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迁来自西北党项族，因祖先在唐朝平乱时立下大功，被赐予“李”姓。

少年英才的他不甘于家国覆灭，背井离乡孤身组建起了一股势力，在大国宋辽的倾轧下，足足支撑了20年。

正因为有他的坚持，才有了西夏的短暂辉煌，他也当之无愧被称作西夏的“奠基人”。

那么，面对数次围剿，他究竟是如何突出重围？

«——【·关键时刻，担起重任·】——»

雍熙三年 ( 也即辽统和四年) ，李继迁依附契丹是崛起的关键。

《西夏战史》直接以这一事件作为李继迁对宋战争第二阶段的开端，甚至称为 “10 世纪末叶到 12 世纪初叶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至道元年 ( 995) 李继迁尚在进攻灵州附近不臣服于己的睡泥族， 所以这之前李继迁还未完全控制灵州道。某些部族未能朝贡宋朝并非因为李继迁。如鄂尔浑河流域的九姓鞑靼，早在后晋时期朝贡中原政权便骤然减少。

原因是契丹获得了云州 ( 治今山西大同) 一带，阻断了前者与中原政权的交通路线，并且不断对其发动征伐，终于在 11 世纪初将其纳入治下，以致见诸史料的九姓鞑靼北宋一朝似乎仅有寥寥 4 次入贡。

藤枝晃编制的 《李继迁兴起时期西域朝贡年表》，关于宋朝的统计主要依据 《宋会要辑稿》“蕃夷部”，却忽视同书 “方域部”也有同一时期河西蕃部入贡的史料。另外藤枝晃将李继迁朝贡契丹纳入统计范围，却没有注意到其同一时期朝贡宋朝的记载。

雍熙三年到咸平元年朝贡宋朝仅有 9 次，而朝贡契丹却有50 次。据所阅史料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西域诸国朝贡宋朝应是 34 次，相差没有那么悬殊，因此不能说明朝贡形势的转折。

实际上，西域诸国朝贡契丹的数据统计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河西通向契丹境内不只灵州道一条路线，经过原回鹘可敦城旧址 ( 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城) 抵达契丹的漠北道也是交通干道，这条路线奠基于中唐以后的 “回鹘道”。

所以灵、夏二州并非通向契丹的必经之地，也就不能说明雍熙三年李继迁控制了灵州道。那么北宋前期党项崛起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前述宫崎市定等认为是在淳化年间，梳理史实，大致相符。

党项军事集团在太平兴国七年出奔以后，一直艰难维持，以游击的方式袭扰宋朝边郡，正面作战少有胜绩，遑论攻城略地，实现恢复五州故地的志向。

有人觉得李继迁甚至未能引起宋朝统治者的注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雍熙二年 ( 985) 二月诈降击杀都巡检使曹光实，反映在文献上便是直到此时 《宋太宗实录》残本乃至 《续资治通鉴长编》才花费较多笔墨记载李继迁，而不像以前那样一笔带过。

尽管党项人偷袭曹光实得手并一度乘乱攻入银州与会州，但一经宋军反击，便相继败走。即便雍熙三年依附契丹，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善，李继迁仅在次年击败知夏州事安守忠，并且邻近的宋军一赴援，党项便即退走。

«——【·有资格上桌谈判·】——»

党项自始至终未得到辽朝的兵力支援，而李继迁受封夏国王，目的是增加与宋朝谈判的政治筹码。

另外 《辽史·圣宗纪》多处有关淳化元年李继迁上报击败宋军并攻占麟、鄜等州的记载，诚如前贤早已指出的那样，党项当时连银、夏等州也未获得，如何能越境攻占麟、鄜等州，应当只是李继迁为尽快获得契丹 “夏国王” 的封号而虚报战绩。

“赵保吉”是李继迁降顺后宋朝的赐姓，宋朝禁盐居然导致李继迁兵力猛增到万余骑。

对比长兴四年 ( 933) 面临后唐强大军事压力，当时拥有夏州全境的李氏政权，麾下骑兵倾尽所有也不过万余骑。淳化四年禁售青盐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内附的党项熟户万余帐也逐渐倒向对方，可以说宋朝最后解禁青盐完全是迫不得已。

至道二年 ( 996) 李继迁围攻灵州城，宋廷竟然出动总数达 10 万的中央禁军，兵分五路进行征讨，这样的规模已经与雍熙北伐相差无几。其实宋人就有类似看法，景德年间，曾经受命经略西北知青州的张齐贤，曾在奏疏中建议朝廷谨防继掌党项政权的李德明蚕食河西蕃部。

张齐贤认为宋真宗封授李继迁五州之地以前，西北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时间是在任命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之后，此事在淳化二年七月，与前述时间节点较为接近。

因此辽朝的支持对党项虽然重要，但不能构成充分条件，雍熙三年到淳化四五年间应当还有其他因素也对党项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前贤已经指出直接原因就是宋朝禁售青白盐，问题在于这项政策尽管在淳化三年底实施，但其倡导者和主持者郑文宝却在淳化二年闰二月就已出任陕漕，此时宋朝正积极行动对付李继迁，所以郑文宝为什么不立即实施这项政策，而要延宕到次年底?

