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风筝》中，韩冰将“军统六哥”郑耀先评定为“战略特工”，也就是说，郑耀先能获此评价，前提条件是他属于军统特务，而且是级别相当高的特务。

我们细看军统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以及相关档案就会发现，像郑耀先那样军衔只是上校的特务，连局本部处长和大区区长、省站站长都当不上，徐远举在谋求军统局行动处处长之位，也因为级别不够而没能如愿，那个职位最后落到了潜伏在军统内部的我方特工程一鸣手里。

徐远举因为只是上校军衔，所以不能当站长，后来是走了偏门才当了少将处长，沈醉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毫不客气地揭老底：“毛人凤以副局长的身份代理局长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而且总是变相贡献一些黄金美钞，徐远举也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

所谓的“军统三剑客”都是浪得虚名，沈醉虽然同时入围“军统四杀手”，但是他跟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相比，还是要差上一大截——沈醉之所以能晋升少将，并不是他搞情报或行动有多出色，而是把戴笠伺候好了。

用一块木板和一条浴巾换来一顶少将处长官帽，这件事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晋升少将》中有详细描述，过程就不用细说了，连沈醉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仅仅为戴笠做了几件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就使自己能一下子跻身于局本部的八大处长之列，这对我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人来说，无异于是一步登天了。”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的晋升都不是因为立了多大功劳，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明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互相鄙视甚至拆台，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矛盾最后还公开到让毛人凤头疼。

“三剑客”算不上“战略特工”，沈醉之外的另外三个“杀手”，也是以行动为主，在戴笠、郑介民策划下搞刺杀比较在行，论起打入日伪内部搜集情报及进行分化瓦解，他们还真不行：陈恭澍、王天木日伪逮捕后叛变，赵理君因活埋中统大员而被老蒋下令枪毙。如果戴笠晚几个月坠机，陈恭澍和王天木也会被判处死刑——陈恭澍在回忆录《英雄无名》中写的很清楚，戴笠一直不承认陈、王二人是假叛变真潜伏，还授意毛人凤将其判处死刑。

戴笠坠机，已经准备越狱的陈恭澍逃过一死，又被郑介民起复委用——陈被捕前的很多锄奸行动，都是郑策划指挥的，两人关系很好。

郑介民和唐纵在军统时期就已正授中将，那是因为他们除了在军统担任主任秘书和帮办、书记长（戴死后，唐纵代理一段时间局长，然后老蒋就任命郑为军统正局长）之外，还在“军令部”、“国防部”和“内政部”另有职位：郑在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的时候，戴笠从步兵上校晋升陆军少将的铨叙令还没下来呢；唐纵在戴笠坠机前，就已经升任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

除了郑介民唐纵，军统还有很多中将，这就是老蒋在用人方面的惯用伎俩——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权力大军衔低，郑介民唐纵等人在军统局算戴笠部下，但是正授军衔却比戴笠高，这帮人互相不服气，才能对老蒋忠心耿耿。

有时候老蒋还故意大乱戴、郑、唐三人的上下级关系，这一点沈醉十分清楚：“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蒋决定提升唐为组长，戴在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公开提出，唐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

军统局的将军级特务很多都在忙于争权夺利，干正事儿的不多，但也不是一个都没有，比如咱们今天要说的三个中将级特务，就都算得上“战略特工”。

首先一个算得上战略特工的，就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文强，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就是以文强为历史原型的。

文强在军统时期就晋升中将，而且是老蒋亲批的，这件事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有明确记载，笔者也多次引用，这就不再复述，大家只需要记住一点就行了：文强之所以离开军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有了竞争局长宝座的资格，而他又知道自己在受信任程度上比不过郑介民唐纵，搞阴谋诡计，也不是少将毛人凤的对手。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特意强调了一下他辞职时比毛人凤的军衔还高：“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他 说：‘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指郑、毛、唐各以籍贯为纽带结成三个小集团。沈醉当时是站在毛人凤一边的，同时也向郑介民和唐纵示好，和毛人凤联手坑郑介民是后来的事情）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 头来占一份？”

