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行动，主要是要清除那些搞反革命的人。

8月8号那天，万人大会上，有个四十好几、手上拷着链子的男人被带了上来。经过一场像暴风雨那样猛烈的批斗后，他就直接被送进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里头。

他到底犯了啥大事？原来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大头头！这罪名可不小，弄不好就得掉脑袋，他当时感觉天都塌了。可没想到，有一天交通部的头头带着几个人，突然把他从牢里提了出来，还专门派车送他回了家。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他压根儿没想过，心里直犯嘀咕，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他这个被人说是“反革命头子”的人，从阎王爷那儿给拽回来了？

后来才知道，救下他的是李克农和周恩来。而且，周恩来因为这事儿特别生气：“怎么能这么马虎对待从‘白区’斗争里过来的同志！是谁下的逮捕令？得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这个人到底是谁，为啥交通部的头头会亲自去接他？又为啥这事儿能闹到中央去，还让周总理火冒三丈呢？

这家伙真不是一般人，他叫曹艺，听起来挺普通的，但他实际上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既懂文又懂武，十分全面。

说到武艺，曹艺可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一路干到了少将的级别。在远征印缅那会儿，中印缅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对他那是赞不绝口，说他是“少见”的、“拼命三郎”式的汽车指挥官。

在文学这块儿，他和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关系铁得很，是江苏文界里唯一学到鲁迅精髓的人。他陆陆续续在《涛声》、《申报》、《芒种》这些当时很火的杂志上发了很多杂文，还自个儿出了本杂文集，叫《神仙?老虎?狗》。说他是杂文界的大腕儿，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他在人民军队里做过高级参谋的位子，跟着刘伯承进了四川，不过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搞地下工作。他和朱德保持着单线联系，直接受朱德的指挥。

曹艺到底经历了哪些不凡的事情呢？这篇文章咱们就来聊聊，看看能不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对咱们的生活有点帮助。

曹艺，1909年在浙江浦江县南边的蒋畈村出生，家里世代都是边种地边读书的。他老爸曹梦歧，是清朝末年考上的秀才，在当地挺有名气的。

他家里有三个哥哥姐姐，大哥叫曹聚德，二哥曹聚仁，还曾有幸被毛主席亲自见过，姐姐呢，叫曹守三。他呀，本来叫曹聚义。

曹艺生在一个超有爱的家庭，打小就被文字包围，文学功底那绝对是杠杠的。他要是按部就班地读书学习，成为像老爸那样有名气的人，那简直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但那时候的中国，真的是动荡不安，外面有强国欺负咱们，里头军阀又横行霸道。作为一个有激情的年轻人，谁又能做到不管外面啥情况，只顾埋头读那些老书呢？

1926年那会儿，曹艺在浙江上中学，心里头哪能安得住呢。北伐战争闹得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年轻人投笔从戎，加入北伐的大军。

曹艺17岁那年，因为马列主义的影响，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时最热门的组织——共青团。他打算在这个平台上大展拳脚，好好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他文笔出色，做事主动，没多久就成了团队里的顶梁柱，还被选为了团支书。

可没多久，1927年整个国家就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好多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还有不少人背叛了信仰。但曹艺偏就不信这个邪，他在这年从共青团员变成了共产党员，还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团特种科。

1928年的时候，军官团的特种科被合并到了中央军校的炮科里头，说的就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这样一来，他就正式成为了一名黄埔军校的学生，挺威风的。

曹艺不满足于当前的情况，他主动跟组织提议，想在黄埔那边建个党组织。组织后来也同意了，于是黄埔学校里就有了党组织，而曹艺呢，就成了这个党组织的总支书记。

能考上黄埔军校那可不容易，以后肯定能在军队里混个一官半职。要是关键位置上有咱们自己的人，那对革命工作来说，可就方便多了。

一年后，学校里的党员队伍壮大到了108人，大家都戏称他们是黄埔军校的“百零八勇士”。可没想到的是，这“勇士”里头竟然出了一个叛徒，害得整个总支部的党员名单都被敌人给拿到了。

