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3日早上，陈毅吃完早餐，靠在病床上盖着被子，眼睛盯着窗外飘落的树叶，心里乱糟糟的，完全没注意到项英已经站在他面前。

项英当时36岁，比陈毅年长3岁，正值男人事业有成的黄金时期。党中央将中央苏区的重任托付给他，时机再合适不过！他为人稳重，态度认真，同时对自己的能力也充满信心。

他是负责为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送行的，到了第二天清晨，他匆匆吃完一顿简单的早饭后，马上赶往医院去探望陈毅。

项英认为，眼下能与他共同承担重任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陈毅了。

他一坐下，就赶紧把中央交代的任务告诉了陈毅：要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这四个县城围成的“三角地带”作为最后的防线，带领剩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当地武装，全力守住中央苏区。

陈毅静静地看着窗外飘落的树叶，一句话也没说。

项英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湘西进军，只要赢得几场战斗，就能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到时候，围困中央苏区的敌军肯定会调头西进，这样中央苏区就能迎来全新的发展局面……"

陈毅问道：“蒋介石会不管苏区了吗？”

“他们去追中央红军了！”

陈毅认真地说道：“蒋介石绝不会忽视中央苏区的存在。他心里明白，我们深深扎根在群众中，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重新振作起来……”

项英信心十足地表示："哪怕蒋介石继续围剿，我们也要把中央苏区重建起来。"

陈毅稍微平复了心情，思索片刻后说道："老蒋要是发现红军主力往西走了，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要是咱们挺不过这场大危机，中央苏区恐怕就保不住了！"

项英站起身，情绪略显激动：“你是不是想得太消极了！”

陈毅试图坐直身体，好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可刚一动弹，就疼得厉害。

尽管十月底的天气已经转凉，他仍然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提高了声音说道：

从中央分局到地方各级干部，从部队司令、政委到普通士兵、炊事员，到时候都得换上便装，放下军装，带上步枪，各自分散开展游击战。

我们可以组建几十支甚至几百支小规模游击队伍，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就算对方能消灭几支队伍，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游击队都打垮。只要大部分队伍保存下来，等到时机成熟，以这些队伍为基础进行大规模扩充，我们的实力就会变得非常强大。

项英没有发表意见，他也没法发表意见。他心里并不认同陈毅的观点，即便他认同，作为总负责人，他也不能随意改动党中央之前定下的决策。

10月22日，项英在行军途中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区从当天开始正式组建，项英担任司令员和政委，龚楚被任命为参谋长，贺昌则负责政治部的工作。

陈毅一向以"善于带兵打仗"著称，可眼下却没有任何军职。他心里自然不是滋味，明明中央早就说过让他"主要抓军事工作"，现在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中央军区成立后，原本是个很好的转变机会。虽然国民党军队已经发现红军主力转移，但由于之前几次“围剿”中吃了亏，他们行动时依然非常谨慎，不敢贸然前进。

项英按照中央指示，继续调集部队在各个方向进行防御。但这些红军主要是独立团，实力有限，不仅没能挡住敌人，还付出了惨重的损失。

项英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察觉，他一边安排医院里三千多名伤病员重返部队，用来充实红二十四师和分局下属的七个独立团，一边将各县、区、乡的游击队和赤卫队整编成县独立团，着手组建"新的作战部队"。

陈毅在军事上确实有两下子，事情真的像他之前判断的那样发生了。

蒋介石不仅派遣薛岳和周浑元两支主力部队追击红军，还任命顾祝同为江西的“绥靖主任”，要求他在11月底前夺回江西和福建的各个“匪穴”，并在规定时间内彻底清除残余的“匪患”，同时负责处理这些地区的善后工作。

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接连攻占了多个重要城镇。他们在10月14日拿下兴国，12天后占领宁都。进入11月，又先后攻陷长汀、瑞金和于都，在短短一个月内控制了赣南地区多个县城。

项英眼看着苏维埃的地盘一点点被蚕食，心里急得不行；他对国民党军队屠杀苏区百姓的暴行更是怒火中烧。

国民党军队朝会昌推进时，他为了“鼓舞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士气，增强他们的信念”，也效仿了毛泽东“集中力量，打击敌军一部”的策略，把红二十四师和两个独立营调到会昌温坊，设下埋伏，准备袭击国民党军的第三师。

11月22日，红军打了一场硬仗，消灭了敌人半个旅的兵力，还把另外半个旅打得溃不成军。不过，咱们的队伍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更糟糕的是，红二十四师的行踪被发现了。敌军调集了四个师的兵力，一路紧追不舍，最终在11月23日攻占了会昌。

到12月末，中央苏区的控制范围已经大幅缩水，只剩下一个南北长约百里、东西宽约六七十里的狭小三角地带。国民党军队从各个方向步步紧逼，计划从南北两侧同时进攻，形成包围圈，彻底封锁这片区域。

在位于“三角地带”核心的黄龙井塘村，陈毅多次向项英提出突围的建议，但项英始终表示要等中央下达新的命令再做决定。

可是整个1月期间，我们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请示，却始终没收到中央的任何回复。

