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作为北宋名臣，为官多年且政绩斐然，尤其是在历史和治国方面受到后世学者们的推崇。但是他在北宋新旧党争过程中的表现是充满争议的，也成为了他身后名评价的黑历史。这些黑历史中，最受到抨击的是答应向西夏割让兰州、米脂等五处边境要地的事。此事在当时引起了朝野内外的一直反对，舆论汹汹不止。但司马光非常固执，不听同僚的劝阻，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答应向西夏割地，给宋朝的国家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司马光明知割地妥协是败坏名声的事，却依旧要坚持去做呢？

这才向西夏割地妥协的事件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当时宋哲宗赵煦因年幼无法执政，由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高滔滔支持旧党复辟，于是召回了以司马光、吕公着为首的旧党众臣，拉开了新一次新旧党争序幕。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大力推动废除新法，并将新党领袖蔡确、章惇等人贬谪出朝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夏不安分了，派人来宋朝索要土地。西夏索要土地的时期选择非常巧妙，正是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后无法掌控朝廷的敏感时期。而宋朝新旧党争日趋白热化，给了西夏可乘之机。

西夏索要的是兰州、米脂等五处西北要地，正是宋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的宋夏战争中最重要的成果。当时宋神宗以王韶为大将，开启了宋史上赫赫有名的熙河开边。这次西征夺取了被西夏占据了河湟、熙河路等要地，拓地三千余里，是宋太宗赵光义之后宋朝最大的军事成果。事后西夏多次出兵想抢回来，奈何宋神宗时期宋朝军事上颇为得力，西夏几次出兵都铩羽而归。听闻宋神宗去世，西夏君臣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便派出使者索要土地。面对西夏的这种无理要求，新党大臣自然强烈反对，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却答应割地。

当时旧党要员，资政殿学士兼侍读韩维首先上书请弃地，认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并提出“尽以向者王师所得土地还赐夏国”。翰维说的地就是宋神宗熙河、元丰年间与西夏战争夺取来的土地，包括熙河、岷州、米脂、浮图、塞门、义合、吴堡、葭芦、安疆、兰州、定西城。这些地方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在唐朝时期就是中原王朝的土地。安史之乱后，被北方少数民族窃取，后来为党项人所占据，是西夏王朝的立足之地。宋神宗派王韶西征，通过熙河开边等一系列战争，才让这些土地回到中原王朝。

当时司马光抱病在家，听说了翰维的上书表示支持，并且认为可以先弃诸地，必要时可以连兰州、定西城等熙河路的要地都可以交给对方。按照司马光的逻辑，整个熙河路都可以割让给西夏，可谓是丧权辱国。他认为如果不许，西夏“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并说这些地是“无用之地”，不宜耗费兵力，因此只能“不得已而与之”。面对司马光的妥协态度，新党方面强烈反对。吏部尚书吕大防认为弃地不仅“弱国威”，而且开“取侮于四夷之端”，并说司马光“儒臣常议，或谓武将皆不可用，此不知边事之过计也”。

虽然新党的反对激烈，但旧党实力更强，而且有太皇太后高滔滔支持，所以支持司马光的旧党声音占据上风。司马光的姻亲加好友范纯仁就支持割地，但希望用宋夏战争中被俘虏的汉民来换。台谏众臣中的旧党大臣，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都表示支持割让土地。尤其是苏辙，为了让朝廷割地，还写了篇洋洋洒洒的《论兰州等地状》，大言不惭的为割地找理由，可谓是无耻至极。从当时的舆论看，虽然旧党几乎一条心的答应割地，但具体割让哪些地方，每个人提出的方案是不同的。

除了司马光主张全面放弃熙河一路外，还有以下几个方案。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范纯粹兄弟提出，只弃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地。苏辙、刘挚等人则主张加上兰州，共放弃五地。刚刚回到朝廷出任平章军国重事的老臣文彦博支持司马光，认为可以丢掉整个熙河路。熙河路是西北要地，其中兰州更是重中之重。兰州是宋朝威胁西夏的战略发起点，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西夏必得之而后快。于是关于兰州的割让在旧党内部争论不休，就连吕公著、吕大防等旧党要员都不支持割让兰州，所以这个割地案久拖不决。

