年，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基于这些优势，他顺理成章地参与了进军东北的军事行动。
吕正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机会并不多。东北铁路系统建立后，他被调去管理铁路事务，为部队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随着大部队南下，吕正操继续负责铁路工作，未能随军前进。由于他离开了四野，自然也就没有再担任相关职务。
周保中作为抗日联军的重要领袖，长期在东北地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并在当地建立了深厚的群众支持。然而，由于当时形势极为艰难，他被迫带领部队撤退至苏联。直到1945年，他才随苏联军队返回东北，随后一直担任东北野战部队的副司令员职务。
萧劲光的经历跟前面两位有些区别。他一直是主力部队的核心人物。抗战胜利后，中央原本安排他去山东军区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在路上接到了新命令，改派他去东北。到了东北后，他不仅担任野战部队的副司令员，还经常亲自带兵上前线打仗。
以东北野战军为例，萧劲光最初担任了该部队第一兵团的指挥官。随着部队番号变更为第四野战军，他转而担任12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由于职责繁重，无法同时兼顾多个重要职位，他因此不再兼任野战军的副司令员职务。
四野之所以没有设立副司令员，主要是因为原有几位领导都已承担了各自的任务。这种情况并未对四野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其指挥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林总此前担任过红一军团军团长和八路军115师师长，四野内部多数成员都是他的旧部，因此在实际指挥中并未遇到任何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