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泰是陕北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和第二兵团政委。根据他在军队中的职位和贡献，获得上将军衔的可能性相当高。
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王世泰被调任地方职务，由于离开了军队系统，他错过了授衔的机会。这一情况使他成为解放军历史上一个特殊案例：除了那些投诚者外，他是唯一一位没有获得军衔的首任军长。这一记录在解放军军史中显得格外突出。
这种情况与他在西府陇东战役中的作为密不可分。然而，他对这场战役始终持有异议，甚至在晚年还表示，将所有失败的责任推给四纵并不公平。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战役的具体情况，王世泰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
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当前形势不容乐观，唯有主动出击，才能扭转局面。面对挑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积极寻找突破口，采取果断行动。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目标。
根据彭德怀元帅的回忆录记载，他一生中经历过四次重大失利，西府陇东战役便是其中之一。这场战役的发生，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当时局势紧迫，面对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实属无奈之举。这一战役虽然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但体现了当时军事指挥的艰难抉择和战略考量。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他们的处境并未因此好转。由于当地土地贫瘠，无法支撑庞大的军队规模，后勤供应仍然面临巨大压力。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彭德怀决定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选择进攻洛川。这一决策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洛川城内储存着胡宗南的大量物资，一旦攻下，可以迅速补充我军所需；其次，洛川地理位置重要，控制此地有助于扩大我军活动范围；最后，进攻洛川能够打击敌军士气，为我军创造有利态势。
如果无法攻克目标，就采取围困战术，等待机会打击增援部队，通过运动战消灭其中一支，以获取物资补充；如果打击增援也未能奏效，那就只能迅速转移，远程突袭宝鸡、凤翔和咸阳等地。
孤军深入固然风险极高，若能避免自然最好。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战事的发展出乎意料地艰难。
西野方面投入了两个纵队共计五个旅的兵力攻打洛川，防守方则是胡宗南麾下的整编61旅。尽管进攻方在人数上占了上风，但战局却并不乐观。洛川城坐落在台地之上，四周地形平坦，进攻部队一旦行动就会完全暴露在守军的观察范围内，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在当时的战局中，敌我双方的装备差距十分明显。胡宗南的整61旅配备了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而我军西野部队却严重缺乏攻坚装备。由于没有专业的攻城器械，战士们只能依靠简易的木梯进行攀爬，但这种方法效果极差，根本无法有效突破敌方防线。同时，我军使用的炸药包也因缺乏固定装置而难以稳定放置，严重影响了爆破效果。这种装备上的劣势，使得我军在攻坚作战中面临着巨大困难。
经过多次激烈交锋，双方都损失惨重，彭德怀心情十分急切，亲自赶到前线，严厉质问许光达和罗元发两位纵队指挥官：你们到底行不行？不行就赶紧让位，让其他部队接手。现在物资供应已经出了问题，形势不容乐观。
尽管敌军防御工事异常坚固，我军连续猛攻22天仍未奏效。尽管采取了激将战术，但依然无法突破防线，导致第一阶段作战目标未能实现。
胡宗南采取了谨慎策略，意识到救援行动存在高风险，因此命令裴昌会兵团在合阳地区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等待对手露出破绽。这种保守战术导致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无法达成。
由于后勤供应不足，西野决定主动出击。然而，行动开始后却未能取得预期成果，这一局面令他们难以接受。因此，他们调整战略，将目光转向敌方防守较弱的西府地区，特别是宝鸡，作为新的进攻目标。
宝鸡作为胡宗南部队的后勤物资转运枢纽，据可靠消息，当地仅有约两千名国民党军队驻防。一旦成功攻占此地，将为西野部队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大幅改善其后勤供应状况。
彭德怀迅速改变战术，留下第三纵队继续包围洛川，同时指挥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纵队分成三路向宝鸡进发。
战斗初期，国军毫无准备，西野部队势如破竹，短短十日连克十二城。4月26日这天，1纵和2纵顺利攻占宝鸡，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经过统计，这批物资足够西野部队使用两年。彭德怀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将战利品安全转移。
