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靖难之役的首要功臣，大家都几乎不约而同的认为是“黑衣宰相”姚广孝。正是由于他在靖难之役中给朱棣出谋划策，这才让朱棣决定起兵攻打南京，最终攻破南京，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朱棣登基称帝后，给靖难之役中的功臣都加官进爵，姚广孝更是名列首位。在整个永乐年间，姚广孝在朝廷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朱棣治理国家的左膀右臂。由于姚广孝是和尚，法名道衍，身穿黑色的缁衣，所以被誉为“黑衣宰相”。可是拥有了高官厚禄后，姚广孝并未沉迷于荣华富贵中，而是继续当和尚，即便朱棣命令他还俗也被拒绝。

靖难之役后，姚广孝的行为与其他的靖难功臣格格不入，这其中的原因让后来人感到疑惑不解，也引发了诸多猜测。以常理而言，他辅佐朱棣登上皇位，排名靖难功臣中的首位，享尽荣华富贵才是题中应有之意。朱棣赐予他高官厚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靖难之役中的功绩，也因为他是朱棣的左膀右臂。永乐年间，姚广孝在朝中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文臣之首。他不但要辅佐朱棣和朱高炽治国，还成为朱瞻基的老师，是朱棣最信任的大臣，没有之一。朱棣五次御驾亲征蒙古，把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而姚广孝都是顾命大臣。

因此以当时姚广孝在朝中权力和地位，蓄发还俗成为朝中权贵，才是正常人的选择。可是他并未如此，而是依旧以僧人自居，上朝时穿官服，退朝后则换上僧人的缁衣。朱棣赐予他的府邸、宫女都被拒绝，而财物一类的都被他分发给宗族乡人，自己仍旧居住在寺庙里，坚持简朴的生活方式。这种行为迥异于追求权势富贵的勋贵大臣，他似乎已经超脱俗世，真正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可是如果他真的无欲无求，他又何必积促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如此的灾难？

有的人说姚广孝虽然不追求荣华富贵，不贪恋权势，但也是想要做出成绩，想要青史留名的，所以他有很强的功利心。他们认为姚广孝推动靖难之役便是为了这个，所以他可以坚持当和尚，把朱棣赐予的财物都分发出去，但仍旧主导着朝中的政务。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却不符合逻辑。姚广孝好功名，与他是否蓄发还俗没有必然联系。当和尚可以推动靖难之役，还俗后仍旧是朝中勋贵，依然能辅佐朱棣和朱高炽治国。况且朱棣也曾下达诏令，命令姚广孝蓄发还俗。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为何不借坡下驴，给朱棣面子？

也有人提出，姚广孝清高好名，怕别人说他贪恋富贵，为了面子，不好意思蓄发还俗。姚广孝以出家人的身份插手国家政务，推动靖难之役，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很多出家人的戒律。如果说是清高好名，那么他在靖难之役后已经功成名就，他又何必继续在朝中当官，辅佐朱棣和朱高炽治理国家？他继续主导朝中政务，还被人叫成“黑衣宰相”，岂不是坐实了贪恋富贵的说法？况且只是保留和尚身份，并不能改变外界对他的看法和历史评价，这种面子事只是无用功而已。如果他真的在意外界的看法，他应该完全拒绝朱棣的任命。

在我看来上述说法都是主观臆测，姚广孝坚持当和尚，并非主观上的个人意愿，而是客观上的政治需求。姚广孝之所以成为朱棣最重要的心腹，是源于朱元璋建立的主录僧制度。当时马皇后去世，朱元璋向每个皇亲家族派驻主录僧，协助进行家族中祭祀和教化的事务。朱棣作为朱元璋的第四子，必须要在家中祭祀马皇后，于是朱元璋派姚广孝为主录僧。姚广孝到了北平后，在庆寿寺做主持，本来只负责僧录司规定的事务。由于姚广孝博学多才，不仅精通佛学，而且在儒家和道家都有独到的见解，很快就被朱棣看重，成为燕王府的谋士。

姚广孝的这些行为超出了主录僧的职务范围，被卷入了燕王府与朝廷的矛盾中。而姚广孝年轻的时候颇有才名，交游广阔，认识不少著名文人。他又将这些人推荐如燕王府任职，于是和燕王府关系变得非常密切。朱允炆当皇帝后拉开削藩的大幕，这不但侵犯了藩王势力的利益，而且与藩王势力来往密切的人也会受到牵连。姚广孝因为过深的介入到燕王府事务，所以在燕王府被削藩时，是无法全身而退的。所以姚广孝帮助朱棣策划靖难之役，既是他个人的政治意愿，也是被朱允炆削藩逼得没有办法。

朱棣登基称帝后，明朝内部矛盾并未停息，其中关于朱棣是否合法获得皇位是争论的焦点。尽管朱棣销毁了大量洪武末年和建文年间的历史文献，将自己粉饰成合法即位的样子，但依旧改变不了他造反叛乱上位的事实。姚广孝作为朱棣手下第一谋士，必然在这方面出谋划策，而且需要配合朱棣做很多工作。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录僧，这个地位至死也没有改变。朱元璋设计这个制度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家族祭祀的需要，也是为了教化皇亲的需要。不同等级的皇亲，需要配置不同等级的主录僧。主录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皇亲在祭祀时的地位，尤其是太庙祭祀时，主录僧会作为皇亲的代言人。

朱允炆作为朱元璋合法的继承人，主录僧也是朱元璋指定，是由明朝著名僧人溥洽担任。同时溥洽还担任了僧录司的左善世，成为明朝官方佛教事务的第一人。有历史文献记载，后来朱允炆潜逃时便是由溥洽剃度，使其以僧人名义出逃。为此，朱棣把溥洽囚禁十余年，打探朱允炆行踪，直到姚广孝临终前求情才被释放。因此主录僧在明朝皇室中不仅仅是祭祀事务的负责人，也是皇帝指派的，合理合法参加太庙事务的代理人。而太庙祭祀本身就直接关系到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所以姚广孝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朱棣地位的合法性。

姚广孝作为朱棣的主录僧，是朱元璋指定的，是符合朱明皇室法理的，是能够代理朱棣在太庙祭祀的。姚广孝坚持当和尚，以主录僧和僧录司左善世的身份参与朝中事务，也代表了朱棣皇位的合法性。

如果姚广孝按照朱棣的命令蓄发还俗，这就说明朱棣推翻了朱元璋对皇室法统的传承规则，也就让皇位传承显得更加不具备法理。朱棣靖难之役的理由便是从朱元璋的法律中找的条文，他把自己粉饰成合法即位的皇帝，理由也是来源于此。朱元璋让姚广孝还俗，只考虑到酬谢功臣，却忽略了皇位法理的重要性。姚广孝作为当事人，比朱棣更敏感，自然会坚持当和尚。

由于中国古代皇室的传承和祭祀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种事看似表面文章，实际上却影响深远。朱棣本人在这方面也很纠结，因为他造反的事实不可掩盖，所以无论他怎么尊崇朱元璋指定的规则，都存在法理上的漏洞。所以他一边在南京城外重建大报恩寺，表达自己遵守法理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大修武当山道观，将自己粉饰成真武大帝，在祭祀上又出现由佛转道的苗头。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也充分体现了朱棣在皇位不稳下的政治表态。从明朝角度来看，这些做法都只是为了维持朝廷稳定，远远比不上永乐盛世对朱棣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