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北京昌平的地标式雕塑——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雕像；还有湖南长沙天心阁下的太平军雕塑先后被拆除了。

这应该是一些“无独有偶”的事件，不太可能只是相对孤立的一种巧合。

因为，这两大地标式、知名的城市雕塑，都已经树立在那儿良久了，且并无其他重要明示的迁移或拆除的原因——比如，因为城建需要等官方说辞，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将农民起义雕像等，与时代精神不太合拍的文化标志物移除，很可能是一种官方意志与信号的发出。

首先，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早已在我们的革命史、国史中，多有描述与定位——比如，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上，对于农民起义的反抗封建统治，以及反对外来奴役与侵略的革命意义，可以说有着无可更改的定性。

但历史也往往有着“为我所用”的偏向性——在“革命话语”居主导地位的年代，其“推翻王朝、改朝换代”的意义，得到最大化的突出。

但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和平、和谐发展的“长治久安年代”后，显然，这种“造反有理”的“暴力革命”特征，特别是其对社会、国族的暴力流血的破坏性，以及其实质上追求的，仍是另一封建王朝变换等时代局限性，都与时代精神显得格格不入了。

所以，我们现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国家的建设、发展，则“和平、和谐、安全、稳定”等文明进步的精神价值，就成了时代和未来发展之路的不变主旋律。

其实，岂止是暴力革命特色的农民起义，像此前邯郸的“胡服骑射”雕像拆除；甚至是一些地方，未经批准树立的领袖塑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被要求拆除，这其实都是从各方面——比如，清除社会暴力色彩，强化“以和为本”理念；淡化民族对立，强化民族融合；去除盲目个人崇拜，推动科学民主信仰等，都在做着让此类过时精神的历史遗物，退出时代精神展示的主峰了。

当然，各地采取的多是“只做不说”之模式——这显然是囿于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对待态度，容易产生公众的误解、歧义与不必要的争论有关。

在“行胜于言”的做法下，先让“移除雕像”变成既成事实，后续公众如何讨论，都无法改变这一文化思想之时代改变的决策与实行了。

不过，让李自成雕像“离开”北京，并非将其一毁了之，而是以一个有趣的变通方式：让其回到陕西老家。此间的“京城”，是首都，是当代城市化与时代文明的象征；而李自成的老家，则可以说是农民、农村这些过往农耕时代的象征。

所以，“让李自成回家”，这一处理设计，并不是毁掉历史记忆，而是让历史的记忆，变得更为全面与完整，让其自身产生的历史影响，得到更为真实的溯源与恢复！

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恰恰也是从工人起义和农民起义而发源、壮大和成功——从自身执政正当性的角度，也可以说，当下的“让李自成回家”，以及“让太平天国雕像下墙”，也都没有全面转向，完全否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理由和可能性。

但是，不再让这样的历史性雕像，成为时代变迁后的城市之精神地标，却显然有其润物细无声的考量——那就是要逐步树立起“和平发展”的久远文化与时代精神，这就要用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地标来代替过去，并进行新时代的展示和代表！

尤其是历史上，农民起义造成的暴力更迭朝代，所带来的负面性——特别是国家内部的自我杀戮与戕害，带来的血流成河的人间悲剧，显然是新时代新中国要永远避免的事情。

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事实上，却仍然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方向盘极致左打”之根深蒂固思潮，而这种思想产生的“内讧、内斗与内乱”之本质特征，与农民起义等的“暴力革命”思维，也是有很大的不谋而合性。

所以，将此类农民起义雕像慢慢去除，并非只是对历史的反思那么简单，其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非常明显——就像伟人所言的：“我们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但主要是防左！”。

也就是说，从过往年代思维特征下的“革命暴力话术”，开始慢慢树立和导向和平长续发展的“新时代和平精神话术”，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李自成回家“，和”太平天国掉落墙下“，只不过是这一时代精神进行标志性转身时，一个小小的暗示性符号而已！【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