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1503-1583年），字子升，早年自号少湖，后改号存斋，祖籍松江华亭。他的家族世代务农，直到其父徐黼才谋得一个职位，并逐步晋升为宣平、宁都县丞。徐阶五岁时随父亲赴任，目睹了父亲处理政务时的辛劳与谨慎，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六岁时，时任华亭知县的聂豹注意到徐阶聪慧过人且勤奋好学，对其颇为赏识，还向他传授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的心学正盛行于全国，徐阶深受其影响，常与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探讨学术问题。

徐阶的才华得到当地士绅的一致赞誉，在知识界崭露头角。嘉靖元年（1522年），他在应天府乡试中脱颖而出；次年，即二十一岁时，又以第三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徐阶身材矮小但白皙清秀，眉目俊朗，举止优雅得体。

在拜见内阁首辅杨廷和时，因其出众的风度和气魄，深得杨廷和的喜爱，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负责讲授经书、修订《大明会典》以及参与祭祀礼仪等事务。嘉靖三年因父亲去世守丧，期满后复职原官。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重新调整国家礼仪制度，计划废除孔子的王号，并将画像改为木主牌位。首辅张璁为了迎合皇帝，假装与大臣们商议此事。众臣因畏惧权势，纷纷附和，唯有徐阶坚持己见，依据道理提出反对意见。

张璁对此颇为不满，质问道：“你是反对我吗？”

徐阶冷静回应：“有赞成才有反对，我并未赞成你的提议，何谈反对？”说罢，礼貌地告退。

明世宗朱厚熜以“不奉诏”之罪，将徐阶贬为福建延平推官。从京官骤降至偏远之地的七品刑狱小官，徐阶却毫不在意。他坦然说道：“无论官职大小，皆为朝廷效力，且边远之地更能磨炼自身。”随后，他轻装简行，奔赴福建。

上任后，徐阶勤政爱民，平反了多起冤案，释放了三百余名长期被囚禁的无辜者；同时严惩贪腐的小吏与盗贼，并针对当地不良风俗展开改革。他还亲自教授圣贤之道，深得百姓爱戴。

然而，延平地处山地，田少民贫，生活困苦。加之邓茂七起义后，战乱频仍，赋税却不断增加，作为区区推官，徐阶无力改变这一局面。此时，他开始反思，为自己一时意气用事而被贬至此、错失更大作为的机会感到懊悔。

嘉靖十二年（1533年），徐阶升任黄州同知，尚未到任又擢升为浙江佥事，负责监督地方学校事务。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又升任江西按察副使，继续主管学政。在此期间，他恪尽职守，深入了解民情，尤其推崇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大力推广其学说。在他的培养下，江西涌现了许多进士，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朝廷重臣。

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太子出阁需要挑选东宫官员，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一任命成为他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不久之后，他又升任国子监祭酒，成为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

当时的官场风气极为败坏，贿赂盛行，官员们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反而争相歌颂所谓的“祥瑞”。面对这种腐败现象，徐阶努力使学校免受其影响。他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将他们分层管理，因材施教，扬长避短，鼓励学生积极进取。因此，学生们深受感动，互相勉励，“人人感激，相戒勉”。

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徐阶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又转任吏部右侍郎，时年仅43岁。如此年轻的他就已身居高位，许多人认为提拔得过早。然而，徐阶却显得意气风发，同时也更加谨慎行事。他曾在厅堂内张贴自警之言以提醒自己。过去，吏部高官往往对下属傲慢无礼，以此彰显自己的地位尊贵。

徐阶则认为，这种态度无法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他常常亲自与普通官员交谈，了解民情，从而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做法赢得了下属的一致好评，大家都愿意与他坦诚交往，使得徐府一时门庭若市。几任吏部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人都非常敬重徐阶，遇事都会与他商议，推心置腹。

徐阶在官员中逐渐树立了威信。他曾多次代理掌管吏部事务，并推荐了许多有政绩和才干的人才，如宋景、欧阳德等德高望重的长者。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徐阶受命兼任翰林院学士，负责教导庶吉士。虽然这一职位品级不高，但翰林院作为精英汇聚之地，是朝廷选拔内阁重臣的重要来源。徐阶承担的正是培养国家栋梁之才和未来储相的重任。

他在教学中吸收并发展了王学“知行并进”的理念，将这一思想融入对学生的教育之中。由此，他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教学方法。

徐阶尤其重视通过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策问来施教，为国家培育出许多具备真才实学的优秀官员，其中更涌现出像张居正这样功勋卓著的大臣。

在教学过程中，徐阶以身作则，注重躬行实践，强调经世济民的重要性。这种务实的教学风格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展现出光明磊落、才华横溢的一面，绝非一般庸俗儒生所能企及。这正是徐阶有别于普通学者的独特之处。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徐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明世宗朱厚熜迁居西苑，全心投入道教修炼，追求长生不老。他不仅大兴土木、修建坛醮，耗费大量民财，不顾百姓疾苦，还长期疏于朝政，不上朝理政，致使朝廷大臣多年无法见到他一面。

