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后蜀灭亡后，四川地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根源在于中央政权对蜀地的系统性压迫与结构性矛盾。

从965年全师雄兵变到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再到1000年王均之乱，三十余年间四川爆发七次大规模武装反抗，形成“天下未乱蜀先乱”的独特历史现象。这种持续性动荡的背后，是军事征服、经济掠夺、文化撕裂三重逻辑的交织作用。

一、军事征服的暴力遗产

北宋灭后蜀的军事行动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乾德三年（965年），王全斌率北路军入蜀后，纵兵劫掠成都府库，“昼夜宴饮，不恤军务”，甚至将后蜀降军的“治装钱”（每人十贯）全部私吞。

更血腥的是，王全斌在成都城南校场诱杀两万七千名降卒，仅留三千老弱。

这种屠杀并非孤立事件，东路军统帅刘光义虽约束部众，但副帅王仁赡仍“纳李廷珪女，开丰德库取金宝”。

赵匡胤对王全斌的暴行采取默许态度。尽管事后将其贬为崇义军节度使，但未追究屠杀责任，反而继续重用。

这种态度传递出明确信号：对蜀地的征服可以不择手段。全师雄兵变时，王全斌甚至焚烧民房、屠杀平民，导致“蜀民罹祸尤酷”。这种暴力统治直接点燃了民众的反抗怒火。

二、经济掠夺的恶性循环

北宋对蜀地的经济压榨远超后蜀。乾德三年灭蜀后，设置“日进纲”，用十年时间将后蜀府库的“金帛、钱币、珍宝”全部运往汴京。更致命的是，北宋全盘继承后蜀的苛捐杂税，甚至变本加厉：

- 赋税制度：四川二税（夏税、秋税）以绢帛缴纳，税额比中原高30%，且“豪族与官吏勾结逃税，差额转嫁平民”。

- 专卖垄断：茶叶、布帛实行官府专卖，茶农需先缴纳高额赋税才能将茶叶卖给指定茶商，而茶商压价收购导致“茶农破产者十之六七”。

- 土地兼并：五代时期迁入的官僚地主占据四川70%的耕地，佃农“代地主缴纳赋税，身份世代相传”。

这种经济结构导致蜀地出现“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分化。王小波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正是对这种制度性剥削的激烈回应。

三、文化认同的撕裂与重构

北宋对蜀地的文化压制加剧了社会矛盾。赵匡胤将后蜀君臣全部迁往汴京，禁止蜀人担任本地官员，并强制推行中原文化。这种政策引发蜀地士绅的强烈反弹：

- 科举歧视：北宋初期四川进士录取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且“蜀人不得任本路知州”。

- 语言排斥：汴京官僚称蜀地为“西州”，讥笑蜀人方言为“鸟语”，甚至在公文中标注“蜀人不可信”。

- 宗教压制：后蜀时期兴盛的道教、佛教被北宋视为“异端”，成都青羊宫、大慈寺等宗教场所被强制改为官署。

这种文化撕裂在知识分子中尤为明显。苏轼曾尖锐批评：“蜀人被服儒雅，不乐仕宦，而朝廷待之如夷狄。”这种疏离感为起义提供了思想土壤。

四、结构性矛盾的持续发酵

北宋对蜀地的治理存在根本性缺陷：

- 吏治腐败：四川官员多由汴京派遣，任期短且无升迁希望，导致“郡县之政姑息苟简，吏暴于上，民怨于下”。

- 民族矛盾：蜀地周边的党项、吐蕃部落与汉人冲突不断，北宋却采取“以汉制夷”政策，加剧民族对立。

- 地理封闭：四川盆地的地形使其易守难攻，起义军可依托山地长期游击。全师雄兵变时，义军“据险筑寨，官军数月不能克”。

这些矛盾相互作用，形成“起义—镇压—再起义”的恶性循环。从965年到1000年，四川平均每五年爆发一次大规模起义，成为北宋最不稳定的地区。

五、历史回响：制度性压迫的代价

北宋对蜀地的统治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

- 治理范式：赵匡胤开创的“重武轻文”策略在四川失败，迫使北宋转向“以文制武”，推动文官制度成熟。

- 经济转型：蜀地纺织业、茶业的崩溃导致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南宋时四川财政占比降至全国5%。

- 文化融合：蜀学在压制中崛起，苏洵、苏轼等学者将蜀地文化与中原儒学融合，形成独特的“蜀洛会同”思想体系。

这种历史进程揭示：当军事征服、经济掠夺与文化压制形成合力时，任何“天府之国”都可能沦为“叛乱之乡”。北宋在四川的教训，成为后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