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14日上午11时许，三门峡市湖滨区东风派出所及湖滨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先后接到报案，称租住在该市湖滨区东风货场外34号院的文春平死在其卧室内，死因不明，报案人系两名男性，一个系死者的哥哥文某，一个系死者的外甥宁刚东。

案情就是命令。一个由刑警二中队队长刘文彬及朱云泽、康海波组成的侦破小组当即受命，在报案人带领下，与东风派出所民警一起，赶到了东风货场外34号院。

现场勘察中，细心的刑警发现，在他们集中精力勘验室内现场时，宁刚东神情木然地蹲在外屋的地上，对文春平的死既没有悲伤，又不配合刑警的勘验，甚至连好奇的关注也没有。

勘验完毕，刑警把表现反常的“报案人”之一宁刚东带回询问。

在刑警大队询问室，宁刚东一开始仍固守报案时的“说法”，东拉西扯，瞎编胡诌。然而，面对刑警犀利的目光和步步紧逼的发问，宁刚东最终难以自圆其说。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一声长叹，随着一句“是我捂死了我小姨”的认罪话语，道出了一起自古罕有的姨甥畸恋，最终引发外甥杀姨的人命奇案。

宁刚东1972年3月出生于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是宁家的长子。随着宁刚东长大成人，娶妻成家便成了宁刚东最为迫切的头等大事。他的父母四处托人提亲。但由于宁刚东老实、木讷、固执，文化不高又不擅言辞，再加上家里的邋遢，最终往往都是“灌木”难招凤凰栖，贫穷难留姑娘心。

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拉近了他和他的小姨文春平的生活空间，并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宁刚东的母亲是文家的长女。当宁刚东呱呱坠地时，他的小姨文春平才两岁。按当地风俗，学前小孩常常住舅家，一住就是个把月，甚至三五个月。儿时的宁刚东在舅家，与小姨戏耍游玩，两小无猜，耳鬓厮磨。小姨对这个小外甥关爱有加，小外甥对小姨也是惟命是从，姨甥感情甚是亲近。长大后，小姨文春平结婚成家，宁刚东对小姨文春平仍怀亲近之情。无论是逢年过节，受母亲“差遣”到小姨家走亲戚，还是农活紧张到小姨家去帮忙，宁刚东都乐意前往。

在小姨家，宁刚东哪儿急帮哪儿，指哪儿干哪儿，勤快听话；而文春平依然像儿时在娘家呵护小外甥那样，嘘寒问暖，知冷知热，令宁刚东时时感受到母爱般的亲情。

1998年，宁刚东到一个小煤窑上打工。这个小煤窑离宁刚东家有20多里山路，离其小姨家则只有五六里路。得知宁刚东打工的小煤窑上没有地方住宿，每天下班后还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跑20多里路回家，文春平和丈夫于心不忍。尽管文春平家住处也很紧张，3孔窑洞，一孔住着两位公婆，一孔作仓库放置杂物，一孔是文春平夫妇的卧室兼厨房。但是出于亲情，文春平的丈夫还是亲自到小煤窑，叮嘱宁刚东：“你姨说了，你下班回家太远，不想跑就去我家住！”

从此，宁刚东就时不时地到小姨家借宿。有时去得早了，就帮忙干点活，晚上，宁刚东与小姨一家共宿一窑，宁刚东和姨夫睡在一起，小姨则和儿子睡在另一张床上。

这虽然带来许多不便，但小姨不说什么，姨夫心里有想法也不便启齿。一家人倒也和和平平，相安无事。

文春平的丈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身子有点懒，脑子也不勤，自从文春平嫁到他家，他懒得操心，把这个家完全交给了妻子。甚至春种秋收入手紧，缺牲口，他也懒得出面，而是听凭妻子求亲戚，告邻居。宁刚东到家里来住，虽说给他们夫妻之间的“亲密”带来一些不便，但他看中的是宁刚东一来，原来妻子“吆喝”他干的一些活，都被宁刚东干了，他乐于这种安然。由于生活窘迫，他也到另外一家小煤窑去干活。

紧张的采煤劳动，强度比闲散的农活不知要高多少倍。身子骨本来就不算强壮的文春平的丈夫，一下班回来，往往累得浑身散架，往床上一躺，就呼呼大睡，有时半夜里文春平想找他温存一番，他都以“太累”相推托。然而冷落妻子的回报必然是妻子的冷落。当他偶尔有“兴致”求到妻子的床前时，妻子也矜持地以“太累”为由让他吃了闭门羹。

说来也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就在夫妻赌气期间，文春平的丈夫在一次下班搭车途中，被车颠下，脚被轧伤。文春平心疼之余更多的是生气和埋怨。住院期间，不知是伤痛的折磨难以忍受，还是眼看就要到麦收心里着急，文春平丈夫的脾气越来越大。

有一次，他吵着要吃“油泼面”，而当文春平跑到街上给他买来时，他非但不吃，反而把碗摔在地上。丈夫的失礼极大地刺伤了文春平的心。文春平越想越觉得丈夫窝囊，越想越觉得跟上这样的丈夫憋气。夫妻间原有的裂痕逐渐加大了。

眼看自家的麦子就要焦到地里，而丈夫的脚伤还没好彻底。文春平在为丈夫办完出院手续，把丈夫接回家后，就跑到宁刚东打工的小煤窑，把宁刚东叫来帮助收麦。宁刚东的到来，使文春平焦躁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

