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率军侵犯大明王朝。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然而，在北京西北方向的土木堡，明军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而朱祁镇也被瓦剌俘虏，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土木之变”。

也先挟持朱祁镇作为人质，率领军队逼近北京城。然而，于谦、石亨等人指挥明军成功击退了瓦剌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在此期间，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已被拥立为皇帝。一年之后，也先认为朱祁镇已失去利用价值，便将其释放回京。然而，归国后的朱祁镇却被朱祁钰软禁在南宫，并受到严密监控。

尽管朱祁镇被幽禁在南宫，名义上成为太上皇，但他的儿子仍然保留着皇太子的身份。

然而，明朝并非上古时期的禅让之世，朱祁钰作为一国之君 ，同样是一位凡人帝王，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皇位。这种想法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于是，一些投机分子察觉到了这一机会，开始蠢蠢欲动。

景泰二年（1451年），指挥佥事黄竑因杀害自己的庶弟、已退休的广西思明府知府黄某及其一家四口，遭到官府通缉。为逃脱罪责，他急中生智，派人前往京城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永固国本疏》，首次提出更换太子的建议。

明景帝朱祁钰阅罢奏疏后大为赞赏，感叹道：“万里之外竟有如此忠臣！”于是不仅赦免了黄竑的死罪，还给他加官晋爵，并召其入京居住。

到了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二十日，明景帝朱祁钰正式册立皇妃杭氏为皇后，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同时废黜原皇后汪氏，将原太子朱见深（朱祁镇的长子）改封为沂王。

然而，朱见济被立为太子仅一年零七个月便不幸夭折，明景帝赐予他“怀献”的谥号。自此，皇位继承问题开始引发不安定因素，一些敏锐的官员如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等人纷纷上奏，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朱祁镇的长子）为太子。

当时年仅27岁的明景帝朱祁钰正值壮年，且后宫佳丽众多，自然不愿轻易将皇位传给他人，因此对章纶等人的建议极为愤怒，下令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

不过，明景帝朱祁钰毕竟不同于宋高宗，他虽与兄长明英宗朱祁镇关系紧张，但出于兄弟之情，始终未能下决心对朱祁镇父子痛下杀手。因此，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成为朝中一大隐忧。

于谦与秦桧截然不同，他是一位以国家、人民和道义为己任的典型儒者。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他曾与皇帝意见相左。起初，他通过辞去兼官双俸这一委婉方式，表达了对更换太子的支持。

怀献太子去世后，于谦坚决主张立沂王为新太子。从此，明景帝朱祁钰对他的信任大不如前。

景泰三年（1452年）更换太子之后，明景帝朱祁钰将亲信旧臣、曾任郕王府长史的南京礼部尚书仪铭调任兵部尚书，名义上是协助于谦处理事务，实际上是为了监督他。

于谦为人正直，做事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只为国家利益，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其中，石亨和徐有贞更是借着陷害他而攀上了权力的高峰。

石亨原本是由于谦举荐提拔的将领。在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石亨被封为世袭武清侯，而功劳卓著的于谦仅获得“少保”加衔。石亨内心既感到愧疚，又认为于谦的做法阻碍了他安排亲朋好友冒领功劳，于是上疏请求授予于谦之子于冕一个官职。

然而，于谦对此毫无感激之情，反而严词斥责道：“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臣子不应顾及私恩。况且石亨身为大将，从未举荐过一位隐士或提拔过一名行伍中的微贱之人来为军国效力，却唯独推荐我的儿子，这符合公议吗？我对军功一向杜绝侥幸心理，绝不敢让自己的儿子滥竽充数。”

对于于谦的指责，石亨非但没有感到惭愧，反而对于谦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当时，石亨掌管着京城的军务，他本打算有所行动，但由于于谦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这使得他对于谦更加不满。

与此同时，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等人也对于谦心怀不满。这些心怀不轨的小人很快纠集在一起，日夜谋划如何对付于谦。

徐有贞，原名珵，本质上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之人。

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徐有贞因提出南迁的建议遭到反对，仕途因此停滞多年。为了改变现状，他开始依附权贵以谋求晋升。他向大学士陈循赠送了一条珍贵的玉带，陈循于是出于私情在于谦面前为他请求担任国子监祭酒一职。

于谦认为徐有贞虽有缺点，但也不失为一个可用之才，且并未过于追究他当年倡议南迁之事，便在于谦的支持下向明景帝朱祁钰举荐了徐有贞。

当时徐有贞仍用本名“珵”。然而，明景帝朱祁钰在于谦面前提到：“徐珵曾主张南迁，虽然有些才能，但心术不正，若让他担任祭酒，恐怕会贻误后学。”

于谦听后立即磕头谢恩。

徐有贞得知此事未能如愿后，误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因此对后者心生怨恨。事后，在陈循的建议下，他改名为“有贞”，试图借此掩盖过去的污点。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朱祁钰身患重病。石亨被召至其病榻前，接受代宗的嘱托与遗命。

表面上答应了代宗的所有嘱托，但实际上心怀鬼胎。离开代宗寝宫后，一个阴谋逐渐在石亨心中成形——他打算拥立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复位。随即，他派遣心腹联络了前府右都督张吉祥以及宦官曹吉祥，告知他们代宗病情危殆，并商议为自身谋取退路之策。

石亨对二人说道：“皇上病情严重，恐不久于人世，而今无太子可继大统。不如趁此良机，请太上皇复位，此乃千载难逢之功业。”