陈毅表示："现在中央红军主力正在湖南、广西、贵州一带艰难作战，暂时估计顾不上咱们中央苏区的事情了。既然组织上把领导苏区斗争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要担起这个责任，按照当前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应对方案。"

项英心里有了想法，于是让陈毅帮忙写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要求大家全部改为打游击战。

然而，由于项英未收到中央的最新指令，他一时难以做出决断，战略方针依旧维持原状。与此同时，各下属区域也未能做好充分的游击战准备。那份关键的指示，就这样被搁置在项英的铁皮箱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央苏区的局势越来越糟。国民党军队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这片红色区域，地主、富农和奸商趁机兴风作浪，各地的反动政权也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他们搞起了保甲制度，拉起民团武装，组织守望队，逼着老百姓认罪叛变，杀害了革命干部、红军家属和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很多领导干部和骨干人员牺牲了。

曾经的革命根据地逐渐被敌人控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存实亡。27年后，陈毅在北戴河回忆起南方三年游击战时，用"亡国之痛"来形容那段艰难岁月。

事已至此，项英别无选择，只能打开铁皮箱子，取出陈毅早先拟好的关于全面开展游击战的文件，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把这份指示发给了下面的各个省份和特委。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所有根据地的电台都联系不上了！最后能收到这个指示的，只有瑞金西边特委和瑞金县委两个地方。

1957年，陈毅谈起往事时提到："当时钟德胜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后，心里没底，不敢放手去干。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开导他们，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大胆行动。我建议他们把队伍分成小股，潜伏到群众中争取主导权，对地主采取既打击又拉拢的策略。后来钟德胜靠这个办法，在三年游击战中保留下了一支百来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成了新四军一支队的一个连队。"

那时候，中央苏区有两百多个县区，要是每个县都能像瑞金那样，就能保留几千甚至上万的革命队伍。

这些革命队伍不仅能守住更多游击区，拖住更多敌军，还能对当前局势产生更显著、更强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当时执行了错误的左倾政策，导致战略调整太晚。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留在苏区的一万五千多名战士，最终有超过九成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项英整天唉声叹气，忧虑过度以致病倒在床。到了2月5日，他终于接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紧急电报，这份电报是转给中央分局的，情况非常紧迫。

此刻，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刚刚渡过赤水河，正计划向北跨越长江，队伍在四川南部的长宁一带集合。项英看到电报后异常兴奋，立刻从床上跳下来，一口气把电报内容全部读完。

你们在中央苏区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长期与敌人的碉堡封锁和围剿行动作斗争。

一个规模较小的游击队，通常由骨干成员组成，这种队伍在中部区域及周边地带，预计会有几百支。在面积较大的地方，会安排人员精炼的独立营，只有在少数条件优越的区域，才会配备更加精锐的独立团。

完成这个安排后，我们把那些多出来的独立团营，都改组成小股游击队，按计划分散开来行动。形势好的时候就聚在一起，情况不妙就再次分开……

陈毅看到电报内容，猛地拍了下大腿，兴奋地对项英说道：

这绝对是毛泽东的手笔！我猜，毛泽东同志很可能已经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了。博古和李德可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他们根本写不出这样高水平的决议！

他由衷地为整个党感到高兴！他也为中国革命未来的光明前景感到欣喜！

当天夜里，中央分局火速召集了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最终拍板决定兵分九路，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实施突围行动。

可惜的是，等到突围部队真正行动起来，已经是2月中旬了，错过了最佳时机。除了陈潭秋、谭震林、毛泽覃这三支队伍成功突破包围，其他的部队要么被拦截，要么中了埋伏，要么被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

梁柏台、阮啸仙、刘伯坚、周以栗、杨英和李天柱，还有之前成功突围的何叔衡和瞿秋白等人，都因为坚持信念而壮烈牺牲，或在被敌人捕获后不幸遇难。

项英、陈毅、贺昌是最后一批撤离的。2月28日那天，他们接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关于遵义会议的决定和人事安排，这正好印证了陈毅之前的猜测——毛泽东已经正式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人。

1935年3月9日，这一天深深印在陈毅的记忆中。中央军区的直属部队和红七十团被分成了四个大队，下午一点，他们在上坪村龙王庙前的山坡上集合，准备出发。

项英打算给中央拍个电报，汇报中央分局准备向闽赣边区突围的计划，希望得到中央的同意。

到了下午三点，电台依然无法联系上，天空开始变暗，山下传来敌军的枪响。错过了傍晚下山的机会，要是再下雨，山路湿滑，天亮前不能突围的话，整个队伍都可能覆灭。

这是最后一次能跟中央取得联系，苏区已经失守，留守的同志必须向中央做个汇报。从今往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中央了，我们得靠自己继续战斗下去。

贺昌带着两个大队作为先锋率先行动，他们的任务是渡过濂江为后面的队伍打掩护。没想到刚过江就中了敌人的埋伏，队伍一下子就被冲散了。

贺昌带着队伍撤退到会昌归庄时，再次遭到白军的围困。年仅29岁的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最终用一颗子弹为自己短暂而辉煌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陈毅和项英他们一直等着中央的回复，从早到晚，焦急地盼着。到了傍晚五点，总算是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上了，终于等到了那份期待已久的回电。