很多人没意识到一个关键点：宝鸡不仅是胡宗南的重要物资基地，也是马家军的命脉所在。对于其他战事，马家军可能选择袖手旁观，但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他们必定会全力出击。这一状况后来引发了严重的军事困境。
意外事件层出不穷
马继援带领的整82师迅速投入战斗，这支部队以骑兵为主，攻势凌厉。他们很快在长武和彬县地区与西野6纵展开激烈交锋。
在平原地区，西野步兵面对马家骑兵时处于明显劣势。第6纵队指挥官罗元发看到部队损失惨重，便向彭德怀请示，建议后撤至新阵地进行防御。这一请求获得了批准。
面对单一方向的敌军，西野部队尚能应对自如。然而，随着裴昌会率领的兵团携五个整编师加入战场，我军面临的局势骤然紧张，压力倍增。
彭总早已预判到敌方动向，特意安排第四纵队驻守扶风和岐山区域。然而，第四纵队司令王世泰在短暂交战后，未经命令便擅自撤离至山区，导致裴昌会兵团得以迅速推进，未遇任何阻碍。
王世泰未经请示擅自行动，导致局势恶化。按照常规流程，若像罗元发那样先报告再撤离，完全可以理解。然而，王世泰既未向上级汇报，也未与友军协调，结果让敌军在宝鸡形成合围之势。彭德怀直到此时才得知这一情况，局面已难以挽回。这种不按程序办事的做法，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失误。
彭总怒火中烧，厉声质问：王世泰身为纵队司令，为何让敌军轻易突破防线？然而，愤怒无济于事。他迅速做出决策，命令部队撤离宝鸡。可携带的物资尽量带走，无法带走的全部就地销毁。
考虑到6纵之前损失严重，1纵和2纵还要负责运输从宝鸡获取的物资，因此决定让之前退出战斗的4纵担任后卫任务。这既是对4纵的一次考验，也是给他们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
然而，在向陇东转移的过程中，第四纵队的表现依旧不尽如人意。具体来说，野战司令部指示第四纵队前往南庄李家驻防，负责警戒和掩护工作，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4纵警备三旅在执行任务途中，仅听闻南庄李家已被敌军占领，便擅自决定撤回，且未向上级报告。这一行为不仅导致后续经过的友军部队遭遇敌方伏击，更使野战司令部陷入危险境地。
在战况最为紧张的时刻，彭德怀将军甚至拔出了手枪，准备带领部队上山开展游击战。作为最高指挥官都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其他将士的处境可想而知。幸运的是，贺龙及时派遣部队前来支援，迫使敌军不敢继续追击。这样一来，西北野战军才得以摆脱被国民党中央军和马家军两面夹击的困境。
第三点，到底谁该负主要责任？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首先，我们要明确事件中各方的角色和行为。其次，根据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判断谁的影响最大。最后，结合具体情况，确定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找出责任最大的那个人或组织。
在西府陇东的激烈战斗中，西北野战军遭遇了重大挫折，伤亡人数达到了1.5万。考虑到当时西野的兵力总数仅为7.5万，这一战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力量，对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造成了严重影响。这场战役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还极大地削弱了部队的士气和后续作战能力。
在战后总结会上，彭老总坦诚地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四点：首先是决策过于急躁，没有在大战后让部队休整就匆忙深入敌后，结果陷入被动局面。
彭老总对四纵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未按计划在扶风、岐山、凤翔一线阻击敌军，导致敌人顺利西进，使得我军主力陷入被动局面。他还指责四纵在战斗中表现不力，未能有效阻止敌人推进。
四纵内部对三名主要干部进行了纪律处理：王世泰作为纵队最高指挥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黄罗斌被免去警备三旅旅长职务，郭应春也不再担任警备五团团长。这些人事变动反映了当时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
战后多年，西野内部普遍将责任归咎于四纵，认为是其导致了这场战役的失败。然而，王世泰对此持有异议。他深入剖析后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部队，从高层到基层，普遍存在轻敌情绪。这种心态贯穿始终，最终导致了战局的失利。
由于低估了对手实力，西府陇东战役中多次遭遇局部战斗失败。这种轻敌心态直接导致了我军在几次小型交锋中处于不利地位。战局发展表明，对敌方战斗力判断失误是造成这些失利的关键因素。
在洛川战役中，我军长时间未能攻下城池；原本计划通过围城吸引裴昌会兵团前来支援，但对方并未如我们所料那样行动；然而，在成功夺取宝鸡后，却出现了裴昌会兵团与马继援部队联合对我军进行两面夹击的局面。
他的观点与总结会议上的讨论基本一致，虽然不能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四纵，但四纵显然应承担主要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在1949年11月就被调往地方工作，成为没有军衔的兵团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