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拥立朱祁镇复位。为了确保计划成功，三人进行了明确分工：曹吉祥入宫觐见孙太后，向她密陈拥立英宗复位之事，以获取太后的支持。

与此同时，石亨与张吉祥则找到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讨此事。许彬听闻他们的计划后稍作思考，却并未立即表态，而是建议他们去咨询徐有贞的意见。

石亨和张吉祥不敢耽搁，立刻前往找寻徐有贞。徐有贞听闻计划后兴奋异常，当即表示赞同，并催促道：“此事必须速战速决，刻不容缓。”经过几人的精心策划，最终决定于正月十六夜晚发动行动。

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正月十六这一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漫以及兵部尚书于谦等心系国家安危的大臣，联合众臣商议后决定联名上奏，请求恢复沂王的太子之位。

众人推选商辂负责起草奏疏，然而当奏疏完成时已是夜色深沉，来不及当日呈递。于是大家商定，在次日早朝时再将奏疏递交给朝廷。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当晚一场政变突然爆发。这场政变导致许多人惨遭杀身之祸。如果这份请求恢复沂王（朱见深）太子之位的奏疏能够提前一天递上去，或许不仅能够改写明朝的历史，更能避免许多朝臣无辜丧命的悲剧发生。

正月十六夜晚，徐有贞早早换上了朝服。临出门前，他郑重地对家人交代：“我今晚要去办一件大事，若成功便是国家之福，若失败则我们徐家将面临灭顶之灾。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由于担心人手不足，徐有贞临时拉拢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伙。杨善与王骥都表示愿意为太上皇效死力。当时已年过七旬的王骥不仅亲自披挂上阵，还带着儿子和孙子一同前往。

随后，这三路人马与石亨、曹吉祥汇合，静候张玹的到来。不久后，张玹率领京营大军赶到，众人便一同向皇城进发。

由于石亨掌管皇城钥匙，因此一行人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紫禁城。四更时分，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

徐有贞在进城后立即重新锁上了大门，以防外间援兵进入，并将钥匙丢入水沟中销毁。皇城守军见状虽觉奇怪，但并未多加盘问。

恰在此时，天气骤变，乌云密布，黑暗如漆。众人见此情景，心中忐忑，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甚至有人萌生退意。然而，徐有贞立刻站出来鼓舞士气，称此乃吉兆。

于是，众人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最终顺利抵达明英宗朱祁镇居住的南宫。

然而，南宫的大门异常坚固，无论如何也无法轻易打开。石亨随即命令手下用巨木撞击大门，还没等大门被撞开，旁边的墙体却因震动而倒塌了一大片，众人通过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此时，明英宗朱祁镇尚未入睡，突然见到一群人大举闯入，以为是弟弟派人来加害自己，顿时惊慌失措。

没想到，众人齐声高呼“万岁”。

明英宗朱祁镇稍稍平复心情后问道：“难道你们要迎我复位吗？此事必须谨慎行事。”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一刻，天空中的乌云忽然散去，月光皎洁如昼，众人士气大振，簇拥着明英宗朱祁镇直奔皇宫大内而去。当他们匆匆赶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士兵试图阻拦。

明英宗朱祁镇上前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守门士兵立刻放行，众人顺利进入皇宫，径直前往奉天门，并迅速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的宝座。

徐有贞率先高呼“万岁”，石亨则亲自击鼓鸣钟。此时，天色已微微发亮，群臣早已在午门外等候早朝。听到钟鼓齐鸣之声，众臣依次走入大殿。

进殿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再是明景帝朱祁钰，而是明英宗朱祁镇。群臣一时不明所以，面面相觑。

见此情景，徐有贞站出来大声宣布：“太上皇复位了！”

明英宗朱祁镇随即对百官宣告道：“景泰皇帝（指朱祁钰）身体欠安，群臣迎朕复位，你们仍可继续担任原职。”

众人无奈之下，只能跪拜参拜。就这样，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夺回了皇位。

于谦为人正直，不阿谀逢迎，不结党营私，也不回避别人的嫌怨，这使他得罪了不少人。甚至他的亲信下属也担心因与他有牵连而被怨恨。

兵部右侍郎王伟在两年内从七品小官升至从二品大臣，全靠于谦的提携。然而，他却上疏密告于谦的所谓“过失”，试图与于谦划清界限。

于谦对潜在的危险并非没有察觉，但他依然选择面对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并不惧怕死亡，只要能“上以辅佐皇上的治国方略，下以造福百姓”，做到“生有益于时，死有闻于后”，那么生死又有何惧？

可惜的是，明景帝朱祁钰在子嗣方面不如其兄长成功。他对此十分焦虑，整日沉迷于女色，身体状况日益恶化。

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的大祀天地典礼，明景帝朱祁钰已无力亲自主持，只好委派武清侯石亨代行。石亨接到命令后，猜测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心中暗喜。典礼结束后，他便开始与他人密谋发动政变，打算扶持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基。

于谦很快就得知了明景帝朱祁钰病情危急的消息，但他并未打算趁机投机取巧。他与朝中大臣们商议，希望重新拥立沂王为储君。这样既能避免让当今天子寒心，又能维护朝廷的稳定。

然而，明景帝朱祁钰如同历代帝王一般，对皇权有着深深的执念，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未曾松手。