没想到密码换了，怎么也解不开，结果还是没能收到中央的指示。

1957年陈毅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很困惑：为什么改了密码却没告诉我们，这实在说不通。还有人说是密码不够用才翻译不出来，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太不靠谱了。

我翻看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记录，发现3月9日正好是准备在长干山和枫香坝一带围剿周浑元部队的日子，相关的电报挺多的，是不是那会儿正忙着对付周浑元呢？

傍晚六点，项英和陈毅领着队伍把电台埋了，密码也烧了，然后开始行军。结果真下了场大雨，天黑路滑，走一步摔一跤，两个多钟头才走了五里地。

好不容易走出山林，突然枪声大作，炮火连天，队伍被打散了。陈毅腿上有伤，项英眼睛近视，两人在混乱中走散了。

陈毅带着队伍四处搜寻项英，却始终不见踪影，只好继续向前摸索。刚走到一个村庄前，村里突然亮起手电筒的光，队伍瞬间就四散开来。

拿手电筒的，十有八九是白军。陈毅让营长派人去查探，营长答道：“报告首长，眼下我管不住手下的兵。”

陈毅火冒三丈，随手拽住旁边一个人问身份，得知是个排长。他立刻下令让这个排长带着一班人马进村搜查。进了村子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地痞无赖，他们误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正举着白旗准备迎接。

他们认出是红军，马上笑嘻嘻地说：“同志，别见怪。我们也是被逼无奈。你们来了，我们照样欢迎。”天快亮了，陈毅只好带着队伍上山，再次回到龙王庙。

天刚亮，项英也赶到了龙王庙。这时候，他们身边就剩两百来号人了……

四面八方都是敌军，枪声此起彼伏。这边有人高喊要抓住项英，那边又有人嚷嚷要活捉陈毅。村里的大树、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印着项英、陈毅照片的通缉令，上面写着悬赏五万大洋。

白天敌军一队接一队像梳子似的搜山，晚上松明火把把四周照得跟大白天一样亮。

陈毅又一次跟项英提出，眼下敌军主力都集中在濂江两边，咱们就别再想着往闽赣方向走了，改道去赣粤一带才是上策。

项英之前一直有个“金三角”的限制，没把赣粤边这块地方纳入考虑范围，现在这个限制已经不存在了。

赣粤交界处山多林密，地形错综复杂，当地群众支持革命，陈毅之前在这片区域建立了红二十二军，对这里的地形和民情了如指掌，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眼下无路可走，项英只好点头同意。

此时，敌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山区，大部队强行突围的希望渺茫。项英和陈毅将剩余的百余名干部和战士分成几个小队，各自突围，最终约定在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汇合。

陈毅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千万别学第三、第四大队的某些同志，冲不出去又退回来。他们退回还有个小小的根据地，你们再退回来就无处可去了。你们必须坚决冲到油山，我们的苏区和红军都在那里。”

陈毅和项英安排好其他人分批出发后，自己带着几名警卫乔装打扮，在曾纪才的指引下，悄悄离开上坪，朝西南方向转移。

夜晚赶路，山路崎岖，每晚只能走三四十里，四天后终于到了桃江畔的渡口——王母渡。

位于桃江中上游的小坪镇仅有19户人家，却是通往油山的关键渡口，被国民党军队严密把守。渡口每天早晨8点开放，傍晚5点关闭，对来往人员实行严格检查。

曾纪才在桃江边上遇到一位大夫，这位大夫帮他们乔装打扮，换上了干净的长衫马褂。项英假扮成生意人，陈毅装成游走江湖的郎中，曾纪才则扮成教书先生，而警卫员张德胜则负责替陈毅背着药箱……

农历三月十四那天，正赶上王母渡镇的集市，又恰逢清明节。他们手里提着纸钱、金银元宝这些祭品，假装去扫墓，就这样登上了渡船。

项英急着要登船，陈毅一把拉住他，低声提醒：“先上船的人往往最后才下船，后上船的反倒先下。先上去的可能会被仔细搜查，后下船的话，如果前面出了岔子，也会很麻烦。我们不如在中间时段上船，也在中间时候下船，人多的时候容易蒙混过关。万一出了状况，我们还能趁机冲上岸，往街上跑，总能找到活路。”

船刚靠岸，就遇到白军的检查站。他们立着项英和陈毅的巨幅照片，还开出五万银元的高价，要抓这两个人。

项英不会说当地方言，但他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历，知道怎么应对敌人的盘查，所以表现得从容不迫，毫不紧张。广东的士兵也没敢刁难他，只是让他在项英的画像前停留片刻，简单核对了一下身份。