由于此前宋朝已经两次针对李继迁在局部地区禁售过青盐，宋人对此并不陌生，说明郑文宝一开始没有考虑采取这项政策作为制约李继迁的手段。

受史料所限，仅从青白盐贸易本身难以细究这个问题，因此本文尝试从淳化年间党项军事集团的动向来切入这个议题。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继迁接受宋朝敕命后，西北局势开始发生变化，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降顺宋朝?

如雍熙二年曹光实中计被杀后，宋朝接连派遣判四方馆事田仁朗、閤门使王侁、宫苑使李继隆等人率兵进剿，李继迁麾下部落数十族投降，重要头目折罗遇、折埋乜等多名蕃部首领被擒杀。

«——【·数次被围剿，依然不惧·】——»

党项军事集团遭到如此重创，也没有表露退缩之意，这次怎么会仅因一员将领率兵征讨，就要畏惧请降? 其次，如果李继迁真因翟守素而投降，这对翟而言是一份重要的功勋与荣耀，然而其各种传记包括墓志，不但未见相关说法，也未见其事后有升迁。

因而史籍中的这个记载未必尽然，或许宋朝方面当时没有明悉李继迁的真实意图。李继迁请降的目的是获得封官、赐姓，以便在宋朝那里获得与李继捧同样的地位，加上从辽朝获得的威望，这样就更有利于控制鄂尔多斯一带的蕃汉部族。

然而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激怒契丹，实际上淳化二年也即辽统和九年十二月，契丹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果然持诏质问，李继迁托故不出，韩遂大掠而还。灵州当时是宋朝直辖的州军，李继迁的封地是银州，韩德威怎么会前往灵州?

从吴广成、戴锡章开始就有学者不能索解，认为灵州当为银州之误，却没有任何文献上的证据。

岩崎力肯定当时韩德威前往的区域是灵州，但认为契丹大掠灵州是为了警告党项人不得染指灵州及河西走廊地区，理由是辽朝赐予李继迁的封号是 “夏国王”，意味着将其势力范围限制在无定河流域。

这一点或可商榷，首先，前引史料明确云契丹是因李继迁 “潜附于宋”才派韩德威率军 “持诏谕之”; 其次，如果说封李继迁为 “夏国王”，意味着将其势力范围限制在夏州附近，禁止其向灵州及河西地区发展。

因此爵号不能简单说明问题。毕竟雍熙三年到澶渊之盟以前联合对宋是基础，契丹的西部政策就是 “扶夏制宋”，只要党项不背离抗宋的大方针，所以韩德威出现在灵州应当是别的原因。

李继迁 ( 赵保吉) “以辎重置平夏”值得注意，通常军事物资应当存放在作为大本营的基地，而打算将绥州士民迁往平夏，目的可能是充实基地的力量。这一时期李继迁的基地应当是盐州乌、白池。

由于乌、白池毗邻灵州地界，同时契丹西南面招讨司治丰州，淳化三年初招讨使韩德威率军前往李继迁驻地极有可能经过灵州地界。

所以辽方档案在记述韩德威惩戒李继迁一事时，或许将地理方位笼统地记作灵州，也即 《辽史》记载的 “大掠灵州”不是灵州治城，而是灵州地界。

自唐代中后期便已位列党项四大部落集团的南山党项，主要分布于盐州与延、庆等州交界的横山地区，族帐众多，唐代就已出现农耕生产方式，所产谷物用于交换青白盐，再贩售至汉地获取厚利。

所以乌、白池无论就其地理位置，还是青白盐贸易中的地位，对于拉拢、控制南山党项都具有重要意义。

或源于此，李继迁才能下定决心将基地转移至该地。那么之后一系列事件，如李继迁伪降宋朝、韩德威大掠灵州、郑文宝请禁青盐、党项淳化五年进攻灵州，也就不难理解了。

党项人进行战略调整的长时段背景，是唐代中期以后东北亚气候迅速转冷，且波动剧烈，特别是公元 850—1200 年西北农牧交错带地区总体处于转干的趋势。

地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夏州地区沙漠化加剧，灵州东南与内地联系的交通干道也为瀚海沙碛阻隔，使得宋初西北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形势。

因此党项军事集团将基地转移至乌、白池，可以看作是对新形势的应对。

事后来看，正是由于李继迁围绕乌、白池地区展开新的部署，而宋朝在西北迟迟未能调整方针，以后的数次重兵围剿，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加上契丹越来越沉重的军事压力，宋朝不得不将重点放在河北防务。

在西北地理环境变迁、辽朝 “扶夏制宋”和宋朝 “守内虚外”的历史大背景下，李继迁从乌、白池出击，逐步实现计划，终于在咸平五年 ( 1002) 攻陷灵州，为日后西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回望李继迁的一生，无论是他的勇猛还是果断，都是上位者不可或缺的品质。

大浪淘沙，虽然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相信曾经的西夏子民都忘不了这位大将曾为他们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