为了迎合明世宗崇信道教的心意，朝臣纷纷争献符瑞祥物和青词，以求宠幸。明世宗对青词极为重视，许多人因此受到重用，甚至官至宰相，被称为“青词宰相”。

徐阶作为侍奉皇帝的近臣之一，也参与其中，所作青词深得明世宗赏识。不久，他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获得飞鱼服、尚方珍馔等丰厚赏赐。有一次，吏部尚书一职空缺，经过商议，众臣一致推荐徐阶担任，但明世宗并未同意，因为他不愿徐阶离开自己身边。

尽管受到皇帝宠信，徐阶对明世宗沉迷修道、忽视朝政的做法仍感到忧虑。因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劝谏皇帝。例如，在庄敬皇太子去世后，按照惯例应重新立储，徐阶便上奏请求册立太子。

嘉靖帝朱厚熜心中另有盘算。他有两位皇子，分别是裕王和景王。按照传统礼制，本当立裕王为储君，但朱厚熜内心更偏爱景王，因此迟迟未决。加之他当时正沉迷于求仙问道、追求长生不老，不愿触及继承人问题，便对此事置之不理。

然而，徐阶洞悉皇帝心思，仍坚持五次上书劝谏，并在裕王与景王的加冠、婚典及开讲等事务中，始终坚持“先裕后景”的原则。这自然让嘉靖帝心生不满。

不久之后，嘉靖帝打算将曾在宫变中保护过自己的方皇后袝入太庙，遂命礼部负责此事。徐阶依据“女后无先入庙者”的古制，委婉表达了反对意见，礼科给事中杨思忠也赞同此观点。

得知这一情况后，嘉靖帝勃然大怒，严厉斥责了徐阶。恰逢此时，他又派遣徐阶前往邯郸为新落成的吕仙洞主持斋醮祈福仪式，而徐阶却无意前往。嘉靖帝对此极为恼火，甚至萌生了罢免徐阶官职的想法。徐阶见势不妙，想起当年被贬延平的教训，急忙转变态度，诚惶诚恐地谢罪。

即便如此，嘉靖帝依然余怒未消，将支持徐阶的杨思忠贬为庶民，以此警示徐阶。与此同时，权臣严嵩察觉到机会，趁机向嘉靖帝进谗言诬陷徐阶。面对险恶局势，徐阶深知自身处境堪忧，不得不收敛锋芒，一方面对严嵩示好，另一方面更加用心撰写斋词，以期获得嘉靖帝的宽恕。在此期间，他的奏疏和密折多迎合嘉靖帝的修道之心，内容涉及斋醮仪式与服食丹药等事宜。

徐阶在担任朝廷官员时，正值严嵩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当时天下之人几乎只知道严嵩，而忽略了皇上的存在，朝中大臣对严嵩的畏惧甚至超过了对皇上的敬畏。徐阶因夏言的举荐得以晋升，而严嵩与夏言长期争夺权力，最终将夏言置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因此对徐阶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

严嵩对徐阶心生怨恨，时常寻找机会排挤他。彼时，徐阶尚无实力与严嵩抗衡，只能处处谨慎，采取各种策略自保，包括依附权贵、联姻结盟等手段以求全身。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阶被加封为少保，并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由于他办事深得皇上赏识，仕途一路顺畅。次年，他进勋为柱国，加封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徐阶再获升迁，加封少傅，其子也被录用为中书舍人；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徐阶任职满九载且政绩斐然，皇上特下诏表彰，赐宴于礼部，并改兼吏部尚书。

然而，当时的严嵩依然贪赃枉法、专横跋扈，毫无收敛之意。尽管徐阶已受到皇上的宠信，但他深知自身权势仍不及严嵩，因此始终低调行事，避免锋芒毕露，以图长远之计。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控诉严嵩“十大罪状”与“五大奸行”的奏折，此举动在朝野间引发了巨大震动。

然而，严嵩却将杨继盛投入大牢。在这份奏折中，杨继盛还提及了徐阶，指责他遇事不敢坚持正义，有负国家。但徐阶并未因此怀恨在心，反而暗中为杨继盛求情，对严嵩施加压力，促使严嵩收敛了一些行为。

之后，御史锦宗茂、给事中张翀等人接连上疏弹劾严嵩。严嵩勃然大怒，准备对他们进行严厉报复。然而，徐阶却采取了从轻发落的方式处理这些官员，这使得严嵩对他更加痛恨，怀疑是徐阶在背后指使他人攻击自己。因此，严嵩多次试图置徐阶于死地。无奈之下，徐阶只好声称身体不适，闭门谢客以避祸。

