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羽扇纶巾、智计无双，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的故事妇孺皆知，堪称 “智慧” 的代名词。但鲜有人知，毛主席在研读三国历史时，却给出了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评价：若论三国第一谋士，诸葛亮只能排第二，榜首之位当属曹操麾下的郭嘉。这一论断究竟从何而来？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探寻伟人眼中的三国谋士格局。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 “治戎为长，奇谋为短”，这与民间认知大相径庭。毛主席研读这段历史时，更敏锐地指出其三大致命失误。

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据益州后，诸葛亮力主让关羽镇守荆州。彼时荆州北临曹魏、东接孙吴，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关羽虽武艺高强，但性格傲慢，“刚而自矜”。孙权曾派人为子求娶关羽之女，关羽一句 “虎女安能配犬子”，彻底激怒孙权，为吴蜀联盟破裂埋下伏笔。而诸葛亮明知关羽性格缺陷，却未设置有效制衡机制，也未制定应急预案。最终在襄樊之战时，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蜀汉不仅失去荆州，更丧失了东进的战略支点，隆中对 “跨有荆、益” 的构想自此破灭。

建兴六年，诸葛亮首次北伐，此时曹魏政权立足未稳，关中守备空虚，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诸葛亮却选择坐镇汉中，远程指挥。街亭之战中，张郃率五万骑兵突袭，前线将领因无法及时获得指令，导致应变迟缓。若诸葛亮亲临前线，以其治军之严、谋略之深，完全有可能重新部署防线，扭转战局。可惜，这次 “后方决策” 让蜀汉错失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北伐。

《隆中对》提出 “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看似精妙，实则暗藏危机。毛主席分析：“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益州与荆州相隔千里，交通不便，兵力难以呼应。当东吴偷袭荆州时，蜀汉因路途遥远无法及时救援；曹魏进攻汉中，荆州也难以支援。这种分散兵力的战略布局，使得蜀汉在面对强敌时，始终处于顾此失彼的困境。

相比诸葛亮，郭嘉虽英年早逝，却在短暂的生涯中展现出惊人的谋略天赋。

建安二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双方实力悬殊，曹军内部人心惶惶。此时郭嘉提出 “十胜十败论”，从道、义、治、度、谋、德等十个方面，深入剖析曹操与袁绍的优劣。这并非简单的士气鼓舞，而是一套完整的战略分析。他指出袁绍 “好谋而无决”，曹操 “得策辄行”；袁绍 “外宽内忌”，曹操 “唯才所宜”。这些精准判断，不仅稳定了军心，更为曹操制定 “避实击虚、速战速决” 的战术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二年，曹操欲远征乌桓，消除北方隐患。但朝中大臣担心刘备劝说刘表偷袭许昌，曹操犹豫不决。郭嘉却认为：“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 他建议曹操 “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采纳其计，率轻骑日夜兼程，在白狼山大破乌桓。此役不仅彻底统一北方，更展现了郭嘉对人心和局势的精准把握。

曹操赤壁战败后，曾痛哭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惋惜，而是对郭嘉谋略的高度认可。若郭嘉在世，赤壁之战的结局或许真会改写。

毛主席对二人的评价，本质上源于对 “谋士” 与 “权臣” 不同职责的深刻理解。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需统筹军政、处理内政、发展经济，是 “治国安邦的全才”；而郭嘉作为纯粹的谋士，只需专注为曹操出谋划策，无需分心其他事务。这就好比现代企业中，CEO 需要平衡各方利益，而战略顾问只需提供最优解决方案，二者职责不同，难以直接比较。

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义，与郭嘉 “算无遗策” 的谋略，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主席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三国谋士的视角 —— 真正的历史人物，远比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加立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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