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时代横空出世的全才。能诗，擅文，书画双绝，五国语言信手拈来。

鲁迅、章太炎、柳亚子、郁达夫，无一不为他倾倒。

这位才子行止间自有几分癫狂。

他三次削发为僧，又三次红尘而返。

情缘未断，情有可原；他连清规戒律也能咬牙忍下，唯独受不了素食之苦。

一次馋虫上脑，偷食鸽肉，当场被僧侣逮个正着，灰溜溜被逐出山门。

出家还俗，不过一碗鸽肉的距离。

他被称为民国“花和尚”，34岁暴毙，死后翻看床下，奇葩死因大白于天下

在晚清到民国的岁月中，苏曼殊是一位极为独特的存在。

他生于中日混血家庭，天资卓越，兼通英语、日语、梵文，学贯中西；挥毫作画，笔墨间自成境界；著文作诗，情感炽热，笔力纵横。

小说一经问世，风靡沪上，翻译作品与严复、林纾比肩，并列为“晚清三大翻译家”。

文坛地位稳固，画坛声名远播，他的才情，令同时代无数文士仰慕。

可这样一位才子，却偏偏选择了出家为僧——而且一做和尚，便不走寻常路。

酒肉不戒，风月常沾，因而被人戏称“怪和尚”“浪漫和尚”。

他的绰号之多，几乎可以单独编一部轶事集。

他诗才横溢，情感炽烈，被称作“诗僧”“诗和尚”；画风清雅高远，意境幽深，又得一“画僧”“画和尚”的美誉。

但苏曼殊的生命轨迹，不止于诗酒风流。

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光复会，参与反抗沙俄侵略的义勇队行动，也在推翻清廷、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留下过足迹。

他与孙中山、宋教仁、陈独秀等革命巨擘皆有往来。

于是，人们又尊他为“革命僧人”“革命和尚”。

情之一字，更是贯穿了苏曼殊的一生。

他身上有种天然的悲悯和柔情。

曾有一日，他在戏院看戏，邻座少妇美丽动人，却因手中香烟，误将他僧衣烧出一个大洞。

朋友急忙提醒，他却安坐不动。直到焦糊味四溢，衣服已破，方才淡然一笑：“为美人，毁一件僧衣，又有何妨？”

还有一次，他在东京街头，偶遇一位容貌出众的艺伎登电车。

他心神俱醉，急忙追赶，却因失足摔倒，磕掉两颗门牙，被友人戏称为“无齿之徒”。

这份痴傻，既可笑又可叹，活脱脱一个孤独又执着的情僧形象。

他频频出入妓院，引来非议。

朋友陈陶遗曾质问：“你为僧人，为何还动凡心？”

殊不知，苏曼殊入妓院，往往孤坐角落，很少与妓女言笑。

他有严重洁癖，不许旁人触衣一寸。

更多时候，他倾听那些女子诉说身世之苦，然后慷慨相助，常把身上仅有的钱财，悉数赠与。

陈独秀曾感叹：“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别人于禅房开悟，他却在红尘之地找寻内心的安宁。

自幼失怙的他，在这些边缘女子身上，或许找到了某种弥补，某种不被世俗理解的温情。

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生在日本横滨，母亲是个日本人，名叫若子，是父亲苏杰生的小妾的妹妹。

有人说，他注定了要在夹缝里活着，在夹缝里死去。

佛经有云，六道轮回之中有饿鬼一道。饿鬼托生为人，便是吃不饱，喝不够，嘴巴动不停，心里空洞洞。

倘若这套说法不假，那么苏曼殊，大概便是个饿鬼投胎。

他对糖的偏爱，到了荒唐的地步。

摩尔登糖，是清末时专销中国的洋货，瓶装，价格不菲，甜得发腻。

旁人吃一颗皱眉，他吃一瓶还嫌不过瘾。

每次购入，总要成捆抱走，恨不得一口气吞下所有。

夜深人静，他便在孤灯下伏案疾书，一边提笔，一边吃糖。糖纸散了一地，糖屑粘了一手，袖口上、纸张上都是斑斑点点的甜渍。

有人推测，说他爱糖，是因为茶花女爱摩尔登糖，而苏曼殊又将茶花女奉为心中明月，所以糖也一并爱了。

听着似乎有几分情调，细想却不过是借口。

是因为心里太苦，才要用糖把自己糊住。

他嗜糖嗜到荒谬。

有一次，他在街上踱来踱去，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糖果，眼睛都直了。

摸遍全身，找不出一枚铜板。转了几圈，摸到腮帮子，忽地想起嘴里镶了颗金牙。便一狠心，拔了下来，拿去当铺换了钱。

糖是买回来了，张口一咬，却在齿缝间露出个黑洞，风一吹，直往心里钻。

此事传出后，章士钊作诗调侃他：“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啫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说到吃糖，还得提张群。时任上海市长的张群，想要讨苏曼殊一幅画，奈何曼殊性情古怪，不肯轻易落笔。