到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严嵩因私人恩怨杀害了总督侍郎王忬，并计划进一步加害其子王世贞。在此危急关头，徐阶全力营救王世贞，使其免遭不测。对此，王世贞感激涕零。徐阶通过这种方式既对抗了严嵩的专横，又保护了许多正直的大臣。

此时，严嵩已经年届八十，行动迟缓，处理政务时也屡次无法符合皇上的旨意。而徐阶则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皇上秘密调查后得知徐阶是一位忠诚廉洁的大臣，因此萌生了让徐阶取代严嵩的想法。最终，徐阶成功取代了严嵩，在明世宗朱厚熜心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1561年），徐阶被任命为太子太师。同年春天，西苑永寿宫突发大火。明世宗朱厚熜迁居玉熙殿，但他对那里简陋的条件十分不满，打算重新修建一座宫殿，并与严嵩商议此事。然而，严嵩却建议皇帝搬到当年英宗曾被软禁的南城离宫居住。

世宗对此提议颇为不悦，于是征求徐阶的意见。徐阶洞察到了皇帝的心思，便回应说，当年营建三殿时留下了不少剩余材料，正好可以用来修建新殿，预计几个月就能完工。他还推荐工部尚书雷礼负责这项工程。

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令徐阶之子徐璠“兼任工部主事，监督工程”。仅仅三个月，宫殿便顺利建成。世宗大喜，赐名为万寿宫，并立即迁入居住。

世宗认为徐阶忠心耿耿，于是提升他为少师，同时，徐阶的儿子徐璠也因父亲的功劳升任太常寺少卿。与此同时，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因贪婪横行、荒淫无度而被揭发，朝廷上下纷纷弹劾严氏父子，严嵩的地位因此日益动摇，徐阶与严嵩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严嵩察觉到形势危急，便设宴款待徐阶，希望他能伸出援手保护自己。然而，徐阶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铲除严嵩的时机已经成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联合方士蓝道行，借助神仙占卜之术，称严嵩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置。随后，徐阶又精心策划，让御史邹应龙上奏，将严氏父子的种种罪行公之于众。

于是，明世宗朱厚熜下令严嵩退休，将其子严世蕃交由大理寺审理，最终流放边疆。不久后，严世蕃潜逃回老家，继续在当地为非作歹。徐阶得知后，亲自上疏指控严世蕃勾结倭寇谋反，皇帝听闻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将严世蕃斩首。严嵩也被判定犯有大逆罪，遭到革职查抄家产。

明世宗朱厚熜晚年沉迷修道，长期不理朝政，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此时，国家大小事务几乎全由内阁首辅徐阶一人承担。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成为首辅后，在原严嵩的值房墙上写下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方向。

在处理国事时，徐阶主张与大臣们共同商议，认为集思广益才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而独断专行只会导致问题频发。他多次劝说朱厚熜要善于听取群臣意见，综合各方观点。

每当明世宗因御史言辞激烈而恼怒时，徐阶都会及时劝阻。他以严嵩为反面教材提醒皇帝，强调识人用人的重要性。徐阶指出，人心难测，奸佞之人往往伪装很深，但只要广开言路、多方考察，即使是隐藏极深的问题也能被发现。他建议明世宗对所有奏疏都应认真调查核实，属实则采纳执行，不实则妥善处理，这样可以畅通言路。

此外，徐阶非常注重吏治建设，主张选拔人才时更看重实际能力而非资历背景。

嘉靖末年，战事频仍。彼时社会风气却颇为不正，阿谀奉承之人往往受到重用，而刚直勇敢者却被冷落一旁。徐阶在此背景下，力荐起用马芳、胡镇等一批将领，称他们虽出身行伍，文化不高，但骁勇善战，能够带兵杀敌，理应得到重用。

兵部尚书杨博在抵御外敌方面颇有建树。一次，俺答率军进犯通州，因明世宗朱厚熜沉迷修道，杨博不敢轻易奏报朝廷。

关键时刻，徐阶协助杨博调兵遣将，妥善安排，成功击退敌军。然而，事后明世宗对杨博未及时上报极为不满，欲严惩之。徐阶则极力为杨博辩解，最终保全了他。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在张居正当政时备受信赖与重用，但实际上早在徐阶担任首辅期间，他们的才能便已初露端倪。

当俺答屡次入侵，明军节节败退之时，徐阶采纳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的建议，请谭纶、戚继光二人赴蓟州练兵，并委派已入阁的张居正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政。徐阶还亲自与谭、戚商讨御敌策略，提出借鉴南方士兵训练方法以训练北方士兵，积极支持他们运用火器打击敌人，巩固边防。

