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时，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败得一塌糊涂。蒋介石总统跟教育部长陈雪屏商量了个大计划，打算把大陆的学者和厉害人物都送到台湾去。他们挑来挑去，最后定了四类人要重点保护送到台湾。

首要的是各大院校的领头人，接着是中央研究院的那些专家院士，再来就是在学术领域有显著成就和贡献的人士，最后还有一批因政治因素而选择南下的高级学问家。这次行动的具体安排，交给了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这三位来操办。

1948年12月14号那天，国军的一架飞机不顾一切危险，硬是降到了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的北平机场。可结果呢，就胡适、英千里、张佛泉那么几个人上了飞机，飞机里头空荡荡的。国民政府一看这不行，赶紧又忙活起来，动员大家快走。到了12月21日，第二架专门接知识分子的飞机又来了北平，但这次更惨，就清华校长梅贻琦带着二十来个人到了南京。这事儿让蒋氏父子俩心里头那个失望和难受啊，真是没法说。

胡适后来聊起过，在北平那会儿，我好说歹说想拉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跟我一起往南边走，但他就是铁了心不答应。他还反过来开导我：学生们都盼着好日子来呢，新气象，新天地，都得慢慢来，厚积薄发嘛。干嘛非要去给一棵死树陪葬呢？我听了他这一席话，心里明白再劝也没用，只好自个儿撤了。

陈垣的决定，其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声。作为社会的佼佼者，他们的见识比周围人更为宽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早已让他们心生不满，他们渴望有新政党能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就在这时，共产党政府如同及时雨般出现，满足了这群人的期盼。不少学者和民主人士都曾亲身探访过解放区，那里社会风气淳朴，道路上不会有遗失的物品，夜晚也不需要关闭门户，领导干部与民众打成一片，没有丝毫架子。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他们。这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吗？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真的在各自行业里大放异彩，为国家的建设出了不少力。但世事难料，随着一连串运动的开始，那些留在大陆的学者们命运都挺坎坷。就像辅仁大学的老校长陈垣，都快九十岁了，还被卷进运动的漩涡里，最后竟然在关押中去世了。像这样的例子太多，说也说不完，就不一一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