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田赋所征麦与粳糯
元代镇江路所纳粳糯之数远超大小麦之数，且有以米折麦的政策，以粳糯为主要税粮不仅是元代镇江路一处偶然的现象，而是江淮地区历来“稻、谷之美种，江、淮以南，直彻海外，皆宜此稼”。
但元代镇江路所纳粳糯数目远胜于宋代，镇江所属江浙行省所产稻米更是元海道漕运的主力，这实为元江浙行省稻作种植业的发展之功。
元江浙行省稻作种植业发展繁荣的原因有二，一是水利事业的发展，据《元史·河渠志》中载世祖末年，动用民夫二十万疏掘，“太湖、漫山湖昨尝奏过先帝，差倩民夫二十万疏掘已毕”，至大德年间又设行都水监以监督治理“海口故道”——吴江与松江。至治三年元官府又下令排查大湖排水问题，至泰定元年元官府又动用民工四万“计创石闸六，筑塍围八千，浚沟汉千有奇”。
顺帝至正元年，又令十余万人“撩漉吴松江沙泥”。至顺年前，元代每一二十年就要耗用大量劳力以治理江浙水系，《中国经济通史》言其原因有二，“一是势毫侵占水面造田的现象始终未能遏制，二是有关部门管理不善”，虽江浙水系的治理未能从源头解决问题，但确实有疏浚之功，亦可见元代对水利的重视，元代官府减少江浙行省洪涝灾害之功不应忽视。
二是利用土地范围的扩大，江浙行省江海湖泊遍布，元代王桢在《农书》中列举了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之条，皆为与水争田之法。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是南方江淮间改造低洼湿地的方法。
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屏蔽外水，水旱皆可救御；柜田，是范围更小的围田，因田小堤深，形似柜橱，便于抗涝，易于车水，堤上还可种植旱作作物，是防范水荒的上法；架田以浮排架水上，其上堆土种植，涝时浮排随水浮泛，无惧涝灾，水乡无田者常用此法；涂田为改造沿海滩涂的田法，沿海筑壁，再种植耐盐碱的水稗改变土壤酸碱度，即为良田。因滩涂堆积，土壤肥厚，所种收获颇多；沙田与涂田相类，利用江中沙土堆积形成的江心洲造田。
上述五法在元代江淮间盛行，足见江南人多田少、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亦可证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范围的扩大。河泽滩涂本是无法种植的土地，江南与水争田，发展筑堤排水、开荒种粮的技术，围湖造田在元已成趋势。江浙豪强多“高筑堤堰，悉为旱地栽种”，以致潦时水无所蓄泄，泛涨官民田禾。围湖造田，以致河道淤积，足可见江浙围田之事盛。
元代征收谷物种类的细化
相较于宋，元代征收的粮食包括粳米、白粳米、糯米、白糯米、香糯米，较宋代类目详细。“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为类有三。早熟而精细者曰籼，晚熟而香润者曰粳，早晚适中、米白而粘者曰糯。”在元代江南，稻糯三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品种，粳米有十六种，籼米有六种，糯米有九种，其中就有香糯米之种，白粳米、白糯米大抵是粳、糯中色白的品种。
按品种收纳税粮，不仅说明江南稻米选育良种很有成效、各稻种种植已成规模，也代表官府了解江南的稻作农业，才能选择良种充纳税粮。在元代成书推行的《农桑辑要》、《农书》与《农桑衣食辑要》之中，总结了大量的选种育苗、施肥灌溉、蔬果栽培的经验，蒙元虽以马上取天下，对农业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以丝代绢、罗
据上表可知，元别于宋不再征收绢、罗，仅征丝。宋时虽已有征丝，但数目远小于元代，元代以征丝代绢、罗，可见元代缫丝业与机织业的分离。据《续通考》所载，太祖末年已有“丝会”，以丝的数目来印会子，可见丝作为原料已具有独立地位。
然元代缫丝业与机织业的分离并非一蹴而就，宋代诗歌中已见缫丝业与机织业的分离，如范成大的《缫丝行》、文同的《织妇怨》、欧阳修的《送祝熙载东阳主簿诗》，宋代晚期蒙古人在原金人的统治区域内已开始实行以丝代绢。元代丝织业原料与生产的分离，促进了“织帛之家”的繁荣，为后世资本主义的萌芽打下基础。
诸色课程-商课
《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路商课包含税课和竹木课，共输岁额中统钞190756贯2钱。税课输188680贯1钱9分9厘，分别来自录事司和三县共六务。本府的在城务即旧都税务，在丹阳馆南漕渠上，输65645贯5钱9厘。丹徒县有谏壁务和丁角务，分别位于丹徒县东南谏壁镇市和西南丁角镇市。
谏壁务输27309贯7钱5分，丁角务输11972贯6钱9分。丹阳县有吕城镇塌上的吕城务和云阳桥西的丹阳务，分别输10979贯7钱5分和28065贯。金坛县有清和桥北的金坛务，输44707贯5钱。
商课中还有竹木课，山荡出产竹木“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为管理镇江路丘陵山荡出产，“至元二十四年宣课提举司立抽分场恢办，当年并入两浙盐运司。二十八年始隶有司，岁办中统钞11定10两8钱1分。
大德三年，以课钞数少，并入在城税务，从实恢办。泰定元年定例，以延佑七年办到课钞为额，计上数。”镇江路官有山荡杂产所纳竹木课几经变动，以延佑七年所课之数为准，共纳2076贯1厘，并入在城务。因竹木课在镇江并入在城务，与税课一同办理，故将竹木课与税课并列立于商课之中。
盐课
《至顺镇江志》载镇江路盐课：“盐退引，岁额14766引293斤14两7钱6分，计食盐户104367，口558027。每口日食盐4钱1分8厘重。”其中“录事司，盐1439引330斤8两4钱8分，户12963，口61226。丹徒县，盐4420引45斤15两，户29490，口187990。丹阳县，盐4470引379斤8两9钱6分，户29229，口120152。金坛县，盐4435引337斤14两3钱2分，户32685，口188659。”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盐课分为盐引与食盐户，这与元代食盐销售商运商销与官运官销并行有关。商运商销是由商人向盐运司买盐引，以盐引为凭证取盐；官运官销多采用“计口食盐”，即“官府按照各地居民口数强制分摊一定数量的盐，按额征收盐价”。《元代经济卷》中言“浙西多数地区亦曾推行过食盐法”，《至顺镇江志》中记载可证其说。
《元史》中言“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统治者因盐利之盛，大量生产食盐，镇江路有盐逾万引，以“每引盐重四百斤”计算，其产量之丰令人惊叹，同时却也看到元统治者为争盐利而造成的盐产量过剩，盐价格却久居高位的乱象。
除了商课、盐课元代课程还有酒醋课、茶课和鱼课。酒醋课“为国赋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酒醋课在镇江路岁额中统钞390084贯6厘。其中酒课376189贯5钱4分，醋课13894贯4钱6分5厘。
与酒醋课相类的还有茶课，岁额中统钞1717贯9钱，其中多达1167贯09钱来自丹阳批验局，又称批验茶引局。“延佑元年，改设批验茶由局官”“，丹阳批验局应即为茶由局之一。除这些以外，镇江路丹徒县练湖还有鱼课，岁额中统钞793贯，入江淮财赋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