读者诸君可能看过《文强传》和《文强口述自传》，对他的履历应该十分清楚，《特赦1959》中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说刘安国来头极大资历极深，说的其实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文强。

文强在军统的地位，远高于陈恭澍、王天木和赵理君，他一直作为戴笠的副手，在上海筹备并建立了“忠救军”和“别动总队”，在搞战略情报方面，文强在军统也是数一数二，郑耀先在《风筝》中的某些“战绩”，其实原本应该属于文强——笔者前两天写过一篇稿子，说的就是这件事。

文强在战略情报方面很有一套，所以杜聿明在徐州指挥作战的时候，就通过老蒋把文强调去当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在整场战役中，他面对过去战友的神机妙算，几乎是一筹莫展，给杜聿明出了几个主意，最后也因为所谓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一团乱糟而毫无成效。

文强搞战略情报可能是把好手，但是让他筹划大战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在人生道路选择上，文强也出现了致命失误——他调往淮海之前，是“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如果他再拖延一段时间，就可以跟程潜和陈明仁一同起义了，起义归队的文强最后会授什么军衔，读者诸君或许都能猜到。

文强一招失错满盘皆输，最后进了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军统的另外一个战略特工——1946年3月升任军统局本部中将主任秘书的张严佛。

军统更名为保密局，其“设计委员会”一直保留，张严佛长时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来我方级别最高的叛徒，张严佛的本家当主任委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跟张严佛做得工作差不多，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怎样的了。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亲自策划杀害宣侠父（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的张严佛情绪很不好，他在解放前夕已当了毛人凤的副手，可算是军统被俘人员中职位最高的一个。他在湖南参加了程潜领导的起义后，因有人说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拘捕，前不久才从东北战犯所转到北京来的。”

张严佛这段经历，跟郑耀先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不同点是郑耀先最后基本恢复了身份，而张严佛没有能像文强一样走出战犯管理所。

张严佛卒于何年不好考证，但另一位战略特工的名字，大家肯定都十分熟悉：“国防部”中将部员、“总统府”中将参军、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唐生明，《伪装者》中的明楼，身上就有几分唐生明的影子。

沈醉在回忆录中说：“我与唐生明相识五十多年，做过他的朋友、部下、同事。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共产党地下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的确有一套，很不简单，要比我高明很多。”

唐生明是几重间谍，老蒋和戴笠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他们只知道唐生明这个人很有用，小打小闹别去麻烦他，再大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他去处理，至于他是哪头儿的，根本就不重要。

唐生明在担任中将部员、参军之前，也挂过军统（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委（跟张严佛一样）的虚衔，但是据沈醉回忆，他不但不去上班，连工资都不去领，每次沈醉亲自送上门，唐生明接过后随便往桌子上一丢，数都懒得数。

有一件事情让沈醉一直大惑不解，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唐生明都没受过太大委屈：“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我感到意外。有一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

1987年10月24日，八十二岁高龄的唐生明安然辞世，参加告别仪式的领导人级别高得本文不能罗列，沈醉那首《悼唐公生明》，精炼地概括了唐生明的一生：“悼唐公生明亦友亦师五十年，惊闻噩耗泪涟涟。热情豪爽英雄色，报国忠诚意志坚。大是非前真胆略，小糊涂处假痴癫。一生享尽人间福，到老终能晚节全。”

跟唐生明相比，郑耀先这个“战略特工”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所谓的军统“三剑客”、“四杀手”，在唐生明面前也只不过是小玩儿闹而已，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军统局中将和中将加上将衔（比如军统历任正局长）的特工不是没有而是很多，并不能仅仅因为戴笠只是铨叙少将职务军衔中将，就断言军统无中将。

军统有很多特务都挂着中将军衔，但是能称得上战略特工的还真没几个，比上校郑耀先和少将、上校级别的三剑客、四杀手更厉害的也不是很多，于是留给读者诸君最后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在您看来，哪些军统特务能算得上“战略特工”？郑耀先当然无法跟文强唐生明相提并论，那么唐生明和文强，谁才是当年中将级战略特工中最厉害的一个？除了本文所说的三个人，军统还有哪些战略方面的厉害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