画中的“项英”比眼前的真人要胖不少，两人看起来不太像，所以也没再为难他，直接让他离开了。

陈毅见项英上了岸，便从船尾跳下来，朝着画像方向走去。他会说一些南雄方言，正好和关卡上的粤军搭上了话。

后面的人群你推我搡，差点把粤军士兵撞翻在地，陈毅趁机跟着大伙儿溜了过去。

离开王母渡镇后，他们一口气赶了八十里路，在曾纪才的指引下，找到了当地一位老党员。

老党员提到，山上的竹林里有个看山的老头，可能知道去油山的路。曾纪才去找他，结果发现这老头正是秘密交通员。就这样，项英和陈毅顺利抵达了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

遗憾的是，1936年秋天，那位为项英和陈毅引路的地下党员曾纪才，由于被叛徒告密，不幸遇难。

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富农的子弟们把曾纪才押到龙回寺前，强迫他当众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要他公开表态，随后才用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曾纪才讲道：“我是大家看着长大的，所有人都清楚我是共产党员。各位乡亲，再过三五年，只要红军还在……”

白狗子们一看曾纪才要宣传革命思想，立刻冲上去捂住他的嘴，硬是把他拉到了刑场。曾纪才拼命反抗，大声喊道：“革命的火焰不会熄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再次到来……”

陈毅将军每次回忆南方那三年的游击战斗时，总会特别提到曾纪才，对他那份崇高的革命精神深感敬佩，每每谈起都心潮澎湃。

到了油山，陈毅就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战场，没过多久就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游击战术。

陈毅在游击战中堪称高手，他擅长避开敌人锋芒，专挑薄弱环节下手，还会巧妙地把敌人引开。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陈毅向项英建议：组建一支精锐的游击队伍，深入敌后展开行动，以此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

部分领导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觉得：敌军实力雄厚，防线严密，各处都设有哨卡和埋伏，交通和通讯都很便捷，我们派弱小的游击队伍出山行动风险太大。

项英心里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他担心小股部队容易吃大亏。

陈毅认为：敌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山区，后方只剩下一些地方保安队。只要我们能突破山区的防线，深入敌人腹地，就会像进入无人区一样畅通无阻。

此外，如果我们只是固守原地、不采取行动，不主动深入敌后区域，很可能会陷入被围困、资源耗尽的绝境。

项英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让陈毅向各个游击队的负责人传达了具体安排。为了让游击队的干部们更容易掌握战斗要领，陈毅特意编了一段简单好记的口诀：

发动群众一起干，协同作战；牵着敌人鼻子走，掌握主动权。

死拼硬打是兵家大忌，面对强敌时要避免正面交锋。

对手在正面部署了重兵，火力集中，进攻起来既吃力又难以奏效。

敌军后方空虚，正是进攻良机；集结主力，果断出击。

对驻扎的敌人，要突然打击；对移动的敌人，要设下埋伏。

行动迅速，敌人来不及反应；不用火器，直接短兵相接。

行动灵活，敌人摸不着；原地不动，挨揍最惨。

出手要快，下手要狠；迅速解决，不留后患。

陈毅亲自指挥了突袭乌迳的行动。乌迳是南雄县的大埒镇，坐落在南雄通往信丰的公路旁。这里离油山不远，大概五十多里路程，但沿途敌军防守严密。

从北山往东走一百多里就到乌迳，那里的敌人防守比较松懈。

陈毅安排叶明魁带领北山游击大队，巧妙突围，连夜快速行军一百多里，天亮前抵达乌迳，突袭区公所，消灭了靖卫团一百多人，还抓住了伪区长和靖卫团长。

天亮后，我们召集了村民大会，惩治了恶霸，给大家发放了粮食和盐巴，向群众讲解共产党的政策，还在各处贴上了写着"三支队"、"八支队"等游击队名称的标语，场面十分热闹。

这一仗打完后，陈毅他们终于在油山扎下了根。

但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虽然油山荒凉偏僻，吓得敌人不敢靠近，可陈毅也在这里受尽了折磨。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在回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常常描述许多鲜活的游击经历，比如吃饭穿衣、住宿出行这些日常细节。实际上，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点滴，更能让人感受到那三年游击战的艰难困苦。

先聊聊穿衣打扮

长征刚起步那会儿，赣粤边的红军战士们还穿着整齐的军装，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心里一直盼着正规红军部队能来，帮着打开新的局面。

1935年是日子最难熬的一年，部队连衣服都供应不上。战士们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改成春秋装，把衣服内衬拆了做成单衣，袖子破了干脆改成背心穿。

以后就靠缴获地主的物资来补充，长袍、短袄、马褂，甚至女人的外套，能穿什么就穿什么。队伍看起来确实不整齐，但有个好处：偷袭时不用特意伪装，混在老百姓中间也不用换衣服。

陈毅来到赣粤边时，头上戴着礼帽，身上穿着铁灰色的夹袍。宋生发去给他当警卫员时，发现他“穿了一身黑色的便衣，戴着旧毡帽，完全是一副广东普通农民的打扮”。

没过多久，宋生发从三南那边回来了。他见到陈毅时，陈毅还是穿着那件黑色便装，只是衣服比之前更旧了些。再看他的头发和胡子，已经长得比一个月前长多了，那模样让人看了心里直发怵。

