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南开大学
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有“南开先生”之美誉。
张伯苓像
一、就学从军，报国无门
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祖上曾出过秀才。因家道中落，无力延师就学，曾入同族财主张竹坡家馆，后转入刘先生办的义学，攻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国文教育。张伯苓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深得义塾先生喜欢。可惜好景不长，家中负担不起学费，只好遗憾退学。1892年，张伯苓获知北洋水师学堂聘有中外籍教习授课，英文是主科，开设课程有地理、代数、几何、水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绘图、测量及枪炮操演、鱼雷、机械仪器等。每星期两天学习中文经籍，目的是"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沦其灵明，即以培养其根本"。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
相对家道贫寒的张伯苓，他更看重该学堂无须缴纳学费，免费提供食宿。于是，他高兴地报了名，并轻松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七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学科设置航海驾驶和轮机管理两科，学制5年。课程修满后上船实习，以理论联系实际。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严复自福建船政局调往北洋水师学堂出任总教习。张伯苓英姿达识，博学多才，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为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得到了严复等教官的赞赏。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倡的西学东渐、改革教育和民主自由的思想主张对他影响很大。
严复像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了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由于资历尚幼，未能上舰操舵与日寇搏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心急如焚，悲愤不已。当年九月，他参加了北洋水师学堂的第五届毕业典礼，满怀希望能在北洋水师中施展抱负，亲自驾舰直冲日本列岛，一雪心中压抑的屈辱。但因水师无舰，只好在家闲居。是年冬，张伯苓娶宜兴埠安氏女，而该女久患痨疾，婚后五日不幸去世，令其唏嘘不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续娶夫人王淑贞，夫妻恩爱，琴瑟和鸣。不久，他被派往重新组建的同济舰服役。
同济舰服役的张伯苓
甲午战争后，中日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赔偿巨款，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外，还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但是在割让辽东半岛的问题上，列强间却发生了激烈的纷争。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便邀请德、法两国共同"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他们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以讨好中国；另又迫使清政府付出3000万两白银，以收买日本。这就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行动”。西方列强见清政府软弱可欺，便趁火打劫，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1月13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
山东威海——海军公署
1897年12月14日，沙俄便以德国占领胶州湾为口实，命其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口，并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租期25年，期满后续商租借之。英国则逼迫清廷在日本撤离后，由英国租借威海卫，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列强乘机瓜分中国军港，从此山东海防门户洞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威海卫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第一天，威海卫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大清的黄龙旗又降下，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三国易帜”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身经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义愤填膺，报国无门。他彻底对大清帝国死心了。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如此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之林？
威海成山头风景区
二、倡导新学，创办南开
张伯苓从威海卫归来后，愤然退役，执教于天津严氏家馆。严氏家馆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于1898年11月在自家位于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的严家老宅偏院酒坊院内创办的家塾。严修（1860年4月1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直隶天津人，原籍浙江慈溪。清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后入翰林。34岁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是晚清官场为数不多的清流之一，曾被光绪皇帝多次召见。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联合本地开明士绅，在天津实践他的新式教育救国理想。他将严氏家馆与王奎章老先生合办，共同出资聘请张伯苓为学监，管理“严王二馆”，并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新课程，使其初步具备了新式学堂性质，开津门西学之先。
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他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献身于教育救国，从此开始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张伯苓与严修、王奎章商定，在“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在天津城西南一块俗称为“南开洼”的地方，创建了“南开私立中学堂”，不久，私立中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后又改为“私立第一中学堂”。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南开中学的前身。张伯苓与一生倡导新学的严修一起，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南开中学堂新校舍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开中学东楼