徐阶掌权期间，尽管北虏南倭未能彻底平息，但并无大的侵扰，这与他任用众多优秀边将密不可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世宗朱厚熜的儿子景王朱载圳不幸去世。时任首辅的徐阶上奏，建议将景王府拥有的数万顷田地和湖陂分配给农民耕种。这一举措深得民心，受到百姓的广泛欢迎。次年，徐阶又奏请取消鄢懋卿为讨好主子而擅自增加的四十万两盐税，并恢复原有的赋税制度，同时严厉惩治了鄢懋卿。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针对明世宗沉迷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行为，徐阶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当时，方士胡大顺劝诱皇帝服用金丹，徐阶揭露其险恶用心，最终胡大顺被依法惩处。此外，当方士熊显进献所谓“长生药”时，徐阶极力劝阻皇帝不要服用。对于明世宗计划修建零坛和兴都宫殿，以及在他生病期间仍执意前往兴都巡游的决定，徐阶均进行了坚决劝谏。

明世宗去世后，作为朝廷元老的徐阶与尚未入阁的张居正秘密商议，草拟了一份重要的遗诏。

遗诏主要内容包括：重新审视并修正祖宗旧制；赦免或追认自明世宗即位以来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大臣；严惩方士等人；停止一切无益于民生的斋醮活动和不必要的采买等行为。这份遗诏表面上是明世宗的自我反省，实际上也体现了徐阶对自己过去某些做法的否定，以及他重整朝纲、复兴国家的决心。

遗诏颁布后，朝野上下一片赞誉之声，甚至将其与杨廷和草拟的明世宗登极诏相提并论，视为嘉靖年间的重要事件之一。

然而，由于徐阶在草拟遗诏时仅与张居正密谋，未与其他职位相当的大臣如高拱、郭朴商议，尤其是忽略了高拱——新君的启蒙老师，这引发了高拱和郭朴的不满，也为日后政坛上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徐阶的家乡华亭，是江南地区一个富裕的大镇。在嘉靖中叶之后，华亭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尤其是纺织业极为兴盛，几乎每家每户都在织布，即便是士大夫家庭也不例外。作为朝廷重臣的徐阶，自然成为乡里最为富有的家族之一。

然而，徐阶的儿子徐璠等人却利用父亲的权势和威望，在乡里横行霸道，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霸占了苏松地区24万余亩土地，并雇佣大量织妇，日积月累积累了巨额财富，垄断了当地市场。他们的产业之多，令人震惊，这也导致当地百姓不断向官府告状。

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早与徐阶结怨，于是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列举了他两个儿子横行乡里的种种罪行。郭朴也因徐阶草拟的遗诏“谤先帝”而参奏徐阶。徐阶上疏为自己极力辩解。

作为先朝元老，徐阶的支持者众多，九卿以下的官员纷纷上书弹劾高拱，称赞并挽留徐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高拱借病辞职，齐康被斥责，郭朴也请求离职。虽然徐阶在这场争斗中获胜，但他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隆庆二年初，徐阶多次以生病为由请假。在这场徐、高之争后，穆宗虽然并未刻意冷落徐阶，但对大臣们全力支持徐阶的现象感到不满。他依赖内阁，却又不敢完全信任他们，于是开始宠幸内侍。他命宦官李用等人分别监督管理团营，建立自己的小圈子。

徐阶对此极力劝阻，认为这种做法不妥。由于宦官督导的南京振武营士兵多次发生哗变，徐阶命令御史将他们遣散，并惩处了为首的人员，这再次得罪了宦官势力。同年春天，穆宗打算游览南海子，徐阶又加以劝阻，这让穆宗更加不满。徐阶感到自己处处受到牵制，无法施展抱负，内心十分沮丧。

当给事中张齐因私人恩怨弹劾他时，徐阶再次请求退休。穆宗早有让徐阶离开之意，于是在七月份批准了他的退休请求。

徐阶就此结束了自己长达7年的首辅生涯，以及17年的内阁任职经历。九月初，他回到故乡，在自家堂上贴了一副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表达了事业未竟却被迫离政的深深遗憾之情。

高拱（1513-1578年），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其祖籍为山西洪洞，因躲避元末战乱迁居新郑。

高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高魁为成化年间举人，曾担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先后任职于山东按察司和陕西按察司，并升至光禄寺少卿。

高拱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五岁时便能对诗，八岁时已能撰写千字文章。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深入研究经义学问。十七岁时，他在乡试中以“礼经”科目夺魁，但之后在科举之路上经历了十三年的波折，才最终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他被任命为翰林编修，九年后任期届满，晋升为翰林侍读。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开设学府讲学授经，高拱成为首位入选者，进入国子监任教。当时皇太子已去世两年，新太子迟迟未立，裕王与景王同在京师，按顺序应立裕王为储君，但明世宗朱厚熜偏爱景王，有意立其为太子。太子人选迟迟未定，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高拱作为裕王府的讲师，多次安抚并支持裕王，给予他很大安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与次辅徐阶之间斗争激烈，但高拱与二人交往时始终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严嵩和徐阶认为高拱身为裕王讲官，未来必定前途无量，因此对他颇为器重，有时甚至有所退让。尽管当时严嵩独揽大权，朝臣多不敢得罪他，但高拱却毫不顾忌。