白天，他和小姨一块儿割麦、拉麦；晚上，他又伴着小姨，把第二天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由于姨夫的伤脚怕碰着，宁刚东晚上就拉一条席子到放杂物的窑里去睡。有一天晚上宁刚东做噩梦大声惊叫，把文春平一家都惊醒了。迷信思想极重的文春平，认为是那孔窑里“不净”。为了使请来帮工的外甥能睡个安稳觉，文春平把自己的睡床搬到了杂物窑里，每天晚上陪着宁刚东。

和外甥宁刚东在一起干活，文春平体验到了一种新的感觉，她心情愉悦，出力流汗而不觉累。宁刚东听话，从不犟嘴，简直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常常是她一边诉说，宁刚东一边静静地倾听，还时不时地附和两句。文春平开始放弃长辈的矜持，把宁刚东当成“知己”，向宁刚东敞开了心扉。她告诉宁刚东，丈夫对她如何如何不好，夫妻之间如何如何缺乏温情，以及丈夫在外可能有相好而冷落她，她也要同别人相好“回敬”丈夫等等，令宁刚东直听得脸红耳热心狂跳。

姨甥两人搬到一个窑洞时，还保持着一定距离：文春平睡在床上，宁刚东就睡在地下。

就在文春平向宁刚东敞开心扉的当天晚上，文就以“睡在地下太凉，对身体不好”的理由，要宁刚东睡到她的床上，宁刚东温顺地服从了。除了儿时和母亲这样身贴身地睡在一起，这是成人了的宁刚东第一次和与他年纪相差无几的女人睡在一张床上。

两人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接近，以至于对方的气味、声息，乃至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能感觉到。半夜，文春平翻过身来搂住了宁刚东……

从此宁刚东踏上了一条姨甥乱伦、不齿于人的可耻道路，背上了以下犯上，辱母欺祖的沉重“十字架”。

在帮助文春平收麦的20多天里，几乎都是文春平主动，但随着“新鲜感”已过，本来就在既追求又逃避中徘徊的宁刚东，逃避心理竟渐渐占了上风。他要么在煤窑上找一个地方凑合一夜，要么隔三岔五地跑回家住，往文春平家去的次数少了。

而此时的文春平，正盘算如何进一步“发展”姨甥之间关系。她想与丈夫离婚，与宁刚东一起远走高飞；她甚至设想，不让宁刚东再去下煤窑，而跟着她去市里做生意。当她发现宁刚东一连几天不来家时，她甚至跑到宁刚东打工的小煤窑，把宁刚东又重新拽回到她家；当她听说宁刚东背着她又在外边物色女朋友时，她甚至醋意大发，骂宁刚东没有良心，警告宁刚东不能和别的女人来往，不能和别的女人说话，否则就以死要挟。宁刚东欲“逃”不得。

人常说，纸里包不住火。时间一长，“宁刚东和他小姨睡一个窑洞，关系不正常”的传言在村里不胫而走。丈夫却不愿相信，姨甥太亲：怎么可能呢？

他规劝妻子：“关系亲戚，也不能说不让刚东来家住，但你俩分开住，免得街坊邻居说闲话。”

谁知文春平一听就火冒三丈：“街坊邻居谁愿意咋说就咋说。我外甥小，我照顾哩！你管恁多干啥？”

无奈，文春平的丈夫只得在文春平和宁刚东住的窑洞里又支了一张床，宁刚东再来家时，就让宁刚东和自己睡一床，文春平睡另一床。不料这样，倒惹恼了文春平，她干脆打出离婚的旗号。

事已至此，文春平的丈夫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次宁刚东来家时，文春平的丈夫将其叫到村外，问宁刚东是不是和小姨有不正常关系。宁刚东当然矢口否认。但他心里发慌，害怕这事传出去，自己在四乡八村、亲戚六姑之间就没法做了，自己娶妻生子的事情就要彻底泡汤。自此，宁刚东再也不登小姨家门了。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文春平收敛春心，好好与丈夫过日子，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夺命之灾。但是，文春平春心难收，毁家之意已决。

2000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日)，她抛夫别子，离家出走。她找到宁刚东，要宁刚东与她一起到市里租房，一起到市里做生意。

当天下午，宁刚东陪文春平，以夫妻名义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东风货场外34号院内租了一间民房。2月12日（正月初八），宁刚东如约来市里给文春平送钱。天刚黑，姨甥二人用过晚饭后就睡到了一起。

宁刚东一觉醒来，已是13日的早晨、望着还在呼呼大睡的文春平，宁刚东心里波涛翻滚：今年回家过春节，村里人的目光为什么有些不对劲儿？莫非他们已经听说我和小姨的事儿？小姨也太自私，为了自己痛快和享受，死死缠住我不放，不让我同别的女人说话、来往，不让我谈对象，还要我同她一起私奔，一起做生意，远走高飞，厮守一辈子。我和小姨这么亲，却有那种关系，这事儿要是家里和亲戚们都知道了，我今后还咋活下去？特别是一想到私奔后的前途莫测，一种巨大的空虚感便攫住了他的神经；一想到眼看就要谈成的对象突然和他告吹，他的心头猛然升腾起一股对小姨的仇恨烈火：整死她！不整死她我就没法活下去！

宁刚东霍地一个翻身，用他那粗大有力的左手捂紧文春平的口鼻，用右手按住她的右手，将整个上半身侧压在她的头部，足足持续了10来分钟。可怜文春平，还在温柔乡中，就蹬腿咽气，香消玉殒了。

令人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是文春平尸体解剖后在殡葬处理上遇到的尴尬：夫家不要，娘家不收。最后，还是她那颇具开明意识的家兄，念在兄妹一场的分上，找一处荒坡，以两片草席，将其掩埋。

不久后，宁刚东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

文春平，这一步走得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