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极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然而，为什么却仕途坎坷？因为这是常态。人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权利，却不是人人都有必然成功的运气。而后者才是常态。

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科举不中，随后彻底放弃。回到家中、烧掉文章，玩起了自学。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苏洵并没有采取笨鸟不飞孵鸟飞的套路，而是放任自流。但是，身教胜于言传。两个儿子跟着老爹苏洵一起读书了，但都不是为了科举，而是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至和二年（1055年），四川来了一个新任长官，益州知府张方平。这家伙一眼就看出苏洵父子绝非凡人，足以引领北宋文坛。于是，写了举荐信，让苏洵父子三人进京拜见文坛泰斗欧阳修。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来到开封，见到了欧阳修。到了开封，苏轼、苏辙兄弟积极准备来年春天的科举考试，苏洵则与京师的名公巨卿频繁接触。作为父亲兼经纪人，苏洵的任务是把两个儿子“推销”出去。当然，前提是他得先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样才有说服力。他拿着雷简夫、张方平的推荐信，精选了自己最得意的20篇代表作，去求见欧阳修。

欧阳修

雷简夫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这样说道：“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维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欧阳修取来苏洵的文章一读，果然很受用，认为他就是当世荀子，文章天下无敌。对于苏轼，欧阳修则在《与梅圣俞书》里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就是在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赛道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起金榜题名。而苏轼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本来是第一名的成色，但欧阳修过于自信，认为这篇文章在风格和水准上，应该出自曾巩之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关键还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避嫌，就没有将这篇文章点为头名，而是让其屈居第二。杨万里在《诚斋诗话》记载：“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欧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母亲病逝，苏轼回家守丧。嘉祐六年（1061年），三苏再次入京。苏轼又参加了一场更高规格的考试，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一篇《御试制科策》，获得了第三等。

苏轼

这个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谁也考不上。而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过第三等。所以，考到第三等的苏轼，已经破了纪录。连续两场顶级规格的考试，苏轼都是满分加破纪录的水准。你只能说这是能力了。

只论科举应试，从古至今，苏轼堪称翘楚。他不为应试而学，却应试无敌。但这两篇破纪录的策论，就文章本身而论，是真好；但就思想内容而论，却没法恭维。比之贾谊的《治安策》，差了好几个量级。

古今才子第一，当属贾谊。因为《治安策》是无敌的。而贾谊虽然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最后抑郁而终。所以，举凡文人怀才不遇，总会拿贾谊来说事，通过慨叹贾谊来伤春悲秋。

那么，苏轼也是这么看贾谊吗？苏轼完全不这么看。他写过一篇《贾谊论》，认为贾谊命途多舛完全是因为自己。

皇帝喜欢贾谊，老臣讨厌贾谊。但皇帝汉文帝是明君，不能说皇帝害了贾谊；灌婴等老臣是沛丰功勋，也不能说这伙人有多恶劣。

贾谊

身处这种局面，贾谊该怎么做？

指望汉文帝消灭老臣，然后重用贾谊，这根本不可能。汉文帝能当皇帝完全是老臣们拥立的结果。所以，贾谊打不过老臣们的功勋集团。苏轼认为，既然打不过，那就应该加入。而且，加入老臣们的功勋集团，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老臣们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贾谊要做的就是忍。一个洛阳青年，弱冠之年便初入京城且位列朝堂，又有什么资格不能忍呢？只要忍得够久，忍到老臣认可，忍到君臣接纳，贾谊的盖世才华自然会有输出的可能。苏轼给贾谊的人生算法就是：“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苏轼说贾谊没有做到，他做到了吗？他还真做到了。苏轼的情商极高，甚至堪称关系攻略的高手。

苏轼当时所处的格局与贾谊一般无二。宋仁宗宽厚温和，汉文帝孝顺慈爱。关键是老臣，苏轼和贾谊同样面对的问题是：年少才俊如何与老臣相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少年得志。

但苏轼的情况明显要比贾谊更好。因为沛丰功勋要忠心有忠心、要能力有能力，唯独没有文化，自然看不起文化人。而仁宗朝的北宋老臣却对苏轼满怀期待，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国之宰辅。“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

苏轼

有智商、有情商，那苏轼的具体实践怎么样呢？也就是苏轼的关系攻略怎么样？

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谁更擅长关系攻略？肯定是小人。操作上无下限、性情上无羁绊、主义上无桎梏，小人的唯一追求就是往上爬。而为了往上爬，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苏轼的操作，既不失君子之风，又有小人的极致。这个外省青年，在开封这个权力场，一出手就打出了一个羡煞天下人的开局。