有一次，高拱引用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讽刺严嵩对待下属傲慢无礼的态度。然而，严嵩听后并未怪罪，反而报以一笑。在严嵩和徐阶的共同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晋升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度过了九年的时光，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晋升为太常寺卿，并负责国子监祭酒事务。这九年里，他勤勉地为裕王讲授经筵，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处理事务，对裕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人之间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君臣与师生关系。

离开裕王府后，高拱依然深受裕王的信任。无论府中大小事务，裕王都会派人向高拱请教意见。同时，裕王还亲笔题写了“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句赠予高拱。随着景王就藩离京，裕王成为准太子，高拱与裕王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让他在上司和同僚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也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任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他又改任吏部左侍郎，仍兼任学士，并掌管詹事府事务。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担任会试的主考官或副主考官，所提拔的人才因文章出色而广受赞誉。然而，有一次他在试题中使用了触犯皇帝忌讳的文字，险些被调离岗位。幸亏徐阶出面解释，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在封地去世，裕王的地位得以稳固。高拱因此升任礼部尚书，并被召入直庐。由于他擅长撰写青词，深得皇帝宠信，还被赐予飞鱼服。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在徐阶的推荐下，高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高拱相貌不凡，性格豪爽，富有才略且颇为自负。刚进入内阁时，他就雄心勃勃，渴望一展抱负。当时，明世宗朱厚熜长期居住在西苑，大臣们以能够被召入直庐为荣，却也因此导致内阁事务有所疏忽。

为此，世宗下诏称：“内阁事务由一人主持即可。”

首辅徐阶以及“青词宰相”袁炜以此为借口，不愿离开皇帝身边去处理政务。对此，高拱对徐阶说道：“您年纪已大，可以继续留在皇帝身边。我和李春芳、郭朴愿意每日轮流一人前往内阁处理朝政。”

李春芳虽入阁较早，但对徐阶始终保持着极大的恭敬。每次见到徐阶，都表现出如同仆役般的谦卑态度。郭朴与高拱同时新晋入阁，并且都是由徐阶举荐而来，按理说应当对徐阶心存感激并保持谦逊。然而，高拱却表现得十分直率，这让徐阶心中颇为不悦。

更让徐阶不满的是，高拱与郭朴同为河南老乡，两人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这在徐阶看来无疑是一种疏远自己的行为，从而在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不久之后，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弹劾高拱。

原来，高拱年过半百却膝下无子，对此深感焦虑。为了方便与家人团聚，他将家眷迁至西华门附近，并时常以各种理由偷偷返回家中与妻妾相聚。

有一次，高拱听闻明世宗朱厚熜病情危重，便急忙将自己的书籍和器物从值房中搬出，以防万一。

胡应嘉借此机会上奏称：“高拱初入内阁时，常借故离开值房回家探望家人。”又指责道：“皇上病重之际，正是臣子们祈祷代命之时，而高拱却早早为自己谋划退路，其居心实在令人怀疑。”

高拱得知后大为惊恐，幸好当时明世宗朱厚熜身体欠佳，未对此事进行深究。

然而，经过调查，高拱发现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而且此次弹劾是由徐阶拟旨后上报给明世宗朱厚熜的。因此，高拱怀疑胡应嘉的行为背后有徐阶的指使，从而对徐阶的怨恨愈发加深。

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驾崩。徐阶与他的门生、刚担任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秘密起草了遗诏，却没有与其他职位相当的大臣商议。遗诏颁布后，高拱和郭朴感到十分失落。

高拱自认为是新皇帝的心腹，却对遗诏毫不知情，这加深了他与徐阶之间的矛盾。穆宗即位后，徐阶作为德高望重的元老继续担任首辅，并引入张居正进入内阁。对此，高拱心中不满，在讨论皇帝登基、军事赏赐以及大臣去留是否需要请皇帝裁决等问题上，多次反对徐阶的做法，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

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遭到贬谪，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高拱在背后使坏，于是纷纷上奏攻击他。给事中欧阳一敬在奏折中言辞激烈，甚至将高拱比作蔡京。

高拱大怒，请求徐阶拟旨杖责那些弹劾他的人，但被徐阶拒绝。高拱被迫提出辞职，然而穆宗没有批准。徐阶遵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挽留高拱，但并未打算处罚那些言官。这使得高拱更加生气，有一次甚至当众与徐阶发生争执。

高拱指责道：“先帝在世时，你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先帝一去世，你就立刻改变立场，勾结言官排挤藩国心腹大臣，你该如何解释？”言辞非常严厉。

