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冬，邺城郊野二十万唐军不战自溃，史思明五万骑兵如入无人之境。这场本该终结安史之乱的决战，竟因唐肃宗三道错误军令化作泡影——战后清点发现，唐军遗落的铠甲器械堆积如山，竟可供叛军武装十万部众。

当史思明于魏州递上降表时，李光弼力谏："此獠必反，当筑瓮城困之！"唐肃宗却轻信其归顺诚意，不仅赐铁券封归义王，更令乌承恩携密旨策反其部将。这一决策忽略幽州军镇的独特生态——史思明通过"义儿军制"豢养八千死士，其控制力远超长安想象。

乌承恩策反败露后，史思明当众展示唐廷密诏，幽州军心彻底倒向叛军。《安禄山事迹》记载，史部将领当场断指立誓："宁随大王赴黄泉，不与唐室共戴天！"唐肃宗此时仍遣使安抚，致使史思明获得整军南下的宝贵时间。

邺城前线，九镇节度使各怀心思：郭子仪率朔方军掘壕三重围困邺城，李光弼领河东军监视史思明，鱼朝恩携观军容使头衔坐镇中军。这种"无帅之师"的畸形架构，实为唐肃宗刻意制衡的结果——他既忌惮郭子仪功高震主，又忧虑李光弼契丹血统，最终选择宦官监军的危险平衡。

当史思明突破滏阳防线时，李光弼提议"分兵五万阻史贼于漳水"，鱼朝恩却强令全军决战。决战日朔方军因粮草断绝率先溃退，河东军因建制完整遭诸镇猜忌，二十万大军竟在互相疑惧中土崩瓦解。

围城后期，邺城粮价飙升至"鼠直万钱"，唐军粮道却被史思明轻骑截断。郭子仪幕僚杜黄裳在《邺城记事》中痛陈："诸军日需粟二千石，实际到位不足三成。"唐廷原计划靠江淮漕运支撑战事，却未预料史思明派田承嗣南下焚毁黎阳仓。

朔方军卒发现江淮诸镇享有双倍饷银后，愤然在城墙刻字："朔儿流血，吴儿得金"。这种地域歧视引发的士气崩溃，最终在史思明反攻时演变为成建制逃亡。

邺城惨败后，唐廷被迫承认河北藩镇自治，为元和中兴埋下隐患。而史思明入主洛阳时，其"大圣周王"的僭越称号，正折射出唐肃宗战略失误的深远影响——当皇帝将制衡权术置于战争规律之上，即便坐拥六十万大军，亦难逃强弩末矢的宿命。从邺城溃围到马嵬惊变，这种权力与军事的错位，终成中唐难以愈合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