深秋初冬时节，陈毅带着宋生发和聋牯潘益明去信丰考察工作。爬山时，他一脚踩空，顺着山石滑下去五六米，裤子扯破了，屁股上划出不少血道子。打那以后，三个人就轮着穿那条破裤子。

直到农历十二月，负责后勤的何庆生才给陈毅他们发了过冬的衣服。这些冬衣是从当地老百姓那儿买来的旧棉衣，都是当地农民常穿的款式：没有帽檐的毡帽，前面对开扣的薄棉袄，还有长度到膝盖的单层裤子。

陈毅等人为了安排反“清剿”行动，从油山赶往梅山。晚上下雨，他们在山腰找到一块小空地休息。陈毅坐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下面，两个警卫员坐在他右侧，打着伞，裹着两条被子，互相依偎着取暖。

深夜雨转雪，宋生摇醒聋牯，眼前尽是白茫茫一片。陈毅的头发、衣服，还有周围的山林树木，全都披上了一层白雪。再看他的脸、鼻子、耳朵……全都冻得发青发紫。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陈毅只添置过一身新衣服。1937年9月，他下山前往大庾进行谈判。作为红色游击区和游击队的全权代表，他理应穿着一身正式的红军军装。

组织上安排何庆生司务长前往池江镇，为陈毅及其随行人员每人量身定制了一套崭新的军装。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年轻的陈毅穿上新衣服后显得格外精神，他先后去了大庾、赣县和南昌，所到之处都引人注目。

谈到饮食方面：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

粮食短缺让人发愁，三个月没尝过肉味，夏天只能吃杨梅，冬天剥笋充饥，满山遍野追捕野猪，深夜还要抓蛇填肚子。

这种日子过得可真让人眼红：除了“没饭吃”这点挺扫兴的，简直就是一幅打猎玩乐的完美画面！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战士们常常为粮食发愁。尤其是在敌人封锁山区、清剿游击队的时候，他们与老百姓的联系被切断，粮食和盐巴都断了来源，处境极为艰难。

陈毅他们当年可没少尝野草，他开玩笑说自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马兰、马齿苋、野葱、野芹菜、野杨梅、罗汉菜、荔枝草……这些野草都成了他们的日常口粮。

江西人常用一种糯米草喂猪，煮熟后依然带着浓重的青草味，口感又麻又苦又涩，嚼起来费劲，咽下去困难，只能硬着头皮，屏住呼吸，强行吞进肚子里。

糯米草难咽，宋生发就采了些蘑菇煮来充饥。没过多久，陈毅、宋生发和潘聋牯的肚子就开始咕噜作响，感到非常不适。陈毅更是满头大汗，恶心呕吐，这才意识到他们可能吃到了有毒的蘑菇。

陈毅靠着有限的医学知识，艰难地嘱咐两名警卫员：“赶紧去找些半夏、竹菇、甘草和霍香，煎了喝下去能解毒。”

多亏油山到处都有草药，陈毅还教会他们辨认了很多种类。他们采了一大堆，洗干净切碎，煮开后三个人一口气喝了两大碗。陈毅终于不再上吐下泻，宋生发和聋牯的肚子也消停了。

1936年年底，情况有所改善，陈毅经常亲自下厨做菜，自己切菜、自己炒菜，乐呵呵地说："我给你们露一手四川菜。"不过他做的菜除了辣还是辣，大伙儿吃得直吐舌头。

关于住宿方面，我再简单聊几句。

起初，队伍还能在山沟里找到一些隐蔽的小屋安身。但敌人放火烧了这些地方后，红军游击队和项英、陈毅等领导只能转移到深山中，住进造纸和种香菇用的棚子里。

敌人的破坏让这些棚子无一幸免，有的被火烧毁，有的被拆成碎片。二十年后我重返油山，山谷里依旧满是倒塌的墙壁和破碎的瓦砾，昔日的建筑如今只剩下一片荒凉。

陈毅感慨道：“这么一来，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于是，他们把竹子劈开，交叉叠放，搭了个简易的棚子，总算有了个能住的地方。

砍竹子会发出声音，容易暴露行踪，所以改用杉树皮搭建棚子。但剥掉树皮的杉树显得很显眼，敌人容易发现，于是又换成用茅草搭棚。

以后敌人来山里搜查，草棚太显眼，没法继续住了。每人发一把伞，下雨的时候，在大树底下撑开伞，背靠背就能休息了。

天气好的时候就去寻访古墓，墓前有块石板，躺在上面休息，倒也是个不错的安身之所。

赣粤边境的春夏季节雨水特别多，人们常常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光靠一把雨伞根本撑不了多久，所以大家就每人发了一块八九尺长的布。这块布的四个角可以绑在树上，上面再铺几层油纸。这样搭建起来很方便，遇到紧急情况也能迅速收起来。

下雨天，挖几条小水渠，雨水就能顺着沟流走，人也感觉清爽不少。

选住处得动脑筋。以前为了取水方便，常住在水沟旁，但敌人会顺着水沟找过来。后来搬到半山腰，既方便上山也容易下山，一举两得。

后来敌军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就把营地搬到了山顶。这样一来，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来，他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撤退起来也方便多了。