于谦清楚地意识到石亨等人正在密谋政变。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力，只需稍作部署，便足以粉碎这场阴谋。但他最终选择了袖手旁观。因为他明白，一旦介入，必将导致一方身死，这显然违背了君臣之道。倘若明英宗朱祁镇不幸身亡，那么明景帝朱祁钰恐怕也难逃一劫，届时皇位继承问题将再次陷入混乱。

况且，明景帝朱祁钰膝下无子，按照立嫡立长的传统，唯有明英宗朱祁镇之子能够合法继承大统。如此一来，于谦与新君之间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因此，对于石亨等人的图谋，于谦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任由事态发展。

景泰八年（1457年）二月十一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明朝的平静。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政变，重新拥立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在这场政变中，王文、于谦等人被逮捕。

到了二月十三日，朝廷开始审理此案。石亨等人诬陷于谦与王文企图迎立襄王为帝。

面对不实指控，王文据理力争：“要召亲王，必须使用金牌信符；派遣使者，则需要脚力马牌。这些手续涉及内府和兵部车驾司，完全可以查验真伪！”

然而，于谦却淡然一笑，说道：“辩解也是一死，不辩解也是一死。即便朝廷愿意赦免我，石亨等人会同意吗？辩解又有什么用呢？”

王文的辩护词递交给朝廷后，锦衣卫随即逮捕了车驾司主事沈敬，并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最终，沈敬承认确实缺少襄王府的金印。

得知这一情况后，印绶监和尚宝监的太监们立即核查各王府的金符，发现唯独襄王府的金符下落不明。于是，王文和于谦被定罪为“谋逆”，判处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充公。

当这份判决书呈报给明英宗朱祁镇时，他犹豫不决地说：“于谦确实对国家有功。”

但徐有贞却劝道：“如果不杀于谦，这次政变就会失去正当性。”

最终，明英宗采纳了徐有贞的建议。景泰八年（1457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忠臣于谦惨遭杀害，终年六十岁。

明英宗朱祁镇曾派人搜查于谦的家产，却发现家中几乎一贫如洗，唯有正室房门紧锁。打开后，里面仅存放着明景帝朱祁钰所赐的剑器、袍服和玺书。

在于谦被处死后，孙太后在宫中偶然发现了一枚落满灰尘的襄王府金符与金印。

这一切要追溯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为稳定局势，孙太后曾考虑迎立明英宗的亲叔叔襄王朱瞻墡为新帝。襄王是仁宗第五子，宣宗同母弟，在宗室亲王中德高望重且年长。

然而，考虑到明英宗已有子嗣，还有成年的皇弟郕王朱祁钰，襄王最终上书辞让皇位，此事遂告一段落，而那枚象征权力的金印、金符也留在了宫中。

多年后，当明英宗朱祁镇看到这枚金印与金符，并查阅到当年襄王的辞让奏疏时，心中不禁懊悔万分。但他身为九五之尊，却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悔意。于是他默默决定，将于谦的平反之事留给下一代去完成。

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正式为于谦平反昭雪，恢复其官职名誉。于谦之子于冕也因此得以释放，重新入仕，从兵部员外郎做起，后来升至应天府尹。

到了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于谦谥号“肃愍”，并在其墓前修建祠堂“旌功”，由杭州府每年祭祀。

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再次改谥于谦为“忠肃”，以彰显其千古忠诚。

大明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十七日，被废为郕王的明景帝朱祁钰去世，年仅30岁。

景帝盼子

明景帝朱祁钰费尽心力，终于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推上了太子之位，期望皇位能在自己的血脉中传承千年。然而天不遂人愿，朱见济仅当了一年太子，便在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因突发重病而亡。

朱见济的去世令明景帝朱祁钰悲痛不已，他将爱子安葬于西山，并追谥为“怀献太子”。然而，随着朱见济的离世，皇位继承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由于朱祁钰并无其他子嗣可立，局势变得扑朔迷离。

当初，朱祁钰废黜朱见深（明英宗朱祁镇长子）的太子之位，改立朱见济，并废除汪氏皇后改立杭氏，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朝野诸多不满。但当时为了维护朝廷稳定，许多正直的大臣虽心有异议，却不敢公开反对。

如今怀献太子已逝，一些忠于王朝、恪守儒家伦理的大臣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表达自己的主张。某日清晨，大臣们正在宫外等待皇帝临朝，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相遇，谈及沂王朱见深时，不禁感慨万分，泪流满面。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名上疏，请求重新册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以维系朝廷正统与稳定。

景泰五年（1454年）五月，钟同向皇帝上书谈论时政，他的奏疏中写道：

“父亲拥有天下，理应传给儿子。但太子已经去世，这显然是天命所归。如今皇储尚未确立，国家根本空虚。臣私下认为，上皇的儿子，也就是陛下的儿子。

沂王性格忠厚，足以担当宗庙社稷之托。希望陛下能展现宽广的胸怀，秉持兄弟间的仁爱之情，选择吉日举行仪式，恢复沂王的储位，这是对祖宗无尽的福泽，臣也深感荣幸等待圣裁。”

明景帝朱祁钰看完奏疏后内心十分不悦，勉强将其交给礼部审议。

礼部尚书胡淡等人察觉到明景帝朱祁钰的心意，估计原奏难以通过，于是提议暂缓讨论，敷衍了事。

两天后，章纶依照与钟同之前的约定，因月初发生日食，呈上了修德弭灾十四项建议，数千字的内容中有一条提到：

“孝悌是百行的根本，希望陛下退朝之后，能够前往拜见两宫皇太后，履行问安视膳的礼仪。太上皇统治天下十四年，是天子的父亲。陛下亲自接受册封，成为太上皇的臣子。太上皇将皇位传给陛下，这是对天下的谦让。陛下尊奉他为太上皇，这是天下最尊贵的地位。