现在曹艺的情况十分危急，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革命这事儿，肯定得担风险，说不定啥时候就被抓了，甚至丢了性命。

1929年6月份，有那么一个傍晚，在黄埔军校，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炮兵科营地里头，大队长站出来，开始对着队伍喊名字，周围站着的全都是端着枪、子弹上膛的士兵。

喊到曹艺的名字时，没人回应，有人说曹艺因为老爸病了，请假回家照顾了。可接下来，再喊其他人的名字，那些回应了“到”的，全都被带走了。

这些人铁定难逃一死的惩罚，但曹艺他们并未因此躲过一劫。很快，大批警察和安保人员就直奔曹艺家而来。

曹艺被困家里没法出门，他急中生智，躲进了阁楼上。警察进来搜家，搜到阁楼时，瞧见一堆蚕正在吐丝结茧。家人连忙求情，警察就没再继续搜了。

这些人嘛，都是浙江本地的，不少家里还养着蚕呢。他们清楚，蚕在结茧的时候特别怕见生人，这样一来，收成可就得大打折扣了。他们很了解这个老规矩。

他们虽然没上楼搜阁楼，但也没离开多远，就在大门外面候着。形势挺紧迫的，万一他们回头再进来搜，曹艺肯定就藏不住了。

咋办呢？曹艺从阁楼上下来，一看外面正下雨呢，他脑子一转有了主意。他赶紧披上雨衣，扣上斗笠，挑起一桶粪就大模大样地出门了。

由于那些士兵压根没见过曹艺，再加上他戴着斗笠遮住了脸，加上雨天视线模糊，曹艺就这么趁机逃脱了。

没抓到人，南京政府很快就下了通缉令。这也正常，毕竟那是国民党的顶尖军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

曹艺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漂泊的日子，家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冬天冷得要命，曹艺身上一分钱没有，肚子饿，身子也冻得直哆嗦。他就这么漫无目标地沿着钱塘江溜达，溜达到一个码头，碰上一群干苦力的。这些人瞧曹艺长得白白净净，挺像个读书人，就心生怜悯，收留了他。收留他的条件是管饭，但曹艺得帮他们记记账，写写家书啥的。

可没过多久，这些劳工就没活可干了，连吃饭都成了难题。曹艺不想连累大伙儿，打算自己走人，可劳工们硬是不让他走，“跟我们一块儿去闯关东吧，说不定能谋条生路呢。”

可他们全都想偏了，从山海关出来一路往东北走，那边经济状况也是差得很，压根就没法过日子，赚钱更是想都别想。

他们为了赚钱养家，一伙人跑到朝鲜去，给那些日本人的运煤船装货。后来，他们跟着那艘煤船，一路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的长崎。

但到了日本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毕竟没有护照，只能靠在码头打点零工来维持生计。不过还好，曹艺碰到了一个心眼儿好的日本大姐，多亏了她的帮忙，曹艺结识了东亚同文会的头头儿。这位会长挺看重他的，还推荐他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继续深造。

东亚同文书院是用中国当时支付的“庚子赔款”资金建立起来的日本学校，它基本上不向学生收取学费。

庚子年那会儿，清朝政府和外国列强签了个《辛丑条约》，说好了要赔人家9亿8千万两白银，连利息都算上了。后来呢，这些钱大多数都被转成了教育方面的经费。

所以，曹艺一分钱没带就回了国，在上海同文学院总算能安安稳稳地待着，不用为吃饭问题犯愁了。经过这几年的漂泊，曹艺特别看重现在的学习机会，他开始拼命努力。没多久，他就表现得很出色，得到了日本人的认可，还让他当上了学生会宣传部长。

所以，就那么凑巧，他碰到了自己的哥哥曹聚仁。

曹聚仁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相当有名，他是暨南大学的一名教授，此外还在复旦大学等地方兼职教书。同时，他也是《涛声》这本杂志的创始人。