陈毅在1957年7月谈到三年游击战时回忆道：“那三年里，我只进过两次屋子，一次是路过南雄街上，在屋里睡了一觉；另一次是转移到敌占区时，在公路旁的小屋里喝了杯茶。整整三年，我只见过四次从山外来的老百姓。”

四个字概括：做事要行动。

走路嘛，再平常不过了，没啥稀奇的。

这还用说吗？绝对独一无二！

那时候，不管什么级别，每个人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块钱的"鞋钱"。每天翻山越岭的，这点钱哪够啊？根本不够用！陈毅穿的那双破球鞋，缝了又补，补了又缝，最后实在不行了，只能用草绳绑在脚上凑合着穿。

走路也得讲究策略，不能硬闯。敌人经常在大路上设埋伏，陈毅他们只好改走偏僻的小道。

今后如果敌人转移到小路上埋伏，那我们就不走小路了，直接走那些没路的地方，要么爬上去，要么滑下来。

敌人发现了规律，开始搜寻游击队的行踪：无论是散落的纸张、丢弃的烟头，还是破旧的衣物……甚至连地上的脚印都不放过。

游击队起初因为大意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他们学聪明了，大家互相照应，一个跟着一个走。

在敌人“清剿”时，陈毅带着两名警卫员藏身于芒杆丛中。宋生发走在最前面探路，陈毅紧随其后，潘聋牯负责断后。他们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将压弯的草扶正。

国民党士兵们一头雾水，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只能惊呼：“那三个人哪去了？难道飞走了不成？”

后来大家定下了规矩：走路时后面的人必须踩着前人的脚印走，最后一个人要把踩倒的草扶正；路边的树枝不能随便折断，因为新断的痕迹可能会暴露行踪。

雨天最好涉水而行，但得确保随身物品不落下，因为哪怕是不起眼的小物件随水流走，也可能引来敌人循迹追来。

不下雨的时候，千万别在溪水里乱走。你要是踩坏了水底的青苔，把清澈的溪水搅浑了，这些动静很容易暴露你的行踪，反而会引来敌人的围攻。

后来大家默认了一套规矩：行军时不能出声，不能惊动鸟儿，不能落下物品，不能暴露火光……

一路上，炊事员是最辛苦的。李胜标是南雄人，脸上带着些许麻点。他背着背包，扛着行军锅，在陡峭的山崖间攀爬，翻越重重山岭，一次次摔倒又站起来，站起来又摔倒。

陈毅等领导帮他拿这拿那，还开玩笑说：“老李，你这一路滑下来，比坐车还快呢。”

关于医学的五点讨论：

油山这地方，药材资源其实很丰富，像车前草、半夏、七叶一枝花、半支莲、犁头草、旱墨莲这些中草药随处可见。不过，这里缺的不是药材，而是现成的中西药品。

陈毅有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万金油，这可是个好东西。不管是头疼脑热，还是被蚊子咬了，抹上一点，立马就能缓解，特别管用。

这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关键时刻还真能帮上大忙！

陈毅的大腿在主力红军西征前受了伤，手术没能彻底清除碎骨，导致这些残留的骨头时不时引发疼痛。

1935年6月，陈毅刚到油山没多久，腿上的旧伤就复发了，他只能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走路，行动非常不便。后来局势变得紧张，陈毅走起路来更加吃力，翻山越岭更是成了大难题。到了9月，他的伤口再次恶化，开始化脓，连小腿都肿得像个冬瓜似的。

陈毅在伤口上涂了万金油。这能起什么作用呢？

陈毅对医学略知一二，他解释道：万金油的主要成分是薄荷。薄荷这种药材，能够帮助排汗、缓解感冒症状、消除暑气、化解淤血、驱散污浊之气，还能让头脑清醒。虽然它不是万能的，但在缓解表面症状方面确实有效。

陈毅腿疼得走不了路，他咬牙说道：“这次一定要把这毛病彻底搞定！”他把受伤的腿紧紧绑在树干上，使劲挤压伤口，想把碎骨头挤出来。疼得他脸色蜡黄，汗水像下雨一样哗哗往下流，连身上的厚衣服都湿透了。

宋生发和潘聋牯听到响动，赶紧跑过来查看：只见一盆血水，盆底周围的地面也被染得通红……

“使劲挤啊！”陈毅扯着嗓子喊道：“加把劲！这次不彻底解决，以后还得闹腾！同志们，你们想让我再遭一次罪吗？”

宋生发和潘聋牯眼含泪水，扭过头去，用尽全力紧握双手……

陈毅听到碎骨落入泥盆的声响，长舒一口气，说道：“终于完事了，彻底解决了！”

两名战士烧好热水，给陈毅清洗了伤口，然后在他伤口上厚厚地涂了一层万金油。

没想到伤口竟然愈合了！

除了生活条件差，陈毅还得随时提防叛徒使坏。那首有名的《梅岭三章》，就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叛徒才写出来的。

1936年12月刚开头，特委收到了大庾城里交通站头头黄亚光送来的一封秘密信件。这信是陈海写的，他在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里搞兵运工作。