陛下应当率领群臣，在每月初一、十五以及每年的重要节日，前往延安门朝见，以表达尊崇之意。同时迎回太后于中宫，以正天下母亲的仪范；恢复皇储于东宫，以确定天下的根本。如此，则孝悌之道得以弘扬，家庭和睦欢乐，治理天下也就易如反掌。”

这份奏疏再次触动了朱祁钰敏感的神经，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和复杂的政治博弈。

明景帝朱祁钰看到这份奏书后，勃然大怒。当时夜色已深，宫门紧闭，朱祁钰只能通过门缝传令，命锦衣卫立即将章纶逮捕下狱。

次日，钟同也被捕，明景帝朱祁钰命刑部彻查幕后主使。在锦衣卫的严刑拷打下，章纶和钟同始终守口如瓶，既未供出主使者，也未提及与南宫有任何联系。

刑部认为二人拒不认罪，于是变本加厉地施以酷刑，连续三日逼供。然而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拒绝连累他人。就在此时，天气骤然剧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风沙漫天，伸手不见五指。

明景帝朱祁钰心生忌惮，担心这是上天示警，立即下令暂停刑讯，将二人关入死牢。同年七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廖庄呈上奏折，劝谏景帝善待太上皇之子，并提议拜见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看过后却不为所动，置若罔闻。

次年八月，廖庄因母丧赴京领取勘合，在东角门朝见景帝。景帝想起他之前的奏疏，怒火中烧，下令杖责八十，并将其贬为定羌驿丞。

随后，在内侍的挑唆下，明景帝朱祁钰认定钟同、章纶是复储事件的主谋，命令法司各杖一百。钟同受不住酷刑，当场毙命；而章纶虽侥幸存活，却仍被囚禁于牢中。

明景帝朱祁钰选择暂不立太子，背后自有其考量。他自认为年富力强，后宫佳丽众多，不久便会诞下继承人。因此，他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每日勤于在后宫中寻求子嗣。

为了早日得子，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后宫生活。然而，这一行为却引发了大臣们的担忧与劝谏。

钟同在奏疏中提到“无徇于声色，无甘于游戏”，而章纶的建议则更为直接，第一条便是“养圣躬”，强调“保养圣体的关键在于远离声色犬马”。他向明景帝进言：“应在深宫之中远离美色与声乐，以保重龙体。”

然而，群臣并不了解明景帝内心的焦虑，只看到他频繁出入后宫，便误以为他沉迷女色，荒废政务。

当时江南有一位名叫李惜儿的美貌歌妓，以其绝世容颜闻名遐迩。她历经波折来到京城，迅速成为达官显贵和纨绔子弟争相追捧的对象。不久，她的名声传入宫中，明景帝朱祁钰亦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将其召入宫中。

然而，李惜儿虽受宠一时，却因性格骄纵，多次与皇帝发生冲突。最终，明景帝忍无可忍，将她驱逐出宫。

或许是不满后宫嫔妃未能诞下子嗣，明景帝下令重新采选秀女。其中，一位姓唐的女子脱颖而出，凭借出众的才貌深受皇帝宠爱，很快被册封为唐妃。半年后，她更进一步，被晋封为贵妃。这段时期，明景帝对她的宠爱达到了极致，甚至寄希望于她能为自己诞下继承人。

朱祁钰每逢游览西苑时，都会让心爱的贵妃骑马随行。一次出游中，贵妃差点从马上摔下受伤。得知此事后，朱祁钰勃然大怒，严厉惩罚了负责的马夫，并命令宦官挑选优良马匹，进行严格训练，以备随时使用。此外，他还下令扩建御花园，收集天下奇花异草，供游赏之用。

这位风流天子与佳人相伴，日夜厮守，沉醉于儿女情长之中。然而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景泰七年（1456年），皇后杭氏在元宵佳节染上风寒，病情逐渐加重，最终在暮春时节香消玉殒。朱祁钰闻讯悲痛不已。

尽管朱祁钰沉迷于后宫佳丽，但他在子嗣之事上却始终未能如愿。由于缺乏正确指导，加上方法不当，他最终没能得到皇位继承人，成为一生遗憾。

明英宗朱祁镇重登大宝之日清晨，明景帝朱祁钰正卧病于斋宫之中。香炉中的香火渐熄，他似醒非醒之际，忽闻殿上钟鼓齐鸣，不禁惊惶失措，急忙询问身旁内侍：“莫非是于谦作乱？”

然而，一众内侍皆默然无声。

片刻之后，一名气喘吁吁的内监闯入，急报：“太上皇已然登临奉天殿！”

朱祁钰听罢此言，连称数声“好”。话音未落，便开始剧烈喘息，随后侧身面墙而卧。这几日来，他饱受病痛折磨，自觉身心俱疲，已无力回天。更何况，他因继承人问题日夜煎熬，如今竟再无血脉相连之人可承大统。

此刻，朱祁钰脑海中浮现出被自己废黜的太子、侄儿朱见深的身影，也想起了那位在南宫备受幽禁之苦的兄长——太上皇朱祁镇。心中满是愧疚之情。

朱祁钰暗自思忖：“天下终究还是落入你们父子手中，如今我也无需再费心操持。”

