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个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国家，素来以鞠躬九十度、垃圾分类细致入微闻名于世。

然而，在这精致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段段触目惊心的环境公害历史。

从水俣病到福岛核污水排放，日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道路上，一次次将环境和人类健康置于险境，上演了一幕幕“有小礼，但丧大德”的荒诞剧。

回溯到1956年，日本水俣湾地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病——水俣病。

患病者轻者口齿不清、视觉丧失、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身体弯弓高叫，直至痛苦地死去。

这一怪病如同恶魔般降临，让水俣市这个原本宁静的地方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之中。

而水俣病的出现并非偶然，其根源是日本氮肥公司（即后来的窒素公司）在生产乙醛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含有有机汞的废水肆意排入水俣湾。

这些废水污染了水生微生物，进而沿着食物链层层传递，小鱼吃了被污染的微生物，大鱼又吃小鱼，最终，人类食用了这些富集了高浓度汞的鱼类，导致神经中毒，出现了水俣病的症状。

水俣病的出现，本应是日本企业和政府深刻反思、积极整改的契机。

然而，现实却令人心寒。窒素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开启了一系列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恶劣操作。

一方面，它动用各种手段控制媒体宣传，买通专家学者误导舆论，甚至雇佣打手阻挠相关调查，对自身的污染行为矢口否认。尽管早在1951年公司内部就知晓废水含有机汞，却依旧封锁消息，照常排污。

另一方面，当事情逐渐败露，窒素公司先是试图将废水秘密输送到韩国，这一恶劣想法虽未得逞，但足以暴露其毫无底线的本质。之后，它又欺骗水俣当地老百姓，宣称关闭排水口，实则在旁边新开了出水口。

更为恶劣的是，1959年底，窒素公司安装了一套所谓的废水净化设备，在启动仪式上，公司社长和水俣市市长当众喝下“回收水”，以证明净化设备有效。

可事实却是，工厂根本没有往管道里排放废水，他们喝的不过是普通的矿泉水。窒素公司明知该净化设备对去除汞毫无作用，却仍以此来蒙蔽大众，这种行为无疑是故意杀人的恶劣行径。

在窒素公司肆意妄为的同时，日本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唾弃。

当熊本县询问是否要禁止捕鱼以防止汞污染进一步扩散时，日本政府竟以没有证据表明水俣湾里的鱼贝类都有毒为由，拒绝采取行动。

这一荒谬的回应，意味着除非能证明海里的每一条鱼都有毒，否则禁止捕鱼就“大可不必”。

在1965年新泻出现第二水俣病后，直到1968年日本政府才正式承认有机汞是水俣病的病因，并叫停窒素公司的运作。

然而，这距离第一宗案例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

在这漫长的12年里，企业和政府联手隐瞒真相，窒素公司继续排放含汞污水，水俣市民则在病痛的折磨中不断挣扎、死去，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时光流转，到了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发生核泄漏事故。

此后十年间，福岛地区的重建举步维艰，那些从福岛迁到其他地方上学的孩子，甚至会在新学校遭受歧视，被骂为“细菌”。

如今，日本政府在未充分考虑全球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情况下，悍然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十年来积累的带有辐射物质的核污水排入大海。

这一决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反对，不仅中韩等周边国家坚决抵制，就连日本本国的渔民尤其是福岛当地渔民，也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极为愤怒，将政府骂得狗血淋头。

从处理成本来看，排污入海的时间可能持续91个月，仅仅需要34亿日元，而其他解决方案时间最长要120个月，费用最多要接近2500亿日元。

在利益的驱使下，日本政府和东电选择了这条对全球生态环境危害最大的“捷径”。日本政府和东电的相关言论更是荒谬至极。

2020年9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视察福岛第一核电站时，东电工作人员拿出一杯所谓经过稀释的核废水，声称能喝，菅义伟最终未敢尝试。

2011年10月31日，园田康博在记者会上很诚恳地解释了核污染水的安全性。

东电又宣称成年人每天喝两升左右的核废水没事。然而，早在2018年，外媒就报道过东电迫于渔民反对等压力，承认核废水除了含有氚，还有其他放射性物质。在净化效果存疑的情况下，这些言论无疑是对全球民众智商的侮辱。

日本在水俣病事件和核污水排放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在水俣病事件中，为了企业利益和一时的经济发展，罔顾民众生命健康；在核污水排放问题上，同样为了节省成本，全然不顾对全球海洋生态和人类未来的巨大威胁。

日本常以注重礼仪、文化精致示人，在一些小的社交场合或表面的文化交流中展现出所谓的“小礼”。

然而，在关系到地球生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上，这种“小礼”在其“丧大德”的行径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虚伪至极。

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这些行为，是对历史责任的逃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漠视。其行径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全球人民的唾弃与批判。

文本素材来源@财经不眠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