信里提到：从陕北的中央派来了人，传达了重要消息，要求项英、陈毅等领导到大庾城附近的一家饭馆碰头。

陈海，也叫陈宏，最初是湘鄂赣苏区派去做兵运工作的，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第五十师当兵，还升任了政治训导员。身份被识破后，他逃到赣南，通过熟人联系上了信康县委。

1935年10月，陈海联系上了赣粤特委，随后被安排到粤军余汉谋的部队，继续从事策反士兵的工作。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后，他又转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继续进行类似的策反任务。

他经常到赣粤边特委汇报工作情况，项英和陈毅也多次亲自会见了他。

项英和陈毅收到陈海的秘密来信时，起初非常兴奋。但和大家讨论后，他们心里又产生了疑虑：陈海刚到四十六师没多久，人脉也不广，怎么会突然和党中央派来的人联系上了呢？

中央派了人过来，为啥不直接带上山，反而要让负责人冒险去白区那种危险的地方碰头呢？

陈毅坚持要亲自前往。他解释道：“万一真是中央派来的人，我们不去见面，岂不是白白失去了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机会？”

项英一直认为下山不太稳妥。陈毅情绪有些激动，反驳道：“中央派人不来山上肯定有他们的考虑啊！现在中央正忙着和国民党谈判抗日合作的大事，我们如果不赶紧联系上中央，就会跟不上形势，犯下严重的错误！”

项英看陈毅坚持要去，只能点头答应。他反复叮嘱陪同陈毅的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务必确保陈毅的安全，并尽量把中央派来的人一同带回来。

次日清晨，陈毅换上一件略显陈旧的灰色长衫，脚蹬新布鞋，扮作一位私塾老师。黄占龙则背着竹篓，乔装成去城里卖茶的乡下人。两人就这样混进了大庾县城。

当时的庾城，到处可见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部和后勤人员，街上的酒馆、鸦片馆、风月场所和澡堂子就像春天里的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到处都是。

陈毅到了城里，首先去了陈海家。陈海搬到大庾后，在那里结了婚，安了家，住在老城北边的大街上。

陈毅他们走到北大街时，正好看见陈海的妻子在门口忙着洗衣服。

黄占龙询问道：“陈海先生现在在家吗？”

那女的没抬头，随口答道：“去团部了。”

陈毅误将“团部”听成了“糖铺”。

特委在大庾城设的隐秘联络点叫"广启安糖铺"。陈海去糖铺，其实就是为了到联络站等人碰头。

陈毅和黄占龙立即转身离开，他们走过横跨章江的梅峰桥，沿着街道走了几十家店铺的距离，这时黄占龙突然一愣，停下了脚步。

陈毅注意到“广启安糖铺”附近有些形迹可疑的人。黄占龙迅速拽了陈毅一把，两人随即躲进了糖铺对面的茶馆里。

黄占龙看到前面有个中年男人，端起茶杯喊了声："老曾！"

那人快步上前，弯腰行礼，举起酒杯高声喊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然后放下茶杯，压低声音说道：“陈海出事了，昨天他带着白军把黄亚光抓走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他弯了弯腰，大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说完便转身离开茶馆，很快消失在集市热闹的人流中。

黄占龙压低声音告诉陈毅：“老曾以前在糖铺干过，人挺靠谱的。”

陈毅催促道：“赶紧出发！”

街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国民党军警，他们行色匆匆，来回奔走，似乎有紧急的军事任务正在进行。

陈毅和黄占龙商量着从梅峰桥进到水城，然后再想办法绕出城外。可他们刚出茶馆，就发现桥上有一队国民党士兵在搜查过往的人。没办法，他们只好掉头往回走，打算从北城门出去。

北门同样有保安团驻守。陈毅他们只好掉头回到梅峰桥。国民党军队戒备森严，开始清场，街上的商铺纷纷关门歇业。

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城市？

陈毅迅速走到梅峰桥下，用手指着章江，对黄占龙使了个眼色。只见上游方向，一条渔船正沿着水流缓缓而下，离岸边的码头已经不远了。

黄占龙带着陈毅走到河边码头，用方言对船夫说：“船家大哥，行个方便，捎我们一程吧。”

船夫是个中年男子，看到陈毅衣着文雅，便划船靠岸。陈毅和同伴迅速跳上船尾，钻进船舱。船夫拿起竹篙，顺着水流，直接驶离了大庾城。

黄占龙下船时，从竹篓里拿出一包茶叶想付船费，船夫笑着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看那样子，似乎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来头。

黄占龙看到主路上全是士兵来来往往，觉得太危险，便领着陈毅不走大路，东绕西拐，多走了不少弯路，终于回到了山口的出发点。

陈毅提议：“咱们还是分头行动吧，这样万一遇到什么意外，至少还有个人能通风报信。”说完，他们便各自上路。陈毅沿着山间小道快步赶往斋坑。斋坑位于梅山腹地，特委早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已经在那里驻扎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陈海早就不是自己人了。