天顺元年（原景泰八年，1457年）二月十五日，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位后，正式颁布了一份诏书，宣告改元“天顺”，并向全国宣布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同时，他还派遣勋旧重臣与驸马前往太庙及历代祖先陵寝进行昭告。

按照惯例，这份复位诏书由内阁学士们共同起草。在文书完成后，众学士逐一签名确认，但唯独徐有贞拒绝署名。面对明英宗的询问，徐有贞提出了自己对于诏书内容的独特见解。于是，朱祁镇命令他重新撰写。

到了宣读诏书当天，徐有贞表现得极为傲慢。即便明英宗多次催促，他也毫不在意，甚至悠然去上厕所，故意拖延时间。经过再三催促，他才姗姗来迟。

然而，明英宗对徐有贞所写的诏书稿本颇为满意，决定公开颁布。这份诏书严厉谴责了明景帝朱祁钰篡夺皇位的行为，以此强调朱祁镇复位的正当性，并肯定了参与“夺门之变”诸臣的功劳。

在二月初一这一天，太后再次颁布了一道废黜明景帝朱祁钰为郕王的诏书。

这份诏书对朱祁钰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称其“败坏纲常，扰乱礼法，放纵酗酒，宠信奸佞之臣”。具体列举了他的诸多过失：拆毁奉天殿旁的宫殿，只为给妖艳的女姬提供居所；在偏殿接受和尚的戒律仪式，行为荒唐；滥发赏赐导致财政空虚，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困苦。他被指责为不孝、不悌、不仁、不义，品德败坏，令天地共愤。尽管上天多次警示，但他依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最终不仅断送了自己的子嗣，还危及自身。

根据诏书的内容，景泰年间的所有作为都被否定，而正统年间的统治则被美化为“敬天勤民，无怠无荒”。明英宗朱祁镇当年亲征瓦剌的行为也被重新定义为为了社稷和天下，而兵败被俘则归咎于“兵将失律”。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称号调整：朱祁钰被剥夺了皇帝的尊号，降为郕王，参照汉代昌邑王的先例处理；他的生母吴太后恢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则成为郕王妃；孝肃皇后杭氏的谥号被撤销；怀献太子的身份也被降格为怀献世子。

此外，由曹吉祥推荐、从钦天监正升任礼部右侍郎的汤序曾向明英宗朱祁镇提议取消景泰年号，但未获批准。尽管朱祁钰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他在二月十九日不幸去世，年仅30岁。死后，朝廷赐予他“戾”的谥号，以示贬斥。

朱襄王朱瞻墡请求将自己的寿陵拆除，按照亲王的规格安葬于西山，并安排二百户中卫军看守。

明景帝朱祁钰去世后，明英宗朱祁镇命令郕王的嫔妃为其殉葬。唐妃听闻后立即自尽，而长期被幽禁在冷宫的汪后也接到了殉葬的旨意。侍郎李贤为此向明英宗进言：“汪妃早已被囚禁多年，且还有两名年幼的女儿需要抚养，实在令人同情，恳请陛下开恩饶过她。”

当时年仅十岁的皇子朱见深已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他向明英宗朱祁镇说明汪后当年被废黜是因为谏阻改立太子之事。明英宗朱祁镇听后，决定免除汪后的殉葬之命。

不久，朱见深被立为太子。他向明英宗朱祁镇提出请求，允许汪妃携带自己的积蓄迁居至宫外旧邸安度晚年。明英宗朱祁镇想起自己少年时常常佩戴的一块玉玲珑，那是他十分珍爱的物品，但后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他询问太监刘桓，得知此物曾被明景帝朱祁钰拿走，很可能现在由汪妃保管。

随后，明英宗朱祁镇派人向汪妃索要那块玉玲珑。然而汪妃始终坚持说没有，并拒绝交出。有人劝说她将玉玲珑交还，但她愤怒地回应道：“即便先帝已被废黜，但他终究是天子，难道连一件小小的玉器都承受不起吗？我已经将它投入井中了。”

明英宗朱祁镇对汪妃心存芥蒂。传闻汪妃出宫时带走了大量财物，于是明英宗命令锦衣卫进行搜查，最终查获银两二十万。此事导致汪妃失去了所有财产。

幸运的是，太子朱见深感念往昔情谊，时常给予她经济上的援助。此外，与汪妃关系密切的太子生母周太后也常常邀请她入宫，这才让她得以安稳度过晚年。正德元年（1506年），汪妃在旧居中寿终正寝，死后被追封为景皇后，并与明景帝朱祁钰合葬。

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二月，明宪宗朱见深颁布诏书，恢复了明景帝朱祁钰的帝号，谥号定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同时命相关部门修缮其陵寝，祭祀礼仪与其他帝王相同。在中国古代，朝廷对君主或大臣的评价往往体现在谥号之中。“戾”字含有“知过不改”的意思，而“景”则代表“耆意大图、布义行刚”。

明宪宗在制书中提到：

朕之叔父郕王即位后，平定祸乱，保全国家，安定社稷，历时近八年。在他临终之时，奸臣贪功，妄加谗言，请求剥夺其帝号。

先帝不久便意识到此乃冤屈，每每心怀悔意，依法惩治了那些奸佞之人。然而，先帝不幸驾崩，未能及时纠正错误。朕深感亲情可贵，特完成先帝遗愿，恢复其皇帝尊号，望诸卿议定谥号以报朕知。