南开私立中学堂是一所新型学校，部分采用西方教育方式教学，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学、理化、史地、体育等科目。创立之初，学堂主要招收严王两家及亲友的子弟入学，当时仅有75名学生。首批学员有后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张伯苓的弟弟、戏剧家张彭春及《科学》月刊的创刊人、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金邦正等。经过张伯苓等人的不懈努力，招生对象逐渐放宽，教育设施逐渐完善。1912年，根据南京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改称为“南开学校”。到1917年，已发展到有学生1000多人。张伯苓作为南开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为南开的发展壮大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已然成为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被誉称为“南开先生”。
张伯苓像
张伯苓自创办南开中学开始就制定了先进的五个教育方针，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其中体育在最前面。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他在南开开设了体育课，每天下午三点半，强制要求学生去操场活动，甚至还有体育考试，如果成绩不达标不可以毕业。即便办学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张伯苓对体育教育上的投入一直不曾减少。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等等，在南开的校园中随处可见。在开展校园体育的同时，张伯苓积极倡导全民运动。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向国人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张伯苓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张伯苓书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伯苓于1910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让更多的学生重视体育锻炼。张伯苓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以培养学生们爱国奉献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把“镜箴自鉴”作为一项重要的美育措施。他在教学大楼与办公楼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他要求师生，对镜自鉴，注重自己的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为加强对学生的辅助教育和丰富文娱生活，张伯苓规定每逢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都要举行一次话剧公演，南开学校成为中国近代话剧的重镇和发祥地之一。
天津杨柳青古戏台
三、游学美国，立志教育
面对一届届学生在完成中学学业后，不得不离开南开。而他们的学识和阅历要成为新一代为国效力的人才还需要进一步的深造。张伯苓认为“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1916年，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办了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在那个年代，办高等学校既无经验，又无资金。南开高等师范班仅办了一届就不得不停办了。民国六年（1917年）秋，张伯苓心系自己曾经立下的教育救国誓言，矢志不渝，决定赴海外求学。他以41岁的年龄赴美学习考察，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哥伦比亚大学
1918年，张伯苓鼓励严修等人赴美考察。他们一起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并会见留美学生和著名学者，鼓励他们回国参与南开的建设。当年12月，张伯苓与严修回国后，正式宣布续办南开大学。得益于天津士绅徐世昌、黎元洪等人的资助，民国八年（1919年）春，大学教室在中学南端空地上开建，当年秋季落成。九月五、六日，举行大学新生入学考试，二十五日正式上课。在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张伯苓提出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专门聘请毕业于私立南开学校的留美知名学者凌冰为大学部第一任教务长，先开文科，后设理科和商科，后成为文、理、商三个学院。
留美知名学者凌冰与友人
南开学校大学部成立后，大学部图书馆随之开始筹建。由于草创之初，书籍缺乏，具有厚实家学渊源的严修捐助汉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另捐2000美金专作购置文理两科参考书之用。后又捐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二十四史》及《九通》等数十种中文图书共一万多卷，并以《新元史》两部赠给南开学校大、中学两馆。在完成南开大学的设立后，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建立了南开女中。1924年10月，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1927年，张伯苓还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旧影
张伯苓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由此他得了个“化缘和尚”的绰号。他把募捐到的资金登记造册，账目完全透明公开。他坚持把钱花在刀刃上，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浪费，更不允许落入私人腰包。张伯苓自己始终过着布衣素食的朴实生活。他曾对夫人说：“教育是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家中事悉以累汝”。为了支持张伯苓创办教育事业，夫人一个人料理一切家务事，让张伯苓一心扑在教育上。为了节约经费，他出行很少坐车，经常步行，于是他有一个“11号车”的雅号。1928年，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奉蒋介石之命考察平津高等教育。钱氏回南京后极力称赞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校长，蒋介石立即电令掌管华北军政事务的少帅张学良补助南开大学经费。
张学良像
12月18日，张学良慕名来访，汽车来回跑了好几趟，终于在天津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找到了“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对记者惊叹道：“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他的朴实令人敬佩”！张学良当面允诺捐20万元，分10年付给，每年2万。在协助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后，一代人师严修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于1929年3月15日与世长辞，享年69岁。张伯苓闻讯极为悲痛，他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3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赞他“不愧为旧世纪的一代完人”。
严修手书