张群打听到他好甜食，于是日日送巧克力，百般讨好。

终于有一日，曼殊提笔，三两下画成一幅《远山驮月疏柳寒鸦图》。

张群感激涕零，正欲道谢，不料曼殊忽又在画上随手拉了一条直线，把原本清雅之景毁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四个字：“先生不急。”

到今天，也只能总结一句：讨厌极了。

但凡与甜食有关的东西，他从不拒绝。苏州玫瑰糖、黄豆糖、芝麻糖，只要到了手里，不管一包两包，三口两口扫荡一空，从不剩下。

至于苦，苏曼殊确实吃得不少。

他幼年多病，瘦小孱弱。

五岁时被父亲从日本带回中国，十岁起，寄居在姑母家中。因母亲是日本人，在族中备受冷眼。父亲妻妾成群，却懦弱无能，护不了他一星半点。

十三岁时大病一场，家里人以为他熬不过去，干脆把他丢进柴房里，等死。谁料他命硬，竟又捡回一条命。

但从此以后，他的心便冷了。他知道，这世上，连家人都靠不住。寄人篱下久了，学会了不信，学会了躲闪，学会了冷笑。

青年时，他东渡日本，后又辗转暹罗、南洋，四海为家，孤身漂泊。饱一顿，饿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所有家当不过一只破皮箱，他讽刺自己，说那叫“燕子龛”。听着轻松，实际上只剩下自嘲。

吃糖，毕竟只是一点小癖好。到了日常生活，他更喜欢吃肉、喝酒。他虽然剃了头，披了僧衣，但清规戒律从未真正束缚过他。

饮酒、吃肉、出入妓院，统统不耽误。

但他也有规矩。妓女可以陪笑陪酒，却绝不能碰他的法衣。

他说，那是亵渎。倘若妓女倾诉身世之苦，他便毫不犹豫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给她。然后自己空着两手回去，饿着肚子躺在破床上，也不悔。

苏曼殊活得疯疯癫癫，疯得清醒，癫得干净。

他哭，他笑，他骂，他救人。他在糖罐子里找快乐，在画卷里找归宿，在妓院里找人性，在破箱子里找家。

“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闾门。”

苏曼殊，便是这等人物。共和初成，他曾寄望；共和腐烂，他便失望。

失望之后，不骂，不哭，不争，不闹，只提了破钵，穿了芒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人前是隐退，人后是啃吃。

吃，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吃，也成了他所有郁愤的出口。

他特别爱吃牛肉，尤其五香牛肉。爱到什么地步？听见牛肉二字，便神色一震；闻到香气一缕，便坐立不安。

宋教仁、林广尘是他的至交，平日里与他打闹惯了，便暗地里盘算着要戏弄他一回。

那天，他正在浴室洗澡，忽听见客厅人声鼎沸，推推搡搡，笑声连连。

有人说：“走罢，去吃牛肉！”

板凳拖动地板的刺耳声，楼梯踏步的急促声，一应俱全。苏曼殊心里一惊，骇然失措：这样的大事，怎么能少了我？

他在浴室里高喊：“等我！等等我！”说时迟，那时快，他连衣服也顾不上穿，只草草围了条浴巾，水珠未干，便赤脚奔了出去。

推门而出，只见众人齐刷刷坐在原地，看着他，笑得前仰后合。有人笑得捶地，有人笑得直不起腰，还有人笑得喘不过气。

苏曼殊呆了一下，也笑了。

俗语说，猴子听不得锣鼓响，一响便翻筋斗。

曼殊听不得饭瓢响，一响便要动身。

对吃，他不仅敏感，还生出一套歪理邪说。

有一次，他郑重地写信劝朋友：“牛肉牛乳，不可多食。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性情日渐似牛，钝重迟缓，不可不慎。”

那么，吃猪肉的像猪，吃狗肉的像狗，吃羊肉的像羊，倒也顺理成章。倘若此理不虚，世上便无一人得免禽兽之性了。

至于不吃牛肉牛乳怎么办？他煞有介事地支招：“可买豆腐乳代替，涂在面包上，慢慢咀嚼，美味无穷。”

朋友问他自己试过没有，他轻轻一笑，说：“我才不做。”