徐阶则缓缓辩解道：“言官中有许多心腹，我又怎能一一结交？即便我能结交，为何你不能？”他还说，自己并非背叛先帝，而是通过遗诏让先帝自我反省以收揽人心……

关于斋戒文书一事，徐阶坦承确有不当之处。但他随即反问高拱：“你难道忘了自己在礼部任职时，先帝曾密函问我：‘高拱上疏表示愿意参与斋戒事务，是否应允？’这封信至今还保存着！”

高拱听后顿时哑口无言。

然而，高拱并未就此罢休，他转而以徐阶的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霸道为由攻击徐阶，并暗示门生齐康弹劾徐阶。

徐阶因此上书请求辞去职务。当时，徐阶正因执行遗诏重新起用被明世宗朱厚熜贬谪的官员而受到部院大臣及科道言官的广泛感激与支持，正处于权势鼎盛时期。因此，许多谏官纷纷上书请求挽留徐阶，并集体前往徐阶府邸劝说他继续处理政务。同时，他们还大力揭露齐康和高拱的罪状，甚至联合起来公开谴责二人。

短短三个月内，针对高拱的弹劾奏章多达30余份。高拱见大势已去，接连提交了12封辞职信，声称身体有疾请求退休。穆宗虽试图挽留，但最终未能改变高拱的决心，于是批准他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等荣誉职衔回乡养病，还专门派遣人员护送。齐康则被调离原岗位，而郭朴不久后也提出辞职请求。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告老还乡。次年，张居正联合太监李芳等人，向朝廷上书请求重新启用高拱。

同年十二月，在被冷落了一年多之后，高拱接到圣旨。在寒冬腊月之中，他日夜兼程赶往京城，再度以大学士兼掌吏部的身份重新执掌大权。那些曾经与高拱有过节的言官们，得知他复职的消息后，无不惶恐不安。

胡应嘉听闻高拱重掌大权，惊惧而亡；欧阳一敬则在被革职归乡途中抑郁而死。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高拱通过自己的门生和心腹放出话来安抚众人，称：“徐阶对我曾有旧恩，后来虽有些误会，但不值得记恨。”他还表示：“我愿意放下成见，与诸位共同治理朝政。”这番话听起来颇为大度，逐渐平息了众人的不安情绪。

高拱再度执政后，行事雷厉风行，在吏治改革、边疆筹措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当时，他身兼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之职，责任重大。他每天清晨处理内阁事务，中午则专注于吏部的工作，极为勤勉尽责。他认为吏部的重要岗位需要合适的人才担任，但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并发挥其长处却并非易事。

当时官场风气败坏，官员们往往只顾谋取私利，将职位高低视为唯一标准。高位者令人羡慕，低位者备受歧视，完全忽视了品德与行为的重要性。这种风气导致官场“道理不明，士气低落”，许多官员把精力都用在阿谀奉承之上。

针对这一问题，高拱上任不久便在吏部推行了一套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所有官员的名单都被详细记录，并建立档案。每月汇总一次，交由高拱亲自审阅。到了年底，所有记录会被集中到吏部，作为奖惩依据。这一举措为整顿吏治奠定了基础。

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广泛选拔人才。高拱发现，天下科贡出身的官员占七成，而制科仅占三成，但朝廷却重制科而轻科贡。他认为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错误的，主张进士与举人应并重，并根据个人的品德和才能来任用。

同时，高拱提出对举人的选拔应有所限制，他建议“年貌五十岁以上者不得担任州县之长”。因为州县长官相当于地方父母官，责任重大，需要充沛的精力才能胜任。

此外，高拱强调国家应当提前储备人才，而不是等到需要时才匆忙寻找合适人选。他提出了“备才”理论：对于重要职位，预先挑选适合的人选，每职备选两三人在附近待命，一旦出现空缺即可迅速补上。

高拱还提倡公开招贤，要求选司在有不当之处时公之于众以示警戒，同时允许各司推荐合适人选。过去吏部推荐官员人数少且过程保密，高拱则完全改变这一做法，主张透明化：“堂有侍郎，司有员外，都应将名单公开。若遇事只顾私利而不作为，这样的制度必须改革。”

高拱还规定，所有文书需抱至后堂，当众揭榜，使冢宰即便想私下调整也无能为力。对于被罢免的官员，高拱必定亲自告知原因，使得被黜者“无不心服口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职，朝廷不重视，导致这两部门逐渐荒废。

高拱体恤民情，了解到马政和盐政官员身处偏远贫瘠的苦寒之地，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因此他建议改派本省廉洁谨慎且有才干的人来担任这些职务，并降低他们需要缴纳的金额。对于表现优异者，则给予提拔重用的机会。这样一来，马政与盐政自然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从而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此外，高拱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对人才考察与选拔的制度和措施，例如开创了王亲内转的先例、恢复了一甲进士读书的传统、纠正巡抚按察使举劾不公的问题、核实京官考核成绩的真实性、分设进士讲律会议、明确官员晋升的标准以及拟定地方官捕盗的考核标准等。这些举措得到了穆宗的高度认可，并得以顺利推行。