四、国恨家仇，抗日三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染指华北。在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一书，系统介绍了东北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中学、大学的必修课教材，以使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和神圣”。南开大学成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在华北运动会开幕时，参赛的东北代表队穿着白衣黑裤的“丧服”入场，表达了东北人民坚定的抗日决心，让无数国人为之泪目。南开中学生则在看台上举着 “勿忘国耻”“收复失土”的八字大旗，高唱抗日救国歌曲。这一幕让原本高调出席运动会开幕式的日本驻天津司令梅津美治郎灰头土脸地退席。事后，日军就南开学生的行为向张伯苓问责，张伯苓直接以“中国学生在自己国家举行爱国活动，外国人无权干涉”，堵得日军哑口无言。
日本驻天津司令——梅津美治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伯苓为抗日前线的战士发起募捐，率先捐款500元做出了表率。同年，南开大学创办了应用化学研究所，为当时急需的军工生产提供技术支持。1933年2月6日，张伯苓支持四子张锡祜报考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成为飞行员投身于抗日第一线。张伯苓的抗日言行，让日军很是恼怒。1935年，日本人直接将兵营设在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威胁之意十分明显。张伯苓丝毫不惧日本人的蛮横，他在当年南开大学的开学式上愤怒地说：“南开凝聚我一生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听者无不动容！最后，他抛出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天津日租界
张伯苓的“抗日三问”，极大鼓舞了全校师生的斗志，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爱国之心。面对日军在华北的步步蚕食之势，张伯苓开始筹划学校的另建和搬迁事宜。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第二年，他又将南开大学内127箱21000卷各类图书资料，全部转移到了重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动正式拉开帷幕。日寇对京津两地展开了狂轰乱炸。7月29日，日军疯狂炮击南开大学，37栋建筑、十几万册图书资料在一天内化为灰烬。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投放炸弹，南开大学校园内残存的建筑物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
被日寇劫掠的南开大学大铜钟
南开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所被日寇炸毁的学校。正在四川考察的张伯苓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可让他感到更为痛苦的事情还在后面。在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半个月后，张伯苓的25岁儿子张锡祜所在的飞行中队，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张锡祜驾机的飞行途中，因气候恶劣在江西吉安失事丧生。闻此凶讯，张伯苓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他悲愤地说：“儿子已然殉国，今日局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我的内心是没有悲痛的”！张伯苓知道，自己是南开的校长，是抗日军人的父亲，是中国人！他不能倒下，他要带领南开师生一起将南开创办下去。他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的物质，而南开的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张锡祜像
五、寓居西南，魂归南开
张伯苓很快就将国恨家仇转化为绵绵不绝的奋斗动力。他四处奔走，开始极力促成南开大学在后方的继续开办。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宣称：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2月3日，南京沦陷，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武汉与长沙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领导全校工作。
张伯苓经常给学生们传达一种明确的态度，只要我们一息尚存继续坚持下去，咱们的国家就一定不会灭亡！张伯苓浓浓的爱国情怀，极大增强了联大师生抗战必胜的信心，激起他们永不泯灭的爱国热情，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在国难当头的八年中，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有的甚至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伯苓在教育界享有的威望和为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引人注目。他已成为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的座上宾。
张伯苓手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张伯苓被委任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国民党。后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他志不在政治，只是虚以委蛇。1948年6月，被逼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便主动辞职。他避居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的津南村，潜心教育，深居简出，更不愿卷入政治。在蒋介石政权即将败退台湾之际，一场由蒋经国亲自督办的“学人抢救计划”销然进行，希望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带往台湾，妄图东山再起。胡适、梅贻琦、陈寅恪、张伯苓等名流皆位居抢救学人的名单前列。此时，胡适已经远赴美国，傅斯年和梅贻琦已撤退台湾，陈寅恪留在广州。此时，正在重庆养病的张伯苓面临着“去与留”的思考，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极度失望，同时又对共产党政权疑虑重重。
重庆沙坪坝津南村
1949年11月底，在解放军攻占重庆的前几天，蒋介石专程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当面邀请张伯苓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行动，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面对蒋介石的盛意，张伯苓沉默不语，两人尴尬的僵持着。紧张气氛开始在张家蔓延。这时张伯苓的夫人王淑贞出来对蒋介石说：张先生不能跟您去台湾，他年老多病，不能长途跋涉。这时的张伯苓还是不表态，而他夫人的快人快语，蒋介石已心知肚明。他只好慢慢起身告辞，凄然地离开了张家，张伯苓送出门外，两人沉默无言。张伯苓一家最终全部留在了大陆。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
蒋介石像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不久，适逢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准备前去参加，但因被误为“战犯”，南开中学却不许这位为南开鞠躬尽瘁一辈子的老人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演讲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张伯苓去世后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夫人去世后两人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86年，张伯苓铜像在南开大学校园内落成，张伯苓夫妇的骨灰合葬于铜像之后，“南开先生”终于魂归南开，算是实现了张氏生前"愿故后埋葬南开"的遗愿。
南开校园——张伯苓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