陈海潜伏在国民党四十六师时，出席过特委组织的兵运工作会议。不过，他只知道主持会议的两人分别叫老周和老刘，完全没意识到这其实是项英和陈毅的化名。

陈海觉得这两人气质出众，应该是级别很高的领导。他原本只是想骗些钱，便吹嘘自己能发动白军士兵起义，需要资金支持。项英和陈毅听了，给了他一些金条。

没过多久，他再次进来报告：国民党那边有个排，排长以前是红军，策动他们起义投靠红军应该没问题，但“需要一些资金打点”。结果又被他骗走了一堆金条。

项英和陈毅一开始对陈海不太放心，见完面就赶紧换地方。可后来接触多了，慢慢就放松了警惕，见面后也不急着走了，还让他参加一些会议。

1936年11月，白军召开了一次工作会。散会后，陈海在回去的路上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埋伏，不幸被捕。这个没骨气的家伙很快就投降了，可他压根不清楚老周和老刘的真实身份。

大庾城内一片嘈杂，人们纷纷议论，但这阵骚动并非因为陈毅的到来，而是由于“广启安糖铺”被彻底搜查。

他老婆一边洗衣服一边说：“陈海去了团部，就是保安团的办公地点。国民党那边让他当卧底，去搜查那个秘密联络点，抓几个共产党的人。”

国民党军队在大庾城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叛徒陈海领着一群凶恶的士兵冲向斋坑。

陈毅沿着山间小道快步赶往特委所在的斋坑。翻过一座山头，远远还能看见梅关，穿过树林后，他停下喘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拨开树枝，准备快速穿过大路。

他还没反应过来，肩膀就被人一把抓住：“走！前面带路！”

陈毅遇到一队国民党士兵，他们是来上梅山搜山的，想让他带路返回大庾城。陈毅表示自己不是本地人，对这里不熟悉。

一个像排长的人猛地拍了下手枪，恶狠狠地吼道：“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到这儿来干啥？”

陈毅听到对方说话带着外地腔调，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是城里学校请来的老师，这次是来采购茶叶的。"

那个看起来像排长的家伙，霸道地嚷嚷：“你教不教书、买不买茶叶我都不在乎，赶紧给我们带路！”

陈毅听到国民党士兵私下议论，说这次搜山的队伍是由叛徒陈海引领的。

他心里琢磨着：万一撞上陈海可就麻烦了，得赶紧找个法子溜走。嘴上应付着答应给国民党军带路，眼睛却不停地打量周围的环境，盘算着脱身的路线。

陈毅走到一片茂密的茅草旁，装作要方便的样子，突然“扑通”一声，整个人掉进了茅草丛中……

“别想跑！”“吃我一枪！”

陈毅沿着小溪边的小路，在茂密的茅草堆中慢慢往上攀爬……

国民党军队一拨接一拨地往大庾城撤退。陈毅远远听到那些士兵边走边抱怨：

“真是白忙活一场，搜了整座山，就逮住个土匪婆子！”“哪有什么土匪头子，草棚里就剩两本旧书！”“刚才还看见满山冒烟，结果一场大雨下来，火都灭了，还抓啥土匪！”……

特委所在的斋坑也发生了意外！

陈毅等国民党军队离开后，急忙返回自己的住所。发现棚子被烧毁了，锅碗也被砸碎了，四周空无一人。

陈毅觉得项英应该就在附近，于是提高嗓门喊道：“我已经回来了，敌人撤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周围一片寂静，没人回应。陈毅着急了，扯着嗓子喊：“老周啊老周，我的声音你都不认得了？难道连我你都信不过了吗？”

陈毅见没人回应，心里琢磨：项英这是怕我反手一击啊。他掸了掸衣服上的灰，提高嗓门说道：

老周，我晓得你就在不远处躲着，吃过亏后小心点没啥，我不怪你！我这就去杨梅坑等你，你要挪地方的话，可别丢下我啊！直到凌晨，项英才带着人摸到了杨梅坑。

陈毅这才明白：叛徒陈海领着国民党部队从山间小路偷偷包围了斋坑。站岗的警卫员发现敌人时，对方离他不过十来步距离，他马上开枪示警。

项英他们刚跑出草棚，就发现几十个敌兵举着刺刀扑过来。身边的警卫员立刻掏出二十响手枪，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往外突围。

此刻，敌军已经控制了附近的两座高地，项英和同伴们奋力突围，最终在溪水旁的一个小洼地中藏身。

眼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溪，岸边的陡坡上长着几簇矮树，树顶挂着成排的茅草，就算有敌人从附近经过，也不容易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一个国民党军官不耐烦地说：“别废话了，直接点火！把山上的草全烧了，看他们还能往哪儿躲！”

火苗一个接一个冒出来，风一吹，火势更猛。干草被烧得呼呼作响，树枝也噼里啪啦地断裂。四周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人皮肤发烫，脑袋发晕……

天空乌云压顶，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而下，火焰瞬间被浇灭了！

陈毅激动地喊道：“真是太感谢马克思的保佑了！”

隔天，敌军增派了两个团的兵力，把梅山团团围住。陈毅和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在荒山野岭中四处穿梭，鞋子都磨破了四双。经过二十多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进入广东地界，成功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