明宪宗的制书充分认可了明景帝朱祁钰的贡献。帝号的恢复，标志着明朝官方正式肯定了明景帝朱祁钰在位期间为国家所作出的努力。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七日，曹吉祥眼见石亨因事败而陷入困境，心中满是惶恐与不安。为求自保，他决定铤而走险，发动一场政变以夺取政权，然而最终却落得个全家被诛的悲惨结局。

在帮助明英宗朱祁镇复辟的过程中，众多主要人物皆得到了相应的封赏：石亨被晋封为忠国公；曹吉祥则晋升为司礼太监，并总督三大营；张轨获封太平侯，其兄张輗则成为文安侯；杨善被封为兴济伯；徐有贞不仅在夺门之变当天入阁，次日更晋升为兵部尚书，还加封为武功伯；户部侍郎陈汝言，因依附石亨、曹吉祥参与谋夺门之变，亦晋升为兵部尚书。

明英宗朱祁镇对徐有贞的才干极为欣赏，给予他高度的重视。而徐有贞也借此机会，凭借明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大权，将原阁臣一个个排挤出局，甚至包括曾经对他有过恩情的陈循。就这样，这些复辟派逐渐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漩涡之中，矛盾日益加深。

徐有贞察觉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行为太过张扬，于是试图通过与曹、石划清界限来赢得朝臣们的青睐，同时也想借此压制一下曹、石的势力。

天顺元年（1457年），曹吉祥与石亨遭到御史杨瑄、杨鹏、周斌等人的弹劾，罪名涉及强占民田、冒领功劳及滥用职权等问题。

明英宗朱祁镇就此事询问徐有贞，而徐有贞的陈述与杨瑄等人一致。察觉到“内阁专权”威胁的曹吉祥与石亨感到压力倍增，遂联手对抗徐有贞。他们通过施展离间计，成功使朱祁镇对徐有贞失去信任，并煽动言官同时弹劾徐有贞与李贤。

不久之后，徐有贞和李贤被投入大狱，徐有贞最终被流放戍边，直到天顺四年才获释返回苏州老家。

在这场与内阁的权力斗争中，曹吉祥与石亨取得了胜利，自此更加肆意妄为，专横擅权，最终引发了“曹石之变”。

在夺门之变中，石亨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他自己获得了高官厚禄，其侄儿、弟侄等亲属也均得到了好处。然而，石亨并未满足于此，他持续排挤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

石亨常常带着几个亲信前往明英宗朱祁镇面前，推荐这些人有复辟之功，朱祁镇便依石亨所请授予官职。此外，他还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敛财，并与石彪叔侄共同豢养数万名猛士。凭借巨大的财富与权势，石亨在朝野之间横行霸道，绝不放过任何检举他的官员。

例如，御史杨瑄曾因石亨侵占民田而弹劾他，结果反被流放戍边。石亨屡次制造大案要案，陷害那些敢于弹劾他的言官。朝廷中的多数官员因畏惧他的权势，选择不敢轻易得罪他。

石亨曾在皇城内修建了三百多间豪华宅邸。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登上翔凤楼，远远指着石亨的府邸问身边的官员：“这是谁家的宅子？如此宏伟壮丽。”然而，大家都因害怕而不敢回答。

明英宗朱祁镇感叹道：“石亨权势太大，竟无人敢说话。”

实际上，明英宗朱祁镇与石亨、曹吉祥之间也存在矛盾。他们二人的肆意妄为让明英宗朱祁镇感到十分尴尬。于是，朱祁镇听从了李贤的建议，开始疏远石亨。

察觉到这一点后，石亨便开始密谋造反。他私下对家中豢养的将士说道：“陈桥兵变，历史上并未指责其篡位。如果你们能助我成功，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们将来的位置。”

石亨在考察了大同和紫荆关之间的地形后，对自己的党羽说：“我们一直优待大同的士兵，可以依靠他们。紫荆关位置关键，只要掌控住它，京师就如同囊中之物。”

随着时间推移，明英宗朱祁镇逐渐意识到石亨和石彪掌握内外兵权所带来的威胁。

天顺三年（1459年）七月，他下令召石彪回京，但石彪拒不从命，这让明英宗朱祁镇非常愤怒，命令他迅速返回京城。石彪回到京城后，被投入锦衣卫大狱，最终被斩首。

随后，朝中的官员纷纷上奏弹劾石亨，于是明英宗朱祁镇下令“罢石亨闲住”。不久后，石亨的密谋之事也被揭发，于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死于狱中。

曹吉祥目睹石亨与石彪的下场，内心难免感到恐惧。他在朝野中的地位与石亨相当，势力庞大，亲属也多被封官赐爵。

其中，曹钦更被封为昭武伯，这标志着明朝宦官子弟开始获得封爵。曹吉祥门下聚集了大量无赖，通过冒功获取官职者多达上千人，朝廷中也有不少官僚争相投靠他。

此外，曹吉祥还豢养了一批投降明朝的蒙古族军官和士兵，其权势可与石亨比肩，因此朝野并称“曹石”。

石亨案发后，约有四千余人因牵连而被罢免，但这些人受到曹吉祥的庇护，对他感激涕零。

出于对自身未来地位的担忧，曹吉祥决定密谋造反。他的手下既受其庇护，又得其恩惠，因此甘愿为其效力。

一日，曹钦向家臣冯益询问：“自古以来，可有宦官子弟成为天子的？”