苏轼的外在表现，既积极主动又谦卑恭敬，关键是特别重视待人接物，从来没有君子的清高。这一点，从他的《上梅直讲书》中就能发现。考取进士之后，苏轼给当时的阅卷老师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苏轼这么说话，梅尧臣能不开心吗？“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一封感谢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系攻略的核心是人脉构建。那苏轼是怎么构建自己的人脉呢？一般的手段是期望无限付出来证明自己有用，期望自己有用来增厚人脉。而真正的高明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请别人帮忙。

而苏轼恰恰就是这么操作的。他请司马光给自己的母亲写墓志铭。写个墓志铭，对司马光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在苏轼则是牵涉到孝道的大事情。这个操作以后，司马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栽培苏轼这个后晋青年。

司马光‍

关系攻略有一条禁忌，那就是不要给人介绍对象。因为很可能把两个人都给得罪了。但给人介绍对象，也有好处。就是对这个人心有期许之，表达出了足够的爱慕或攀附之意。而在古代，婚姻就是家族间的联盟。而苏轼呢？苏轼则直接向司马光提亲，准备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光下野之后，到洛阳闭门著书。但苏轼并没有忘记经营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时不时地就来一封书信。

如果仅是司马光一个人，那也就算了。苏轼后来陷入乌台诗案，新党各种罗织罪名，试图通过苏轼这个交际“名媛”把旧党一网打尽。从这个案件中就能知道苏轼的朋友圈有多少人了。先后牵连进来的有39人，从司马光这个旧党领袖到王诜这个当朝驸马，全是夸赞过苏轼的。

在古代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苏轼竟能把人脉经营的这么广。而且，这些人全要跟着苏轼一起吃官司。所以，苏轼的人脉不仅广而且深。这只有关系攻略的高手，才能做到。

苏轼具备了获得成功的全部资本：皇帝宋仁宗把他当成国之栋梁，大宋老臣们把他当成了明日之星，甚至文坛泰斗欧阳修也准备让位。关键是连皇帝他妈也喜欢苏轼。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宋英宗的母亲曹太后（神宗朝是太皇太后），死活不同意治罪，非要放了苏轼。“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

苏轼

苏轼被新党压制好多年。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主政后，对苏轼实施了火箭提拔，成了苏轼的保护伞。苏轼继续被新党打压。宋哲宗的母亲向太后主政后，硬是把苏轼从海南岛给调回开封，准备让苏轼当宰相。苏轼这个人缘不仅征服了皇帝，而且三任太后全都成了自己的贵人。

但是，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因为苏轼智商高、情商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当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栋梁的赞誉。但这个“因为所以”就周延了吗？苏轼能够拒绝运气吗？

假使苏轼晚一点儿参加科举，主考官从欧阳修换成王安石，甚至，别说王安石，就是换成一个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许苏轼在科举上编典故玩。

《御试制科策》里的观点则更不可思议了。怎么解决西夏的问题？苏轼的对策竟然是让陕西独立，再造一个秦战国，然后让这个秦战国去对付西夏人。之前编典故，现在则是分裂国家。连老臣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录苏轼的弟弟苏辙为第三等。

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苏辙在考卷里不仅抨击时弊，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两相权衡，还是苏轼靠谱一点。所以，苏轼能成名，到底该感谢谁？他要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换到明清，苏轼都不是落第的问题。

乌台诗案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就是要往大里政，具体是给苏轼冠一个大不敬的罪。这属于不赦重罪，要诛族的。

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够复杂，各种条框制约，能把不择手段的小人关在笼子里。新党把持了御史台，但御史台只能问口供，定罪的却是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衙门不配合，苏轼的罪就定不下来。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妈曹太后，又在背后使劲了。于是，这个大不敬就没法定。随后，曹太后崩逝了，要天下大赦。崩逝了的曹太后又帮了苏轼一把，苏轼该被赦免，可以啥事没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应了。忤逆皇帝、对抗新法，这就不能忍。于是，皇帝法外立法了：“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立盖世之名，苏轼也要靠运气；而位列朝堂，苏轼还要靠运气。关键是没被整死，苏轼就更要靠运气了。但运气不能总光顾苏轼。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

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中第，但苏轼的母亲随即去世，于是苏轼和苏辙都要回家守丧，耽误了三年时间（实际是两年多一点儿）。而治平三年（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于是苏轼还要回去守丧，又耽误了三年时间。是年少成名了，但两个三年却给耽误了。

等苏轼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苏轼当成国之栋梁的宋仁宗驾崩了；把苏轼当成未来之星的老臣们下台了。此时主导朝堂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时，任凭再怎么关系攻略，苏轼也没法玩了。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是立场之争。

