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晋冀鲁豫军区6纵成立，王宏坤为司令，王近山、韦杰担任副司令员，下辖16旅旅长韦杰，17旅旅长石志本，18旅旅长肖永银。

在后来的作战中，纵队领导班子以及旅级领导班子也进行调整，王近山担任纵队司令，杜义德担任政委，韦杰不再兼任旅长，尤太忠接替，17旅旅长改为李德生，18旅旅长不变。

在作战中，韦杰与肖永银在一起工作时，有些“磕磕绊绊”。

1946年，刘邓大军到外线作战，出击陇海线，6纵负责打兰封。原本王近山将打兰封的任务交给18旅肖永银，其他2个旅打配合。可副司令兼16旅旅长的韦杰要过来这次战斗任务，让王近山为难，肖永银心里自然也有芥蒂。

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韦杰成为专职副司令员，尤太忠担任旅长。在转战鄂豫皖根据地时，6纵作战部署进行调整，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带领16旅在英山、罗田一带，掩护根据地工作的展开，纵队政委和韦杰率领17旅和18旅活动在黄梅、广济、黄安、光山、孝感等地活动。

韦杰带领纵队参谋程永芳和警卫班，随18旅行动，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黄安、大悟等地区寻机歼敌，策动敌人掩护军区机关。

在行军作战途中，副司令员韦杰与旅长肖永银在对敌方面意见不一致。三面都有敌人，向哪个方向行军，肖永银想部队停下来派侦察兵去三个方向侦查一番在决定，韦杰认为这里不安全，可以撤退等侦察兵汇报后在转头行军。

是去是留，考虑到部队疲惫，来回奔波反而会让部队疲惫，最终选择留下等待。第二天早上，得知三面敌情后，肖永银决定向西进发。

抵达大悟地区后，他俩来在打不打大悟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作为副司令员的韦杰主张打，理由是18旅每天在敌人缝隙中昼伏夜行，钻来钻去，认为形势需要18旅打一仗，要放手一战，才能寻求战机。

肖永银表示先不打，看看敌情再说，如果打也不能全部都打，一部打，一部随时增援。大悟被一个团打下后，也引起敌28师的注意，向18旅扑过来，部队一边打一边撤，符合上级交给他们牵制敌人任务的精神。战斗很顺利，也随着他们的作战意图发展。

部队完成牵制撤退任务后，到王家店夜宿。旅直属部队如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200多人在王家店，司令部在3里外的地方歇脚。

在布置警戒时，忽略了认为可靠的后背。此前上级就提醒18旅，这一带有敌整编11师活动，而且下落不明，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可敌人便衣队却发现了18旅直属队的行踪，敌人获知后调部队过来，敌我双方开始战斗，可直属队不是作战部队，战斗力有限，很快陷入困境。如何处理，是救是撤，部队主张不能撤，要把直属队救下来，可仅凭我2个团与敌人王牌主力抗衡，可能不但救不出，还把救援部队搭进去，如今就是撤退。这让肖永银心里十分难过，从来没有遇到如此的情况。

部队一番突围后，与主力部队汇合，见到刘邓首长，要求处分自己。首长得知情况后，并没有说什么，首长们知道这时候不是处分的时候，也不希望他有太多的负担。政委问他：你跟韦杰，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话如何说呢？前去找首长要求处分的只有肖永银，副司令韦杰没有去。尽管俩人在行动上有分歧，但他并说，表示：没大问题。首长听到了也表示欣慰。按说行动出现问题了，韦杰和肖永银应该一起去汇报工作，当时韦杰在总结此次的作战。

尽管18旅不是韦杰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可他毕竟是这支部队的首长，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让韦杰、肖永银都铭记于心。

没多久，上级调韦杰担任华北14纵队司令员，离开6纵，而肖永银带着18旅继续转战鄂豫皖作战。1948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围困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就是以整编11师为基础而来，对于肖永银来说，这是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

中野对黄维兵团形成包围，组成三个突击集团，南集团在6纵司令王近山领导下进行作战，最后，加上华野部队配合，打开突破口围歼了敌12兵团，整编11师此时改编为18军不复存在了。尽管后来国民党军组建18军，可已经不是过去骄横一时的敌五大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