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5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里正上演《红色娘子军》。就在戏演到一半时，尼克松突然扭头，对着旁边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年轻翻译开起了玩笑：“唐小姐的英文，说起来可比我的中文顺溜多了！”这时，正忙着记录对话的唐闻生笔尖猛地一停，她抬头望向尼克松，脸上迅速换上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谦虚地说：“总统先生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话音刚落，镁光灯突然亮起，恰好捕捉到了尼克松和江青并肩交谈的画面，同时也把后排那位长着鹅蛋脸、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的身影，永远地印刻在了历史的底片上。

这张照片一传开，大家伙儿议论纷纷，都盯着尼克松和江青之间那股说不出的氛围。可很少有人瞅见，照片右边后面站着的那位翻译，嘴角挂着笑，这里面可藏着一个新中国外交上的超级传奇——“金嗓子”的事儿。演出开始的时候，观众席灯光一黑，唐闻生眼睛紧盯着舞台上的芭蕾舞演员，左手在速记本上嗖嗖地划拉着符号。她得一边听着尼克松对《红色娘子军》的现场点评，赶紧跟江青汇报，一边还得把美国人临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这可不容易。

这位29岁的翻译家，人生经历可不一般。想当年，1943年的纽约，唐人街里有个洗衣店，楼上住着广东台山来的华侨唐明照。他刚有了个小宝贝女儿，站在窗边，往下看却是游行队伍，举着牌子喊着要“赶走黄种人”。唐明照对怀里的小女儿说：“闻生啊，你得记住这一刻。”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七年后的一个深秋。那时候，“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缓缓开进了天津港。小闻生站在甲板上，一瞅见码头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心里头那个激动啊，一下就从妈妈手里挣脱出来，用中文大声喊：“咱到家啦！”这一幕，连船上一起回国的地质学家李四光都给记在了日记里，成了华侨第二代回到祖国的一个标志性故事。

1964年冬天，北京饭店里挺冷的，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才半年，就碰上了一件棘手事儿。那天，她正忙着给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做翻译，结果在一个词儿上卡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会议室里的暖气开得足足的，热得她满头大汗，汗珠儿顺着麻花辫直往下流，滴进了衣领里。坐在后排看热闹的那些老翻译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这时候，周总理突然开口了，他用英语说了句话，意思是让唐闻生别急，喝口水慢慢来。总理这一句话，既给翻译小姑娘留了面子，又让尴尬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会议结束后，总理的秘书给唐闻生递来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外交部这儿不是用来练英语的地方，但也没必要搞得跟打仗似的。”

说起来挺逗，1971年春天那会儿，在武汉的东湖宾馆，唐闻生差点儿就把历史的走向给变了。那会儿，基辛格悄悄地来中国访问，毛泽东老爷子突然用他那地道的湖南腔普通话抛出个问题：“你说说，太平洋够不够大，能不能容得下咱中国和美国？”基辛格正琢磨着怎么回答呢，唐闻生已经用她那溜得跟美国人一样的英语反问上了：“主席是想问您，您觉得太平洋够不够宽敞，能让咱两国都自在？”这一问，直接把基辛格给问明白了，他一下子就捉摸到这背后的战略味儿了。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提起了这事儿：“那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可真能耐，硬是把个深奥的哲学问题，换成了咱们地缘政治的大白话。”

尼克松要来中国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唐闻生的办公室里，台灯一直亮到了半夜三点钟。她正忙着检查第二天欢迎晚宴上菜单的翻译，结果一看，发现“冰糖肘子”这道菜被直接翻译成了“糖冰猪膝”。她赶紧拿起电话，想赶紧找厨师长说说这事儿，可就在这时，值班秘书提醒她：“唐组长，周总理两个多小时前特别强调过，所有的菜品翻译都得考虑到文化差异。”一听这话，唐闻生立刻去找了1965年接待西哈努克亲王时的资料，经过一番琢磨，最后她把“冰糖肘子”这道菜的名字改成了“琥珀蜜汁蹄膀”。这样既保留了中餐的特色，又免得让西方人觉得不舒服。

2月24号那天，我们去长城逛了逛，唐闻生的机灵劲儿在那时候真是显露无遗。尼克松望着那曲折蜿蜒的长城，叹了口气说：“这让我想到了我们那边的胡佛水坝。”话音刚落，江青正要开口附和，唐闻生却已经用中文悄悄提醒江青：“领导，胡佛总统那时候可有过排华的事儿。”接着，她又转头跟尼克松解释：“咱们中国的长城啊，那是古时候用来防御的；而您的胡佛水坝，那是个造福百姓的大工程。这两个啊，都是人类跟大自然较劲儿的伟大成果。”就这么随口一说，结果这事儿后来被《华盛顿邮报》给报道了，还夸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经典例子”。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人民大会堂那张经典合照拍摄之前，唐闻生刚巧解决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美国安保人员误把江青的一块刺绣手帕当成危险物品给扣下了，场面一下子就变得尴尬又紧张。她赶紧走上前，到了安检台那儿，用纽约布鲁克林的地道说法跟特勤小组的头儿说：“哥们儿，这手帕上的凤凰，可比自由女神像让人放心多了。”那人愣了一下，接着就哈哈大笑，把手帕还回来了。唐闻生这种能把东西方文化巧妙结合起来的本事，让她在外交场上总能轻松应对各种情况，真是她的独门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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