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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数字，当它出现在航空行业时，却能引起一阵风暴。

一旦飞机应答机挂出“7500”，就意味着它遭遇了劫持。

对普通人来说，劫机似乎是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场景，距离现实很遥远。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曾有过一股“劫机潮”。

1998年，甚至还发生过机长主动劫机逃往台湾的事。

为什么这些人要劫机出逃？“劫机潮”又为何悄然落幕，不留一丝痕迹？

飞机是速度非常快的交通工具，很多人为了缩短行程时间，会选择飞机出行。

但是，它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交通工具之一。

因为当飞机起飞后，整个飞机上的人都处在高空之中，一旦发生意外，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

当飞机在半空中遭遇挟持时，挟持者是在拿自己和全飞机的人的生命在冒险。

因此，劫机是一种情节相当严重的犯罪。

一旦被抓获，面临的将是牢狱之灾，而成功逃出国的人，将再也无法平稳地归来。

既然如此，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还会爆发“劫机潮”？

一切还要“5.5劫机案”说起。

1983年5月5日上午，民航296号客机和往常一样执行任务，将从沈阳飞往上海。

就在该飞机刚刚经过山东半岛的上空时，变故突发。

一个名叫卓长仁的中年男性，伙同另外5人，突然掏出手枪，朝驾驶室闯去。

许多乘客还未回过神来，就被他们凶悍的架势吓得不敢吱声。

飞机驾驶舱一般是从里面锁住，外部无法打开。

卓长仁就对着门锁开了几枪，硬闯了进去。

机长王仪轩试图阻止他们乱来，但很快就被冰冷的枪口抵住了脑袋，卓长仁凶狠地说:

“听我的命令，我让你往哪里飞，你就往哪里飞！”

不仅如此，卓长仁还抢夺操纵杆，随意操纵飞机，致使飞机瞬间坠落几千米，乘客都吓得魂飞魄散。

这架飞机上共有乘客105名，还有十几名机组人员，一旦飞机失事，他们将很难有生还的机会。

为了保护乘客生命安全，王仪轩不得不听从卓长仁的指示，将飞机开出国。

很快，飞机就偏离航线，离开了我国领空。

在途经韩国时，韩国派出了战斗机拦截，最终这架飞机被迫停在了韩国的春川机场。

按照国际惯例，卓长仁这伙劫机犯要么被引渡回中国，要么就得按韩国的法律处置。

就在我国外交部与韩国谈判之际，台湾当局突然横插了一杠子。

他们竟然带了一个18人的律师代表团来到韩国，要求韩国将卓长仁等6名犯罪分子移交台湾。

当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交，在台湾的搅局下，最终这伙人被带到了台湾。

台湾方面对卓长仁团伙推崇备至，称他们是“义士”，不仅放他们自由，还给了他们大笔的安家费。

卓长仁团伙就此留在了台湾，时不时被当做政治资本展示一番，生活得非常滋润。

这件事在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心怀不轨的人，立刻动起了小心思。

他们也想劫机逃到台湾，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于是乎，台湾一时间成了“劫机”天堂，仅在1993年一年，就发生了21起劫机事件。

虽然最终成功的只有不到10起，但他们的目的地无一不是台湾。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劫机潮”由此而来，文章开头提到的机长，也是受此影响。

袁斌，1968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家境优渥。

航校毕业后，袁斌进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

因为表现优异，他在入职4年后就被提升为副机长，前途一片光明。

事发那一年，袁斌的月薪已经接近2万，远远超过全国人民的薪资水平。

而袁斌的妻子徐梅，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薪资水平也不低。

工作体面有前途，工资优渥，家庭幸福，袁斌为什么要想不开劫机？

这一切还要从单位分房的事情说起。

袁斌升职为副机长后，单位为他分配了一间100平米的套房，这个房子不算小，足够他和妻子一家人居住。

有了房子之后，袁斌生活稳定了下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很快又迎来了一次升职。

1998年，他被升为机长。

就在此时，单位为员工争取到了一批福利房，领导表示，有“机长”头衔的同志，可以优先分房。

刚刚当上机长不久的袁斌有些忐忑，他找到领导，询问自己有没有分房资格。

领导答应将他放进分房名单中。

之后，袁斌就满怀期待地等着分房具体政策，因为原来那个100平的小房子，早已配不上他“机长”的身份。

可是，最终的分房方案上，却没有袁斌的名字。

袁斌愤怒地拿着名单找到领导，质问他：

“你不是说可以给我安排一套房子吗？为什么现在没有？”