在这一系列改革下，朝廷上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按照明朝旧制，若让内阁辅臣同时负责官员的选拔录用，便相当于赋予其宰相般的权力，这将严重触犯皇帝权威。然而高拱作为内阁大臣，在掌管吏部事务的三年间，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之处，但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高拱在任期间励精图治，仅数年间便取得了斐然政绩，独当一面。不过他性格中有恃才傲物、盛气凌人的一面，性子急躁，缺乏耐心，遇事容易发怒。每当他怒目而视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厉的训斥声，身边的人往往因此纷纷避之不及。这是他专横跋扈性格的体现，也正是这一面导致他与同僚之间产生了矛盾和隔阂，进而招致非议，最终成为日后被排挤出朝局的原因之一。

早在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同样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存在小矛盾，加之目睹高拱在内阁中的专横作风，担心自己难以长久被容，于是选择激流勇退，以生病为由递交辞呈。

不久，掌都察院的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在科举考试中徇私舞弊，上疏请求停止其行为。高拱对此不满，命令自己的门生、给事中韩楫弹劾赵贞吉庸俗专横。赵贞吉随即上疏反击，弹劾高拱。

穆宗因宠信高拱，下令让赵贞吉退休。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身份掌管吏部，行使宰相大权，同时试图掌控都察院，与李春芳商议揭露高拱，李春芳答应了他。赵贞吉离开后，李春芳内心不安，且他因徐阶的缘故与高拱关系不和，于是在五年五月请求辞职归乡。高拱接任首辅后，更加傲慢自大。

此时，殷士儋刚入阁参与辅政。殷士儋与高拱同为裕王府旧僚，但由于不肯巴结高拱，一直未能得到提拔，最终通过中旨进入内阁，这令高拱十分不悦。

后来有人弹劾高拱的心腹张四维，高拱怀疑是殷士儋所为，便命令韩楫威胁他。殷士儋无法忍受，在内阁当面斥责高拱：“你先后驱逐陈公、赵公、李公，现在又要赶走我，谁能在这里长久待下去？”说完竟挥拳打了高拱。

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逐出内阁。至此，除了张居正外，旧内阁成员全被高拱排挤殆尽。高拱权势熏天，独断专行，完全掌控了国家大权。

高拱对当年被徐阶及言官驱逐出京之事一直怀恨在心。隆庆四年四月，为了报复曾弹劾自己的海瑞，他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至南京担任闲职。不久后又撤销了这个职位，迫使海瑞以病为由辞职。同时，高拱全面反对徐阶的政策和决定。

同年冬季，刑部与大理寺例行审理案件，本与高拱无直接关系，但他主动要求担任主笔，并声称"皇上命我监管吏部，所有吏部事务都归我管，必须掌控全局"。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更改王金一案的判决。

王金是明世宗时期的方士，曾被徐阶下狱，司法部门依据子杀父律判处其死刑。高拱却极力为其辩护，最终成功减轻刑罚，使其免于一死。

内阁中原本设有专门处理中书事务的诰敕房，有十名序班人员。高拱复出后，这十人通过多次考试合格，理应得到晋升。但由于他们是徐阶旧部，高拱故意无视。即使他们上门请求，高拱也冷笑着回应:"即便我曾许诺，也不会让你们有所期待。"随后下令将这十人全部调往边疆。仅此一事，便可看出高拱手段之阴险。

尽管如此，高拱仍未能释怀，持续针对徐阶及其相关人士，凡是与徐阶有关联的人，几乎都被他设法治罪。

徐阶退休后，在家乡大力发展产业，且纵容子弟在乡里横行霸道，这引发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

高拱得知此事后，亲自上疏弹劾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退居乡里本应静心修养，但他却大肆经营产业，甚至跨越千里在京师开设店铺，放纵儿子横行霸道，积累的财富几乎可与国库相提并论，其权势更是遍布天下。”

不仅如此，徐阶还“公然违背圣旨，暗中潜往京师，阻挠奏疏，探听消息，四处活动，试图制造舆论影响，这种行为实在是不顾大局。”

随后，高拱多次就此事向朝廷上疏。

隆庆五年，高拱重新起用原苏州知府蔡国熙担任苏松兵备副使。由于蔡国熙与徐阶早有矛盾，高拱特意重用他来整治徐阶及其家人。结果，徐阶的三个儿子都被查处：革除了他们的世袭官职，没收了粮田充公。徐阶因此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只能低头向高拱求情，言辞中充满了哀求之意。

