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冀中一带的大地主，家财万贯，良田千顷。

但他不屑做亡国奴，日寇铁蹄踏破山河，他竟干脆利落地毁家纾难，携家人投身抗日。

出身地主之家，投身无产阶级队伍，直接做到旅长。

党内有人议论，有人怀疑，甚至有人冷眼旁观。

1941年，毛主席见了他，笑眯眯地上前，用肩膀轻轻一碰，似有深意地问：“哎，他们排挤你没有啊？”

他朗声答道：“没有没有，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也跟着他们学了不少，主席放心，我们团结得很。”

毛主席听罢，欣慰一笑。

高士一，生于1894年，河北任丘苟各庄人，家境殷实，家族显赫，在当地提起“高四爷”，无人不知，鲜有不晓。

他们高家，土地四千亩，家业遍布各行各业，养殖、砖瓦、煤炭、面粉，样样俱全。

家门前便是白洋淀，船队十余艘，南来北往，把自家余粮运往各处，也顺道捎些天津、保定的货物回来，一进一出，粮商两旺。

可以说，既是地主，又是商人，端的是富贵逼人。

单有钱财算不得什么，高士一目光长远，见自家老宅容不下日益庞大的家族，索性挥挥手，在北边划出五百亩地，修建一座大庄园，名曰“高家场”。

这“场”绝非寻常宅邸，而是煞费苦心经营的一座堡垒。

外围挖了护城河，河宽可行船，四周植满荆棘与大杨树，任你外人如何窥探，也难以近身。

庄园内院落十一座，皆是自家人居住，里头宽敞，气派非凡，称之为“城中之城”也不为过。

高士一出仕从政，担任过河北省河务委员、任丘县实业科科长，本想借此一展抱负，却亲眼目睹官场腐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高士一并非那等守财奴，也不是懦夫。

他生性耿直，思想开明，向来看不惯那些腐朽规矩。

他出资办学，建女子小学，创办文化室，教年轻人排演现代剧，试图让乡亲们看到一点光亮。

他不只是个富人，还是个义士，为人正直，豪爽仗义，骑得了马，打得了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

除此之外，他还懂医术，乡里乡亲有个头疼脑热，找他看病，向来分文不取。

这些举动，赢得了人心，也奠定了日后的根基。

待到日寇横行，江山飘摇之时，高士一并未像那些富家翁一般，把黄金细软藏好，转身投奔租界，反倒是挺直脊梁，带着手下兄弟揭竿而起，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高士一投身抗日，并非一时冲动，更不是偶然巧合。

若说推动他彻底觉醒的，有两件事不可不提：一是他的儿子高万德，二是那场震惊冀中的娘娘宫惨案。

先说高万德，此子年少聪慧，性情刚烈，年轻人总是爱冲撞些陈规陋习，遇见些风云激荡的事，便恨不得投身其中。

左高万琪（高万德之弟），中杨琪良，右高万德。

他在保定读书时，受革命思想浸染，参加学潮，终被校方开除。

开除便开除罢，他回到家乡，继续暗中从事抗日活动。

这些事虽未张扬，却一点点渗透进高士一的骨血。

高士一早年在官场打过滚，知道这世道如何黑暗腐朽。

而如今，自己的儿子已走到了风口浪尖，他也决定给儿子做个榜样。

再说娘娘宫事件，这便是高士一真正痛下决心、毅然起事的导火索。

1937年9月，日军小林中队，九十余人，八十余艘船，正从保定往天津运送物资，途经娘娘宫村，见此地河岸宽阔，便靠岸歇息。

几个日军带着翻译，满脸傲慢地踱进村里，未曾想，这娘娘宫村可不是随意可欺之地。抗日救国会的人早就盯着这群侵略者，冷不防便是狠狠一击，竟直接击毙了一名日军。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小林中队大惊失色，以为中了埋伏，遂疯狂反扑。

战火乍起，枪声大作，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听见锣声，纷纷拿起锄头、长矛，甚至菜刀，往娘娘宫杀去。