苏曼殊荒唐事多，此其一，尚有更荒唐者。

那时，他穷得叮当响，连米桶也敲不动了。

孙中山知情后，特意派人送去二百大洋，以解燃眉。

按常理，理当小心攒用，度过难关。

曼殊却另有打算。拿到银票的当天，他便大摆宴席，广发请帖，连孙中山和廖仲恺也各发了一张。施主与受施者同席吃酒，见者莫不摇头。

有人劝他：“何不省着点？”

他答得坦然：“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乐得快活。”

四川人有句老话：“米桶敲不得，敲了也无米。”此话，用在他身上，倒是十分妥帖。

钱花光了，他便卧床不起，“拥衾终日卧”，饿得气若游丝，或者缩进寺庙，靠破钟残鼓熬过日子。

他的钱来得快，去得更快。到手即花，绝不存留。哪怕剩下半个铜板，也要换成糖，换成酒，换成一口气咽下去才放心。

晚上若手里还有几个钱，他反倒睡不着觉，非得挥霍干净不可。

但他也有自己的道义。有一回，朋友送他百金。

按常理，这应当用来糊口。可曼殊先是买了一辆新自行车，看着高兴；余下的钱，又全数给了街头饿了三天的乞丐。

他自己还是空着口袋回家的。朋友责怪他，他耸耸肩，说：“钱花了，看着舒坦。”

鲁迅先生谈起他：“黄金白银，随手化尽，道是有钱去喝酒风光，没钱去庙里挂单。”

是的，苏曼殊便是这样的人。

拿到钱，吃饭，喝酒，买车，施舍。没钱了，挨饿，挂单，忍着。绝不求人，绝不哭诉，绝不委屈自己。

活得潦草，活得彻底。潦草得让人心疼，彻底得叫人佩服。

苏曼殊活着，本就靠一股子蛮劲。

率性而为，加上饮食无度，终于换来一身病：寒疾、痢疾、咯血、肠病、肝跳症……你能想到的，他都有；你想不到的，他也攒着。

但他偏不在意。

疼了便哼两声，病了便卧几天，醒来继续大吃大喝，好似这副烂摊子并不是他自己的。

章太炎在《曼殊遗画弁言》里记着。留学日本时，曼殊一日饮冰五六斤，夜里躺倒，手脚冰冷，人以为没气了。

凑近一看，还有微微一丝气息。众人惊惧，他却若无其事。第二天，翻身爬起，又抱着冰块猛灌，照旧来过。

吃，是正经事，写信也是。

曼殊给柳亚子写信，落款处不写日月，不写地名，只写：“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落笔油光水滑，味道四溢。

一次，陈去病买了包栗子回来，和曼殊一起吃。

两人风卷残云，转眼吃个精光。曼殊意犹未尽，趁陈去病不注意，自己偷偷跑上街，又买了一包。

吃是吃得痛快了，肚子却胀得发紧，只好抱着肚子在床上哼了一整夜。夜半时分，连呻吟声都哑了。

曼殊自己也记下过一桩。

去源顺，独自吃下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翌日自然是肚子泄泻。他却只淡淡写道：“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吃，救不了他，反而加速了他的沉沦。

身体一日比一日破败。到了后来，连衣服裤子都要典当换钱，只为填饱肚子。

这无疑又在他的心灵上补了一刀。

1918年，病重住进宝隆医院，多次治疗，无见好转。

医生叮嘱，他左耳进，右耳出。偷吃禁食，偷摸栗子，肠胃越坏越吃，身体越烂越撑。

医药费付不起，最后是友人收留了他，设法照料。

可曼殊照旧不听话。厨房里偷热栗子吃，被人抓住了，还笑嘻嘻地说：“香。”

到了1918年春天，他终于在上海宝隆医院病逝。死时不过三十有五，正是年少气盛的年纪。

清理床铺的人发现，床底下，枕头边，塞满了糖纸，密密麻麻，堆得像坟丘。

嗜糖之害，早已浸透他的肉身。

有人说，嗜糖甚于嗜烟，大约便是此理。

按现代医学说法，曼殊得的是神经性贪食症。

幼年缺爱，长大漂泊，加上乱世压迫，早已让他焦虑成疾。

情绪一波动，便失控暴食，吃到天昏地暗，吃到五脏六腑也吃烂。

所以，他的暴饮暴食，不能简单笑过。

一个人，活到靠吃来抵御世界，本身就是件残忍的事。

苏曼殊其实很清醒。

他不是贪嘴，而是孤独；不是馋，而绝望。

厌世情结，才是真正杀死他的刀子。

他眼见世道污浊，人心沦丧，想逃，逃不掉；想改，改不得；想死，又不敢直接去死。

于是只好吃，拼命地吃，像是要把所有的悲哀与不甘一口吞下。

世人提起，只能叹一句：

——这样清白的人，实在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