受到哥哥的影响，曹艺开始往各大报纸写文章，发了很多杂七杂八的短文。就这样，他和鲁迅先生有了三年多的接触，并从鲁迅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曹艺在文学界拼搏，心里头也是想着救国救民的大事。不过，自打他流亡以后，说实在的，他已经跟党组织好久没联系了。

可就在曹艺在文学界混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看着国家领土被侵占，曹艺心里十分难过，毅然决然地从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学校离开了。

扔掉笔杆拿起枪杆，决定去当兵打仗。

曹艺再次穿上军装，加入了抗日义勇军的支持团队，并在里面挑起了大梁。

那时候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说是兵力有50万之众，但其实水分挺大，根本没那么多人。

1932年的时候，抗日义勇军进了关，在平津一带停下来重新组织队伍。曹艺呢，就负责数一数有多少人。结果，发生了两件让人想不通的事儿。

有一次，曹艺去一个叫“辽西义勇军第一支队”的队伍里查人数。他和清查小组一到那儿，就愣了，原来大门口站着守岗的，还有客厅里端茶倒水的，都是同一个老兵。

经过一番探查，我们发现，那个自称有8000人的义勇军部队，其实就只有一对父子。儿子呢，是司令；老子呢，啥都得干，门卫、副官、勤务的活儿全包圆了。

不过，他们一直拿着养活8000士兵的军饷。曹艺很快就决定，把这个支队的编制给撤了。

还有一回，曹艺领着一帮人，去到一支自称有25万大军的义勇军那里看看情况。可等他们开始数人数，数到6000多号人的时候，竟然就没了下文，人都找不着了。

但这支队伍算是义勇军里人数最多的了，其他队伍的情况，也就不难想象了。

抗日那会儿，军费都是大伙儿东拼西凑，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结果却不明不白地进了某些人的腰包。曹艺一到岗位上，立马就把这支队伍的财务状况摸了个透，这也算是他立的一大功。

之后，蒋介石把这支队伍重新整编成了五十二军，然后和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合并到一块儿，一起成立了青海屯垦的部队。

不过没多久，曹艺就被同村的人给告发了。宪兵队知道了他是通缉犯，立马就把他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他在牢里待了整整三个月，后来才被人想办法救了出来。

曹艺出狱后，又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可就在他对未来一片迷茫的时候，有个亲戚给他牵了线，让他碰到了斯立。

斯立这人，是从保定军校出来的，那时候他是交通兵二团的团长，还是个少将呢。

讲真，他那时候是个通缉犯，普通老板都不敢雇他。所以那时候给他介绍工作的人也很直白地说：“曹艺这小子，为人正派，没啥坏习惯，胆子大，有本事，既能说又会写，就是想法有点偏激。”

说白了，这句话的关键就是“想法有点偏激”。但斯立听了后表示：“我不管他想法是偏激还是保守，只要他有真本事，就欢迎他加入。我缺个帮手出谋划策，才不在乎他会不会背叛我呢。”

打那以后，曹艺就当上了汽车兵，斯立可以说是他的伯乐，这辈子他一直都把斯立当作恩师来尊敬。

刚来这部队时，我是装甲汽车队的副上尉。通过下苦功学习，我学会了开车和修车的本事。

没想到，成为汽车兵竟然是他人生路上的又一个新起点，也因此让他有幸遇见了朱德总司令。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边又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新的合作。这次，国民政府答应定期给延安边区送点钱和东西，好让那边经济宽松点。运送这些物资的任务，就落到了汽车二营八连的头上，具体是曹艺来负责这事。

曹艺来八连之前，这儿的连长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正事不干，运输的活儿几乎全给耽误了。曹艺一到岗，立马动手整改，这才让运输工作重新上了轨道。

那肯定得在运送前跟共产党那边联系上。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碰见了叶剑英，不过那时候环境不允许，他就没提自己以前是个共产党员的事儿。