激战一夜，日军几乎全军覆没，仅余寥寥数人仓皇逃回天津。

这仇，自然是结下了。

没几日，日军便带着千余人，调来三架飞机，二十多条汽艇，卷土重来。

这一次，百余名村民惨遭屠杀，娘娘宫村及周边几十个村庄，被火焰吞噬，连烧三日，直至化为焦土。

上万名乡亲流离失所，家毁人亡。

这一战，惊动了整个冀中。

乡亲们看得分明，指望忍让求得安生，是万万不可能的；幻想日军施舍一丝怜悯，更是痴心妄想。

高士一站在废墟前，沉默良久，终于抬手挂起了一块牌子——“抗日救国会”。

牌子一出，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赶来，扛着家伙，带着干粮，连夜投奔。

他们是庄稼汉，是猎户，是被烧了房子的难民，是被杀了亲人的汉子——但从这一刻起，他们有了新身份：抗日武装。

短短一个月，高士一的队伍便膨胀至三千人。

他本人虽出身豪绅，但人望极高，乡亲们信他，愿意跟着他拼命。

只是，家族里却未必人人都理解。

亲友们劝他：“四爷，您是有家底的人，何苦趟这浑水？”“带着全家去拼命，这不是送死吗？”

高士一听了，脸上没什么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淡淡道：“国难当头，躲是躲不过去的。此事，我考虑再三，只有抗日才是正路。既然干了，便要干到底。”

有些人仍犹豫不决，但也有些人，听了这话，沉默半晌，最终叹了口气，点了头。

最终，高士一不是一个人上的战场，而是带着整个家族。

前排右高士一，中排右高万德。

长兄六十八岁，侄儿九岁，妇孺老小，全都随军而行。

这一去，便是不回头。

1937年12月，高士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高万德也没闲着。

高万德在地方上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杀鬼子，剿伪军，干得虎虎生风。

此时，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将其部收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四支队，由高万德担任支队长。

父子二人，双双投身革命，冀中平原上，多了一对誓死不屈的战将。

河北自卫军第五路成立后，开局不易，战事频仍。

日军嚣张跋扈，步步紧逼，而自卫军兵马虽壮，却时常缺衣少食，给养难继。

军中有人犯了难：枪倒是缴获了不少，可人要吃饭，子弹要补给，总不能靠天掉馒头吧？

高士一闻言，大手一挥，自己带头捐了五千大洋。

五千大洋，换在往日，够置办几百亩良田，可如今，良田有什么用？祖国半壁河山都快烧成焦土了，光守着家业算什么英雄？

于是，他又亲自去动员地主乡绅：“抗日不只是农民的事，咱们这些有家底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鬼子骑到头上罢？”

有些人怕事，推三阻四，他也不多废话，直接甩出一句：“你今天舍不得掏钱，等鬼子来了，怕是连命都保不住。”

此话一出，倒也凑了不少银钱。

有了钱，队伍也壮了起来。

黄久征部被收编，随后高士一率部再次解放雄县，攻打霸县，激战苏桥镇，进驻胜芳，连胜数仗，还收编了苏桥商团和胜芳保卫团的武装力量。

到1938年3月，河北自卫军第五路扩展至1.1万人，成了冀中抗日的一支劲旅。

此后，更是在冀中反“围剿”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震慑敌胆，渐成冀中抗日中坚力量。

到1938年6月，河北自卫军第五路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担任支队司令员。

高士一（左）与王震

地位高了，责任也重了，国民党那边又坐不住了。

七八月间，国民党的人又一次登门，软硬兼施，劝他归顺国民党。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但高士一依旧是不为所动。

他知道，这些人抗日是假，借抗日扩充自己势力是真。

可他能拒绝国民党，鬼子却不会放过他。

1938年底，日伪军五百余人，趁夜色包围了“高家场”。

他们来势汹汹，烧杀劫掠，抓走了他的侄子高万玉和高万峰，扬言要用人质逼降。

几日后，高万峰被放回，带回了一封鬼子的劝降书。

纸上写得冠冕堂皇，说什么“念在高先生名望极高，若能弃暗投明，既可保全家业，又能共谋大业”云云。

高士一拿起信，看了一眼，冷笑道：“他们倒是打得好算盘。”

说罢，手腕一翻，信纸瞬间化作碎片，落在地上。

他目光沉沉：“高家场烧了，不足惜。日军要的，不是这几间屋子，而是咱的脊梁。投降？绝无可能。”