此时，张居正也借机暗示高拱权衡利弊。高拱见徐阶已无翻身之力，心中颇感欣慰。既报了昔日之仇，便表现出大度姿态，写信给徐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重修旧好，并提醒他不要让别有用心之人从中挑拨离间。

同时，高拱接连致信苏松官员，要求对徐阶的三个儿子及家人从宽处理，留些情面。他还批复蔡国熙的奏疏：“处罚过重，需重新调整。”

高拱之所以愿意对徐阶网开一面，实际上是因为：看到徐阶的惨状，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将来，认为与徐阶和解可以安抚苏松地区的乡绅阶层，改善与徐阶旧部属的关系。然而，高拱的这一转变让蔡国熙十分愤怒，指责高拱出卖自己，让他去承担得罪人的责任，而自己却装成好人。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高拱被封为柱国，并晋升为中极殿大学士。此时的他愈发专横跋扈。加上他的门生韩楫、程文等人频繁出入其府邸，借势作威，沉迷于赌博游乐，这使得许多人对他们心生厌恶。

高拱早年为官时还算清廉，但后来逐渐变得奢侈浮华，时常感叹“日常开销不足，怎么办？”听闻此言后，他的门生和下属争相进贡，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堆满了高府，从而引发了不少非议。

御史汪文辉上疏议论时政，暗讽高拱现状。高拱得知后召见并责骂了他，随后将其调往宁夏担任佥事。给事中曹大野则直言弹劾高拱十大不忠之事，列举了高拱擅权报复、排挤异己、提拔亲信以及公然受贿等行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指责高拱，然而穆宗并未采纳这些意见，反而将二人调离原职。

张居正与高拱曾是旧交，张居正的许多谋略也曾受到高拱的赏识和支持，高拱多次称赞张居正的才华，两人关系一度较为融洽。当时高拱位高权重，张居正则一直跟随其左右。面对高拱与其他同僚的冲突，张居正始终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

然而，张居正并非甘于现状之人。他表面上退避三舍，实则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而高拱对此毫无察觉。

隆庆五年，张居正因徐阶三子之事讽刺高拱，传言张居正收受了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未加核实便以此指责张居正，导致张居正勃然大怒。同时，高拱也开始怀疑曹大野的奏章是否受张居正指使。从此，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于是，张居正秘密联合太监冯保，意图借助宫中势力铲除高拱。

隆庆六年五月，明穆宗病重期间，召见了高拱、张居正等人入宫。穆宗握着高拱的手说道：“朕驾崩后，国家大事就全靠先生您了。”随后宣布内阁接受遗命。

当时司礼监宣读遗诏时，共有两份文件：一份交给皇太子，另一份则授予高拱。其中提到，今后遇事需由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共同商议后再执行。高拱察觉到了这份诏书背后的深意。

不久之后，穆宗驾崩，神宗继位。由于神宗年幼，冯保便依仗太后的势力，开始掌控朝局。

高拱决心整治太监干政的问题，于是上奏提出五项措施，请求剥夺司礼太监的权力，将其归还内阁，并指使门生通过言官弹劾冯保。

高拱希望拉拢张居正一同谋划此事，便派人给张居正传信说：“我们应该共同建立这一不世之功。”然而，张居正接到消息后却立刻秘密告知了冯保。

冯保随即向太后和小皇帝进谗言，诬陷高拱趁着太子年幼，企图谋反篡位，废黜皇上而改立河南的周王，自己则谋求国公爵位。

此外，冯保还收买了两宫的近侍，在太后面前诋毁高拱。最终，“皇后与贵妃都感到十分恐惧”，决定将高拱驱逐出朝。

次日，朝廷召集群臣觐见，宣读来自两宫及皇帝的诏书，列举高拱的罪行，指责他目无君上，傲慢无礼，将其贬为庶民，并要求他当日即卸职返乡。

高拱原本以为宣诏的内容会是驱逐冯保，却没想到被罢黜的是自己。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让他顿时“面色如死灰”，“汗水如雨般涌出，伏地不起”。

一旁的张居正见状，赶紧将他搀扶起来。次日清晨，高拱坐上一辆简陋的柴车，带着满心的凄凉与无奈，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

回到家乡后，高拱换上了“角巾野服”，过起了隐居生活，俨然成了一个普通的乡野农夫。他不再谈论国事，而是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留下了八十余卷著作。

然而，冯保对高拱的怨恨并未因此消散。不久之后，他又制造了“王大臣事件”，企图借此将高拱置于死地。好在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人察觉其中另有隐情，极力为高拱辩解求情，这才使他侥幸免于一死。不过，这场风波也让高拱备受惊吓，从此卧病不起。

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的家属请求朝廷给予相应的抚恤待遇，但由于冯保仍掌权，最终只批准了半葬之礼。

二十多年后，高拱的后代不断向朝廷陈情，明神宗感念高拱曾是一代功臣，功勋卓著，于是追赠他为太师，并赐谥号“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