后来为了回避兰州问题，高滔滔和司马光商议后，先定下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地，并且让西夏用永乐城的俘虏来换。这个口头协议刚达成，司马光就去世后，于是割地的事情便拖了下来。此后割地的事情反复拖延，一直到三年后才正式签订协议。好在司马光去世得早，兰州终究没有落入敌手，这也为后来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发起的反攻留下了较好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割地妥协的操作成为司马光的黑历史，也成为其人品败坏的典型表现。后世学者评价司马光时，这段历史都是绕过不去的重要历史事实。

司马光为什么支持放弃宋神宗时期宋朝军民用献血怀来的上千里土地呢？从各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这些土地不是传统北方士大夫的领地，而是宋神宗和王韶通过战争手段从西夏夺取的。这些土地上北方士大夫没有利益，所以保卫这些土地的动力不足。传统的北方士大夫的势力在黄河两岸和太行山两翼，与河湟之地相差数千里。就算丢了这些土地，战略上宋朝被西夏压制，最多就回到宋仁宗年间的情形，并不影响北方士大夫的收益。司马光及其党羽作为北党的继承人，自然是支持北方士大夫的利益。

而且从经济利益的层面上看，北方士大夫不太愿意要这些地。这么大一片土地，本来在那里都是不能放弃的。但这片土地比较尴尬，从富饶程度看虽然在西夏属于很不错的地方，但远远比不上黄河两岸。所以这片土地的产出，并不足以养活同等量的守御军民。要防守如此大的地方，宋朝需要从北方腹地调集资源，这就伤到了北方士大夫的利益。在北方士大夫眼力，这块地不是自己的，却要自己出钱出粮，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如果没有了这些土地，他们就有了理由拒绝缴税，还能为自己省下一大笔钱。

从政治上看，这块土地是宋神宗的政治遗产，也是宋神宗时期新党执政在军事上的最大功绩。正是因为宋神宗和王安石力排众议，重用王韶发动对西夏战争，才夺取了这几千里土地的辉煌胜利。只要这些土地在，它们作为变法的功绩将名垂青史，也是对旧党保守派的最大打击。旧党说新法不好，要废除新法，却无法面对新法施行以来宋朝日渐强大的事实。所以只要丢掉了这片土地，旧党就能掩耳盗铃的糊弄百姓，将其扣新法的上，为废除新法找到足够的理由。可以说为了废除新法，司马光无所不用其极，更不会心疼这点土地。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老天爷留给司马光的时间不多了。司马光力图废除新法，可刚回到东京汴梁城就得了病。他是抱病工作的，就连拜相也是抱病在做。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时间，在活着的时候废除新法，恢复变法之前的政治格局。西夏派人来索要土地，如果不准许，必然引发宋夏战争。这个战争一开，时间迁延日久，他就失去了废除新法的最好时机。为了应对战争，朝廷必然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到宋夏前线，这就给了新党起复的机会。司马光不能给新党这些机会，只有在西夏问题上进行妥协。

司马光的打算很简单，通过给让土地避免发生战争，顺便消灭新党在军事上的支持度。土地割让了，新党的大量要员被贬谪下岗，朝廷就成了旧党的天下，这样一来废除新法就没了阻碍。新法被废除，一切回到变法前的状态，北方士大夫大地主家族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因此即便是他去世了，他作为元祐更化最大的贡献者，家族后人在旧党中必然受到特殊待遇，未来的政治利益可期。为了自己家族利益和后代考虑，司马光拼了老命也要废除新法。为此他连命都可以不顾，道德节操和丧权辱国的骂名就更不在乎了。由此可见他是典型的大奸若忠，自私自利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