鬼子那边见劝降不成，气急败坏下撕破脸皮，直接杀害了高万玉，以示威胁。

消息传来，高士一握紧了拳头，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信任是什么？是生死相托，是肝胆相照，是并肩走过枪林弹雨后，仍能把后背放心交给对方。

高士一与贺龙、毛主席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

政治上相互信任，战场上生死相依，平日里又是兄弟一般的照拂。

这情分，既是战火中淬炼出来的，也是人格上的惺惺相惜。

1939年3月，贺龙率八路军一二〇师挥师冀中。

彼时，冀中抗战形势日趋复杂，各路武装虽斗志昂扬，却仍显分散，若不加以整合，终难成大势。

贺龙是个干脆利落的人，既然来了，便不愿拖泥带水。

他当即决定，以一二〇师七一五团为骨干，整编冀中游击军第十四支队等地方武装，将独立第四支队改编为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任命高士一为旅长。

贺龙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自小行走江湖，见惯了各色人等，极少服人，可他却曾直言：“我很少服人，但高士一算一个。”

这话并非客套，而是发自肺腑。他看出这位出身地主的“高四爷”，并非贪生怕死之徒，而是个真心抗日的硬汉。

独一旅成立之初，上级任命高士一为旅长，王尚荣为副旅长，朱辉照为政治委员。

本是顺理成章的安排，可高士一却郑重其事地提出：“八路军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同志来当旅长吧，便于训练部队。”

此话一出，倒让贺龙笑了。

他拍了拍高士一的肩：“旅长还是你高士一来当！”

可贺龙还不放心，又转头嘱咐王尚荣和朱辉照：“高士一参加抗日，是件了不起的事。他既然是旅长，就得有职有权，你们得尊重他，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他。要是工作上出了什么矛盾，别怪我不客气，我先找你们算账！”

此话一出，高士一哪里还能再推辞？他点了点头，沉声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干到底！”

1939年10月，独一旅进军晋西北，战事愈加紧张，而高士一的家人，仍旧处于日军的报复威胁之下。

敌人对他的恨意已达极致，若是被逮住，定然是惨无人道的屠戮。

贺龙深知这一点，便未雨绸缪，提前派人将高士一的几十名亲属护送至陕北。

到了绥德后，贺龙更是细心安排，特地腾出一处独立大院，让他们集中居住，还专门派战士日夜保护。

贺龙亲自下令，保证高士一家人的口粮供给，尽可能让他们吃得饱，睡得稳。

高士一看在眼里，心中感激。

高士一

陕北根据地的物资何其匮乏，所有人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贺龙仍然想着他，想着他的家人。这份恩情，他记住了。

既然兄弟待我如此，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于是，他偷偷从自家院里抓了两只鸡，又找来一小袋黑豆，交给警卫员，吩咐道：“送去给嫂子，让她补补身子。”

原来，当时贺龙的夫人薛明正怀着身孕，因营养不良，身体羸弱。

高士一虽不善言辞，但心里明白，这个时候，比起千言万语，一只鸡，才是最实在的谢意。

这一点心意，薛明始终记得，后来时常提起。

1941年，毛主席与高士一见面，一如既往地亲切。

他没有客套，反倒是侧过身子，用肩膀轻轻碰了碰高士一，语气带着几分意味深长：“哎，他们排挤你没有啊？”

毛主席这一问，并非无的放矢。

高士一出身豪绅，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贸然投身八路军，难免有人看不惯，背后指指点点。

可他并未多言，而是立刻答道：

“没有没有，他们对我很好，我也跟着他们学了不少东西。主席放心，我们团结得很！”

话音刚落，毛主席便朗声笑了。

这一笑，是认可，是欣慰，更是对这位曾经的冀中豪绅、如今的抗日战士，给予最真诚的信任。

他不再是“高四爷”，也不再是冀中大地主，而是八路军的高士一，是共产党的一员，是浴血奋战、不死不休的抗日名将。

毛主席赠予高士一亲笔签名的照片

1968年6月16日，高士一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临终前，他已经衰弱得说不了长句子，可最后还是吃力地挤出几个字：“要相信党，跟共产党走。”

这话，他不仅是说给子女的，也是说给自己这一生的。

他本可安于家业，做个富家翁，可偏偏选了最艰难的路。

他毁家纾难，投身革命，终其一生，未曾后悔半分。

他用一生去践行这个誓言

高士一：从大地主到八路军旅长_崔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