他把货物送到延安以后，有幸见到了朱总司令。他就跟朱德说自己想回队伍里。不过，朱德建议他最好还是留在现在的岗位上，这样能为我军以后的发展多培养些人才。

之后，曹艺好几次又碰到了朱德，他向朱德透露了自己想脱离国民党的念头。但朱德还是劝他别急着走，还正式跟他说，要吸收他成为秘密党员，以后直接跟朱德联络。

1939年有那么一天，曹艺在太行山里头接上了朱德，要送他去洛阳参加个会议。那次见面，没想到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碰头。朱德在走之前，跟曹艺说了这么一番话：“甭管你将来走到哪里，都得记着，得为咱们的团结抗战使劲儿。”

远赴印度与缅甸

1942年的时候，曹艺已经当上了汽车团的营长，不过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不如辞了职，回老家浙江浦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专门打游击战。

琢磨了好久之后，曹艺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交了辞职信，办妥了离职的一切，还在贵阳忙着准备武器弹药。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收到命令，得赶紧回部队，还得被派去印度打仗。

所以，曹艺打消了弄支游击队的主意，他作为代理团长，带着4000名士兵和工匠，直接从昆明坐飞机去了印度。

1943年那会儿，中国派到印度的新38师回头攻打缅甸，曹艺带着他的队伍上了战场，他们的任务是搬送子弹炮弹。

缅甸地形复杂，全是高山和茂密的树林，毒蛇猛兽随处可见，还有沼泽和泥潭，开车特别费劲。不过，曹艺还是一一解决了这些麻烦。

特别是在密支那取得重大胜利那会儿，他可真是出了大力气，因此被提拔成了少将。就连美军里的史迪威将军，都对他赞不绝口。

1945年，曹艺带着600辆美式大卡车成功回国。一回来，他就被提拔为南京军事运输指挥部的二把手，当了副司令。

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回队伍的事儿。后来听说周恩来也在南京，他就赶紧找人给周恩来捎信，说想回来。可没想到，周恩来那边回话说，让他先藏着别动，等机会到了再说。

到了1949年那会儿，曹艺管着杭州的军运指挥工作，他手头有权力，能指挥水上和陆地上的所有交通工具，就是飞机除外。他悄悄地把能用的器材设备都给了中共的军队，这些装备足够让一支机械化部队武装起来。

另外，他靠人脉让金化汤恩伯的第203师反了水，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1949年以后，曹艺在交通部里当上了教育部门的头儿，也就是任教司司长。

到了1955年那会儿，就出现了文章最开始说的那个情况。可问题是，李克农和周恩来是怎么知道曹艺被抓的呢？

有那么一个晚上，李克农熬夜看着一本关于肃反运动经验汇总的小册子，结果巧了，他居然在里面瞧见了曹艺的名字。

那时候，李克农突然灵光一闪，记起了朱德总司令之前的交代，说曹艺是我军暗中培养的特别党员，所有资料都有据可查。他二话不说，赶紧跟罗瑞卿提议，要再重新查一查这个案子，然后作为被冤枉的错案上报给周总理审批。

说到曹艺这个人，周总理心里头门儿清，所以知道后那是又惊又恼。这么一个为革命出过大力的人被冤枉，周总理心疼得不得了，赶紧就把曹艺从鬼门关给拽回来了。

曹艺出狱以后，行事非常隐蔽，不想再当头儿了，就挑了个北京公路学院教务长和图书馆一把手的活儿干。

之后，他的日子过得挺不容易，长期挤在一间小屋里头，直到快不行了才换到个两室一厅。

2000年的时候，曹艺老先生走了，他活了91岁。

其实，在秘密战线上干活真的挺难的，革命没成功前，心里头得受多少折磨啊。等革命成功了，却又没法跟人讲清自己的过去。

向那些默默在隐秘领域奉献的英雄们表达敬意！向曹艺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