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

王安石

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诋毁新法。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地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然而，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宋神宗驾崩了。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赴京奔丧，随即成为朝中宰辅。这对苏轼不是好事吗？大家同属旧党，而且苏轼对司马光的关系攻略从来也没停过。但问题是：宋神宗在位，司马光就回不来，因为宋神宗不会把新法彻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来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来的就只能是苏轼，苏轼自然有望拜为宰辅。但宋神宗却在这个关键点驾崩了。

之后，司马光成了另外一个“拗相公”。新法支持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对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来了一个180度的硬转折。而苏轼呢？苏轼对司马光非常不认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因为要解决老问题。司马光彻底否定新法，的确消灭了新法带来的新问题，却把老问题也给恢复了。但是，也轮不到苏轼反对了，因为司马光没多久也死了。那苏轼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更严重。有司马光在，北宋的党争只会聚焦在政策路线上，还算对事不对人；而没有司马光，北宋的党争就会陷入毫无底线的对人不对事。

苏轼

再后，就是旧党中的两拨人开始死命磕了。以程颢为代表的洛阳理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四川蜀学派，开始交手了。这时候就不是新旧两党的问题，而是新党、洛党和蜀党的问题。让皇帝怎么办？没法办。苏轼和程颢集体外放，谁也不能当宰相了。

旧党不仅治国无能，而且还搞内斗。王安石变法的确有问题，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旧党开倒车，则把老问题全给恢复了，国家没钱了。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崩逝了，宋哲宗亲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锐意革新，于是旧党下台、新党上台。苏轼这个旧党的标签人物肯定继续被打压。关键是保护伞高太后崩逝了，没人罩着苏轼了。于是，苏轼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宋朝的逻辑是离首都越远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苏轼已经惨到天涯海角了。要复出，几乎没有可能。

等宋哲宗驾崩后，向太后主政，苏轼又有了机会。皇帝不喜欢自己，但皇帝的老妈都喜欢自己。此时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哲宗的异母弟），但宋徽宗说不上话，凡事要听老太后的。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终于离开海南岛，开始奔赴首都汴梁。这一次几乎就没什么悬念，苏学士大概率就要成为苏宰相。然而，还没半年，向太后也死了，宋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意思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简单说就是不能再搞党争了。

于是，新党的领袖蔡京、蔡卞兄弟就要离开朝廷，而旧党的领袖苏轼、苏辙兄弟也不能入主京城，新旧两党各让一步。但是，苏轼还有机会啊。可惜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走到常州的苏轼病逝了，享年66岁。

运气在苏轼最后的岁月里最后还是照顾了他。因为建中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折中，随后便是新党彻底碾压旧党。如果苏轼没死，大概率还要接着挨整。因为大宋的党争已经白热化，活着的要整，死了的也不放过。苏轼是带着希望去世的，这对他来说也算善终。

苏轼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论诗歌，苏轼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苏轼开创了豪放派；论书法，苏轼自成一家；论绘画，苏轼是湖州派的主将；论学术，苏轼是蜀学的宗师领袖。苏轼之才华，冠绝古今。

但是，苏轼只有才华吗？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执政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政治路线上，苏轼不走极端，而司马光和王安石二公一个“司马牛”一个“拗相公”却一定要玩极端。在执政能力上，苏轼在扬州主持漕运，在河北兴办弓箭社。他能看到实际的问题，却不会主义先行地去改变现实，而是适应现实再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有才华、有能力，关键是还有情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即便流放海南岛，苏轼也有一群弟子帮着他盖房子。乌台诗案，被苏轼牵连进来北宋名流多达39人。甚至，苏轼还能化敌为友。王安石罢相之后，苏轼专门拜访了这位拗相公，二人言归于好，成为一番佳话。

纵有盖世才华、纵能洞察人心，但如果没人脉，也走不远。苏轼没有人脉吗？苏轼这个外省青年打造了堪称史上最豪华的人脉。老一辈的宋仁宗，把苏轼看成国之栋梁。中间一辈的宋神宗，最后的岁月里也准备启用他。新一辈的宋哲宗，曾经做过苏轼的学生。关键是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这些太后们，都成了苏轼的保护伞。古之名臣将相，谁又此等阵容的人脉。

苏轼

而苏轼为什么没有成功败相，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苏轼也是如此。身处北宋最剧烈的局面变动之中，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人们直接上天堂，人们直接下地狱”。

成功的，往往都是随机漫步的傻瓜，他们是最幸运的少数。不成功的，往往都是浪淘沙中的众生，他们是最平常的多数。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概莫能外，我们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