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西方近代科学思维。这种重视观察和实验、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在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希霍芬就是带着这种思维在中国进行勘查的，并展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李希霍芬在勘查过程中，并不是对煤田、铁矿等进行简单的调查。同时，他还关注其他相关因素，比如，对于矿权的取得方式等。这就体现了他在勘查过程中思维的广阔性,矿权的取得与当地的法律和秩序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在考察中自然而然地对法律思想进行了运用。

李希霍芬在调查山东博山的煤矿时记述道: 采矿权是在北京由官家颁与少数私人。

我的店东一家自 100 年以来就有这种权的。原则是:“先发制人”。我的店东说: 在地的上面是有秩序和法律的，在地的下面并没有。每个人在他的坑里，能开出多远就开出多远。土地的所有者仿佛也就是土地下面所有一切的所有者。因此通过了他的土地，他就保有绝对的开矿权。此外他向四下里能够开出去多远，也就可以开出去多远，只是他不许通过一个邻家的地段掘坑网。

西方社会中，一直对法律和秩序非常的关注，所以李希霍芬在考察中对此也很重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调查也是对当地矿权的获得办法和范围进行记述，这就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入中国、掠夺中国的资源做了一定的准备。

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专利制度的保障。李希霍芬在勘查过程中不仅对传统技艺进行简单的调查，而是从更深层面关注工厂对传统技艺的保密，即相当于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专利保护制度。这就体现了他思维的深刻性。

李希霍芬在对山西的治铁业和山东的玻璃业进行考察时多次提到专利技术。“各视对于铁的品质的要求，在制造这种种物品时，使用不同的混合比例和工作方法。这都是各个工厂的世代相传的秘密，各厂的印章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各厂都有专利性质的制造对象。··...·山西铁之出名的优越，一部分要归因于从长期的经验中获得来的这种混合比例的知识。"

李希霍芬曾提到，博山县是他所遇到的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由于博山产出优质的煤，所以各种工业也很早就产生了，而且这些工业经过若干世纪传承发展了下来。因为中国没有专利制度，所以有些技术的秘密就由发明者的家族作为一种专利继承下来。玻璃制造就是其中之一。

对这种具有专利性质的混合比例知识以及由发明者家族继承下来的“技术秘密”的关注，对这种“技术秘密”的保护措施的深入了解，可以看到李希霍芬所进行的考察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他所思考的是更深层次的专利技术知识的保护和使用等问题。

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专利技术是十分重视的。而且注重对专利技术的保护。虽然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也很重视对祖传、家传技术和工艺的保密,但是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缺少一定的保障措施。

李希霍芬对煤田进行勘查的过程中，并不是对煤田进行简单的介绍，而是重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对煤田的开采情况进行调查中，他看到不合理开采的现象，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当时对不合理开采情况进行关注，而不是仅仅关注煤炭开采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在描述庐山和距州煤田时，他记载道:中国人在一个矿从未工作超过一煤层。他们选择的，当然是情况、厚度、煤炭质量最好的地区。这里面最多的是从 6 到8 英尺厚的工作面。煤炭是黑色的，参差不齐，并且易碎。这里产出纯净的结块的炼焦煤，尽管在一些地方含有大量的铁的硫化物。很少块煤被生产，几乎所有的都是又硬又小的煤。

被提升到地表的所有煤炭立刻被交付到承包商，他们选择第一批大块的(煤)，并以每担 100 的现金出售，剩下的用来炼焦。以每担 240 的现金销售。由于在每个采矿地方，几千个小焦炭窑同时烧，并且有大量的工人在场，这些地方有一个繁忙和热闹的外观，并且从远处就可以看到散发出来的体积很大的白烟。焦炭在附近被大量消耗，并且被运往不同方向，对那些距离 150 里远的地方，用运行 4 个铸铁轮的牛车运输。

“在该地区，中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煤矿。他们开采的最大深度是 200 英尺。无论哪里的煤层下沉到更深的深度，他们就停止了开采。寻找更有利的地方不是一件难事.在那里，几个煤层通过一套工作可以被开采，而且可能会更好，并且更坚实的煤将被提取出来”。

这种煤炭开采的陋习引起了李希霍芬的重视,这种不合理开采的陋习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后续开采的困难。坚持适度原则，合理开采，避免浪费，这种科学思维在现今社会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李希霍芬在一百多年前的这种哲学思维仍不过时,，依然有其借鉴意义。李希霍芬对中国各地矿业的勘查以及在勘查过程中对技术手段的运用和重视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还有他回国后的相关著述，对中国煤田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中国近代采煤业的发展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矿权的掠夺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希霍芬的考察与渲染使得外国资本主义向山西伸出了侵略的触角。早在 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就进入山西，先后进行过两次关于煤田地质和铁矿开采情况的详细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深为惊叹。他在调查山西煤田后的著作中写道:“中国山西煤田的总面积为 5.5万平方里，如果进行仔细考察，很有可能夺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荣誉，因为山西煤田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宾夕法尼亚。

但这并不是中国煤田的唯一优点，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开采便利，成本低廉，因而可以大量开采。山西省有几处煤矿生产出的无烟煤，其品质可以与宾夕法尼亚州的上等煤媲美，而每吨仅售 1先令，所有煤块都大达几立方咫。”李希霍芬的调查所见引起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各国商人、资本家纷纷建议向中国投资，在中国开办矿业。

上海英商总会主席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指出:“廉价的燃料是使航运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航运事业是本会企图扩展的事业，因而本会主张要求准许外商自由开采各地的煤矿是合理的。”并催促政府进行交涉，以使英国能够在中国进行矿业投资。但是，这些企图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还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

到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加剧和矿权争夺战的激化，以及清政府妥协投降媚处政策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活动日益频繁，他们摆出一付强盗架势，公开声称“有权逼迫中国向世界贡出其矿业资源。”并开展各种阴谋活动，扶植买办，施加压力，威逼清政府缔约，开放矿业禁令。

由此可见，李希霍芬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源掠夺(以煤炭最甚)，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近代中国煤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不顾后果的开采，不仅掠夺了中国的资源，而且给当地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他们的罪恶行径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