冯益答道：“您家先祖魏武（即曹操）便是。”

曹钦听后甚是欢喜，自比为曹操第二，心怀帝王之梦。

不久，曹吉祥与曹钦密谋造反之事被明英宗朱祁镇知晓，随即派遣锦衣卫暗中监视二人。

曹钦对心腹说道：“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就会落得和石彪一样的下场。”于是，他与曹吉祥商定在七月初二黎明前发动政变。

计划由曹钦率军攻入皇宫废黜皇帝，而曹吉祥则以禁军为内应配合行动。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良辰吉日的到来。然而，达官都指挥马亮因胆怯担心事发后会被牵连，悄悄逃离并将此事上报朝廷。

马亮赶到朝房将曹钦谋反的详情告知吴瑾，吴瑾又转告孙镗，二人连夜草拟奏疏呈报明英宗朱祁镇。

得知消息后，明英宗朱祁镇立刻下令逮捕曹吉祥，并封锁整个北京城。曹钦发现马亮逃走后，立即仓促起事，但因城门紧闭无法出城，便杀害并重伤了几位大臣，随后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此时，孙镗紧急派遣儿子召集两千西征军前来攻打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也率领数百人协助作战。

天色渐亮，曹钦的手下逐渐溃散，城门全部关闭，他突围无望，只好退回家中负隅顽抗。孙镗带领部队冲进曹家，曹钦最终投井自尽，其余曹家子弟全数被杀。

三日后，曹吉祥被处以凌迟之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曹石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以及“曹石之变”之后，朝廷政治日益腐败，国力逐渐衰退，这一事件也成为明朝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1464年正月，长期卧病的明英宗朱祁镇驾崩，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

尽管明英宗在政治上有过一些失误，政绩也不及明景帝朱祁钰，但他对母后十分孝顺，并未加害曾将他幽禁的弟弟及其家人，因此仍可算是一位仁德之君。

夺门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的身体状况一度有所好转。对此，明英宗对群臣表示："朕弟渐愈，他本无罪，只因听信了小人谗言。"

虽然为了正当化自己的复辟，明英宗全盘否定了明景帝执政时期的政策，但他对明景帝本人及其家属却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

明景帝去世后，明英宗并未计较旧怨，以亲王之礼安葬了他。这一举措体现了明英宗一定程度上的大度与包容。

据说建文帝留有后代，其后人被软禁在凤阳长达五代之久。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期，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一天，明英宗与大学士李贤谈论此事时感慨道："建文庶人一族无辜被囚禁几十年，实在令人于心不忍。"

李贤回应说："陛下能体恤他们，这是极大的善举，就是尧舜复生也不过如此。"

于是明英宗决定释放他们。孙太后也对这个决定表示赞同。不过也有近侍提出异议，明英宗坚定地说："我要以礼治天下。"

随后，明英宗下令在凤阳为他们建造房屋。工程完成后，他召来李贤说："现在可以让他们搬过去居住了，要命令当地官员提供柴米等生活必需品，允许他们结婚生子，自由往来。"

按照皇帝旨意，李贤起草诏书并派宦官执行。最终共有18人获得自由，包括一位名叫朱文圭的王子，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他已经分不清马和牛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明英宗对养母孙太后极为孝顺。孙太后从小抚养明英宗长大，在他遭遇困境时总是亲自探视安慰，这让明英宗非常感激。群臣都认为这是彰显皇恩的伟大德行。

天顺二年（1458年）正月，郊祀礼完成后，明英宗朱祁镇对李贤说道：“朕在南宫被软禁七年，历经艰险。全靠太后辛勤守护，这份深恩厚德实在难以报答。朕想效仿前代先例，为太后加上尊贵的徽号，爱卿以为如何？”

李贤听后立即叩首道："陛下此举实为至孝，堪称千古美谈。"

于是孙太后获得了“圣烈慈寿”的徽号，这是明代历史上首次为太后加尊号。孙太后于天顺六年（1462年）驾崩，明英宗悲痛万分，追谥其母为"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与先帝合葬景陵，并入太庙享祭。

明英宗不仅孝敬生母，对待其他长辈也同样恭敬。孙太后去世后，钱皇后建议恢复宣宗废后胡氏的名誉地位。明英宗询问李贤意见，李贤称赞道："陛下此心实在难得，乃是人间至孝。"

最终胡氏被追封为"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虽然明英宗身体一向健朗，但晚年却不幸患上脚气病，令人惋惜。

天顺四年（1460年）七月十三，明英宗朱祁镇首次因脚气病未能临朝。这使得朝廷上下颇为忧虑。直至七月二十，他才勉强带病上朝。次日，他又派遣太子前往太庙代为祈福。到了当年十一月，他的脚气病总算痊愈。

然而，到了天顺六年（1462年）二月，明英宗的脚气病再次发作，且比上次更为严重。这次发病让他饱受折磨，长时间卧床不起，无法行走。大约两周后病情才有所好转，但他也因此取消了阅射和观猎等活动。此后，脚气病仍时有反复。

到了天顺七年（1463年）十二月十七，明英宗尚能亲临奉天殿接见顺天府官员。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到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初二，他已经无法下床。他向文武百官颁布敕谕称：“朕体欠安，欲加调理，暂免朝参。”