领导皱了皱眉，严肃地说：“袁斌，注意你的态度，你已经分了一套房子，这次就优先考虑其他同志了。”

“这是我应得的！”领导不兑现承诺，袁斌眼见讨不回公道，愤怒地摔门而出。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袁斌工作上有了一些变动，他便认为是领导在给他穿小鞋。

袁斌越想越气，最后竟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劫机，逃往台湾过更好的日子！

因为身在航天系统内，袁斌比一般人更加清楚近年来的劫机事件，也受到了更深的影响。

在他的设想中，劫机到台湾，他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袁斌的妻子徐梅一开始劝他不要冲动，袁斌根本不听劝，甚至威胁妻子不跟自己一起走，就要离婚。

徐梅只能含泪答应。

1998年10月28日，袁斌将执行从北京飞往缅甸仰光的飞行任务，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在飞行途中，袁斌将自己的妻子带到了驾驶室，这不符合规定，但副机长文飞没有多说什么。

他没有想到，袁斌是要干一件“大事”。

飞机刚刚飞过太原上空时，袁斌对文飞说：“我要劫机到台湾，你要帮我。”

文飞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在确认袁斌是认真的后，他无奈地交出了飞机的控制权。

袁斌是机长，他当然懂得怎么操控飞机，在小小的驾驶舱中，文飞不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袁斌的劫机计划成功了。

飞机按袁斌预想的那样飞到了台湾，但等待他的，却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全副武装的对峙。

一下飞机，袁斌的双手就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尽管他一再辩解自己是来投奔报效当局的，但执法人员却无动于衷。

他望向机场外面，看见了几个议员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拒绝劫机，两岸和平”。

原来，台湾当局对劫机的态度早已改变，袁斌懊悔不已，一切都已经晚了。

很快，袁斌和徐梅就被台湾法院以“恐怖行为，妨碍自由”的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

为什么台湾的态度会从“欢迎大陆人员劫机来台”转变到反对劫机？

这跟以往来台的劫机犯表现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卓长仁团伙。

卓长仁团伙自从来到台湾后，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每天都过着富豪般的生活。

很快，他们就将台方奖励的前话花干净了。

原本这伙人就不是什么专业的技术人才，他们在没钱之后，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工作挣钱，而是再次犯罪。

为了能快速弄到钱，卓长仁团伙绑架了国泰医院副院长之子，向其索要5000万台币赎金。

在绑架过程中，受害者不幸离世。

参与绑架的人员很快就被抓捕归案，这件事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民众都开始反对当局收留劫机犯。

其实，卓长仁等人的犯罪不是个例，能够劫机背离祖国的人，人品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台湾当局收留的那些所谓“义士”，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货色，不仅没给台湾带来国际声誉上的帮助，反而对岛内治安造成了影响。

因此，台湾当局渐渐对劫机事件改变了看法。

袁斌劫机到台湾时，刚好赶上他们的政策变化，成为了第一个落地就被捕的劫机犯。

这也是中国最后一起逃往台湾的劫机案件。

在刑期结束后，袁斌要求留在台湾，为台湾服务，遭到了拒绝。

他被遣送回祖国，而等待他的，又是另一轮牢狱。

参考文献

章杰.亲人离散·囚禁监狱·等待遣返——大陆劫机犯在台湾近况[J].两岸关系,1998(12):11-13.

吕铁军.蓝天劫案——“10.28”袁斌夫妇劫机案始末[J].两岸关系,1998(1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