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深度介入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共产国际以宣传为革命之先导的苏俄经验为标准审视国共两党，对国民党改组进行直接指导和有力推进，构成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重要语境和政治氛围。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图片来源：“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
代理的原因
毛泽东得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乏个人能力和际遇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左右派日渐分化，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短暂真空的组织背景。
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负责组织工作，并开始在广州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同年7—8月，主管宣传的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毛泽东也参与过一段编辑工作。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办公，委派毛泽东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毛泽东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经上海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名义上是中共中央领导，实际上在湘区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以开展组织工作为重点，利用各种途径在民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1924年1月25日，国民党一大专门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根据决议，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均有了较完善的宣传部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这一机构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同时聚集了沈泽民等共产党员，担负各部门的实际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更要重于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内部，实行的是以布尔什维克政党为标准进行整体性改组的方式，因此，毛泽东名义上负责组织工作，实则在宣传上并未放松和退让，特别是在与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核心人物之一叶楚伧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
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鲍罗廷重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汪精卫提名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的重要背景。1925年9月，毛泽东赴广州，随后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影响力大大加强的短暂时期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24年2月，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图为5月5日，毛泽东（后排左二）与执行部成员合影。图片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
宣传工作大为改观
毛泽东实际上是从戴季陶手中接过了宣传部。他上任后构建体制、创办党报、完善职能，使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大为改观，“是该部有史以来最长、最稳定的一段领导期”，“开始了国民党宣传部最积极的阶段”。
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宣传报告决议案》指出“宣传工作指挥系统之缺乏”为一重要缺失，随后通过的《关于宣传决议案》明确要求“统一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会的实际的宣传工作”。毛泽东到任后即围绕这一核心任务开展建章立制的工作。
为实现宣传部的定位及职能，“中央宣传部应和各省宣传部、本党各机关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依规定时间，借书信、电报、专差，保持密切的联络”。为此，设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设宣传委员会及检阅会议。
通过组织方式统一宣传工作，成效颇为显著，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
毛泽东就任后，1925年12月5日，他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图片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2期、第3期、第4期先后发表他本人的杂文、政论，同时选编发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发出的20份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并加写按语鲜明反击西山会议派。《政治周报》开设颇具战斗性的短评专栏“反攻”，上面文章基本都是编辑毛泽东自己写的。
《政治周报》前4期均为毛泽东主编，从第5期开始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主编。1926年1月8日，毛泽东向国民党二大做宣传报告：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4万份之多。
孙中山1923年即提出“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功夫”，要改变“人自为战”的状况，需要“有胆（组）识（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毛泽东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内，将上述目标和宣传部的职能具体化、常规化了。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6年4月提出议案，拟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的丛书小册子。该丛书共5辑，包括《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孙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等。
国民党改组后，宣传部完善其组织就更需要人员和培训。1925年12月，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并经常来所讲演。1926年4—7月，毛泽东应聘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讲师，讲授农民问题。
1926年5月20日，毛泽东以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报告三个多月来宣传部的工作。25日辞职，由顾孟余接任代理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
实现“党治宣传”
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从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历史，可以进一步了解“党内有党”的合作背景下，宣传工作如何纳入政党组织体系并实现党的统一管理，形成以实现宣传的统一的“党治宣传”。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因对党内有党的国共合作形式有意见，所以对宣传部的工作并不投入，对所要宣传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更不热心。汪精卫更是几乎未曾到任。直至毛泽东代理部长，展现出共产党人在宣传上的革命性，宣传才取得成效。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主持宣传工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共的传统，以完善交通、加强中央宣传部与各省宣传部之间的联系，并多次提请国民党中央注意审查言论等举措，强调宣传纪律和统一。特别是毛泽东将发布宣传大纲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要职能，实现了中央宣传部作为“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的地位。
在接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前，毛泽东在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的过程中，利用农村结婚、丧葬、寿宴等机会向群众做宣传；利用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搞“平民教育”的机会，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进行宣传。
特别是在其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讲授《农民运动》。毛泽东后来明确表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不足一年的时间，并不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最关键或最耀眼的阶段，但他在任期内的诸多举措可谓是顺应革命潮流、符合组织原则又兼具个人特色的综合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