尽管如此，他仍希望能够坚持在文华殿处理政务，但随着病情逐渐加重，他也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明英宗朱祁镇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到了正月初六这天，他或许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严重，于是命令皇太子前往文华殿处理政务。

至十六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明英宗朱祁镇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召见了皇太子以及众位大臣，安排后事。他对大臣们辅佐皇太子一事比较放心，然而对于皇后钱氏却颇为担忧。

钱皇后在正统七年（1442年）被册立为皇后，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原配妻子。她性格温婉贤淑，明英宗朱祁镇怜惜她家世卑微，曾打算加封她的父亲和兄长为侯伯，但钱皇后多次谦让推辞，因此，在明朝众多外戚中，唯有钱皇后家中无人获得封爵。

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俘虏时，钱皇后每日哀恸祈天，为皇帝祈祷，希望他早日归来。因长时间祈求上天，她疲惫不堪，甚至席地而卧，最终导致一条腿受伤。长期的哭泣也使她的一只眼睛失明。而在明英宗朱祁镇被幽禁于南宫期间，她更是竭尽全力安慰和陪伴他。

在那个母以子贵的时代，对于没有子女的皇后来说，处境十分危险。

明英宗朱祁镇还记得，自己刚复位不久时，宦官蒋冕曾对孙太后进言：“皇后无子，应当废黜。”

但由于明英宗朱祁镇的坚持，皇后之位才得以保全。

天顺元年（1457年）三月，蒋冕趁着太子之位重新确立的机会，向明英宗朱祁镇进言道：“周贵妃该如何安置呢？”

明英宗回答说：“应当册封为皇贵妃。”蒋冕听后便不再多言。

因此，明英宗朱祁镇对即将即位的皇太子再三叮嘱：“皇后钱氏的地位早已确定，你应当尽孝直至她终老。”又特别强调：“将来皇后去世后，要将她与朕合葬。”

朱祁镇还特意嘱咐李贤：“待皇后百年之后，务必实现与朕合葬之事。”李贤将这些遗命一一记录下来，并妥善保存于内阁之中。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其生母周贵妃秘密派遣夏时，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登上太后的宝座。

于是夏时对朝廷众臣说道：“钱皇后未曾生育子嗣，而且身体有疾，应当效仿宣宗废黜胡皇后之举，改立陛下生母周贵妃为太后。”

对此，李贤依据明英宗朱祁镇的遗命予以反驳，他义正辞严地说：“先帝的遗诏墨迹未干，怎能如此轻易违背？”

夏时则争辩道：“先帝不也曾尊奉自己的生母为太后吗？难道这样做有何不可？”

学士彭时则表示：“当今钱皇后的情况与当年的胡太后不同，她的地位一直稳固，怎可另立太后？”

夏时继续强词夺理：“钱皇后同样没有子女，为何不能效仿前例？”

彭时坚定地回应：“先帝在世时并未实行此举，我们作为臣子，又怎敢逼迫太后让出位置？”

夏时愤怒地质问：“你们莫非怀有二心？难道就不怕获罪吗？”

彭时面向苍天拱手起誓：“天地鬼神、朱氏列祖列宗在上，臣下若有二心，必遭天谴！皇上应当以孝道治理天下，岂能只尊奉生母而忽略嫡母？”

此时，李贤接着说道：“本应同时尊奉两位太后，彭学士所言极是。应当立即回复圣旨。”

夏时愤然离去。覃包奉命起草了两宫并尊的诏书。然而彭时又提出：“两宫并尊虽好，但区别不够明显，应在钱太后的尊号前加上‘正宫’二字，以便于称呼。”

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

覃包再次前去复命，不久圣旨下达：

尊奉钱太后为正宫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

私下里，覃包对李贤说道：“其实皇上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被周贵妃逼迫，无法实施。多亏李学士等人极力争取，也算是为皇上解了忧愁。”

次日，宪宗颁布旨意，请两位太后择定吉日进宫接受册封。

明英宗朱祁镇生前还一直牵挂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去世后，几个皇子能否避免历史上常见的兄弟相残，实现和平共处。为此，他特意嘱咐皇太子即位后，为他的弟弟们选择合适的地方建立藩国。

为了减少亲人们的麻烦，明英宗朱祁镇还特别叮嘱：“如今朕的病情加重，倘若不幸驾崩，东宫应迅速择选吉日登基即位，待百日孝期过后即可举行大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历代皇帝去世后，通常会要求部分宫妃殉葬，这一习俗在明朝尤为显著。然而，明英宗朱祁镇却对这种残忍的制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早在正统四年（1439年），周宪王朱有燉（朱元璋的孙子）临终前曾上奏表示：“我死后一切从简，不要浪费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随我而去，尤其是年少且有父母的人，应允许她们回家。” 这一提议深深触动了明英宗。他将周宪王朱有燉（朱元璋的孙子）的想法传达给了简王朱有爝，希望能够改变殉葬的传统。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明英宗努力推动改革，周宪王的夫人施氏及其部分妃子最终仍未能逃脱殉葬的命运。

基于此经历，明英宗对太子郑重嘱托：“切勿沿袭殉葬这一违背仁德的旧礼。”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终止这一残酷的制度。

天顺八年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驾崩，享年38岁。他被尊谥为“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庙号“明英宗”。其中，“睿”意指“可成圣贤”，“英”则象征“出类拔萃”。他的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其仁慈之心，更为后世开创了更加人性化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