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日寇在江苏一带极为猖狂，他们接连执行“清乡”计划，想要彻底消灭新四军。

为了应对严峻的局势，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通知各地委、军分区、旅的负责人，到南坎开会，研究布置反清乡工作。新四军军部对此亦非常重视，派了华中局代表谭震林前来与会。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粟裕、管文蔚、叶飞、王必成、陶勇等重要领导进行反复讨论，群策群力成功总结出一套应对日军的方法。为尽快将事情落实下去，会议结束后各地干部都返回自己驻地准备。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如此严格保密的会议，日军却早已将地点和与会人员都摸清楚了，并且连撤退路线都已掌握，早早就布置好了4个日军大队和2个伪军师，准备追杀和伏击这些新四军高级干部。

粟裕对此也毫不知情，幸好在干部们返回不久，他就收到了警卫员紧急送来的两盒老炮台香烟，香烟中有一份重要情报，告知日寇已获悉新四军在南坎开会，并在干部们返回的路上布好了伏兵，准备将苏中军区一网打尽。

看完后粟裕眉头紧锁，马上下令去通知已返程的干部，让他们务必改变行程，同时又让南坎的人员迅速集合转移，为防止被敌人监听，所有电台暂停发报。

这个命令非常重要，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尤其是从水路返回的管文蔚，他本来离预定登陆的码头只剩下不到30里，码头上有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寇。是粟裕、叶飞等人紧急找到海防团，发动附近渔民找到了他改变了航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把这机密情报送来的人是汪伪政府的中将师长施亚夫，大将粟裕和中将陶勇后来不止一次称他为救命恩人，粟裕甚至直言如果没有施亚夫，自己或许早就没命了。

话说回来，日军是如何知晓新四军南坎会议的具体情况？施亚夫为什么要冒着性命危险为新四军传递信息呢？

施亚夫是江苏南通人，其实很早就成为了革命的一份子，1928年14岁的他参加了通海如泰农民起义，起义军改编为红军第14军后，施亚夫又随部继续征战。

可惜江苏是国民政府重地，蒋介石派出大量兵力进攻，14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

施亚夫没有被失败吓到，他接受组织安排进入国民革命军19路军，想要秘密发展力量，后来又回到了江苏南通担任组织部长。可惜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施亚夫被捕入狱。

古人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面对监狱中敌人的诸多折磨，施亚夫始终没有屈服，哪怕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心态依然很积极，这就培养出了他的心态，为后来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打下铺垫。

并且施亚夫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人，对他后来的潜伏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一个是狱友李士群，这个后世臭名昭著的76号大汉奸当时也是中共党员，两人时常会进行交流，只是李士群心中沮丧，没多久便投降了敌人。而施亚夫却异常坚定，坚持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还有一个人叫段银宝，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开始对南京进行轰炸，1937年8月24日晚，几架日机对囚禁施亚夫的监狱扔下了一排炸弹，狱内大部分房屋被炸毁，看守不是死就是跑走了。施亚夫趁此机会喊了声：大家快走！

话音一落陆陆续续有人朝外跑去，施亚夫在逃走的过程中把段银宝从一堆砂石中救了出来。此人后来也成了汉奸，但是为施亚夫打入敌人内部起到了关键作用。

施亚夫回到家乡后费了好一番劲找到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谷文显，即便已经因意外脱离组织数年，但他的赤心未改。此时南通的革命形势也很严峻，谷文显并不能给到太多支持，只是交给了他一把枪，希望他能回乡拉起一支队伍。

施亚夫没有任何怨言，当即就决定去做，他知道眼下南通周围有很多国民党溃兵，这些人为躲避日军的搜捕急切需要便装，于是施亚夫就弄了一批衣服去换枪。

若是平常，衣服肯定不能跟枪比，但那些溃兵为了活命啥也顾不上了，施亚夫成功搞到七、八十条枪和一批子弹。乱世之中，有枪就有底气，他回到老家以打鬼子、除恶霸的名义迅速拉起了一支两三百人的队伍。

为迷惑敌人，施亚夫给部队起了三个番号：亚字部队、工人守土队、独立团，平时交替使用，让那些觊觎之人摸不清他们的实力。就这样艰难地支撑了两年多。

1940年初，汪伪政府成立，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政府”不过是傀儡，根本没有实权可言。汪精卫本人同样也知道，所以他拼命想要收编一些伪军来增加底气。

段银宝此时已经投靠了汪伪政府，担任了绥靖南通办公室主任，他也听说过施亚夫的名号，于是就登门拜访拉拢施亚夫加入伪军。施亚夫第一反应是严词拒绝，怒道：我堂堂中华儿女，怎能卖国求荣，委身倭寇？这就相当于当着和尚骂秃驴，使得段银宝尴尬不已。

不过施亚夫很快就平复了心情，他意识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对段银宝说：老弟，刚才是我意气用事了，这样吧，你容我考虑三天，三天后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段银宝见他态度松动，以为有希望，就开心地离开了。

其实施亚夫一直与粟裕有着秘密的联系，他也多次想要打入到敌人内部，眼下有机会便立即去请示了粟裕，粟裕听说后很赞成他的想法，认为这样对新四军会有莫大的助力。

于是三天后，施亚夫找到了段银宝表示自己愿意被收编，但麾下有8千人，需要有一个师的编制。汪精卫听说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以为自己真的有“威望”，这么多人争先来投，不过他还是比较怀疑施亚夫的实力，就派出严甸南去查探虚实。

严甸南到南通一看，发现施亚夫手下只有区区数百人，心中非常失望，不过还是例行公事般地要去检阅部队。

对此施亚夫早有准备，他直言眼下几百人是在城内的，其余部队都在前线“防范”新四军，要去看也可以，就是枪炮无眼别被误伤。

说着，“新四军”就适时地进行了炮击，施亚夫拉着严甸南要去前线看，怕死的严甸南当即婉拒，说只要看到花名册和枪支标号就可以了。

此后几日，施亚夫一边带着严甸南花天酒地，一边让人从《百家姓》里随便凑了几千个名字，然后又胡乱整了一堆数字，算是凑齐了八千多人。

严甸南在施亚夫的招待下非常开心，花名册那些一送来只是随便翻了几下，就表示咱兄弟肯定信得过你，很快他就带着这个结果回汪精卫那里复命了。

几天后，汪伪政府送来了师长军服和徽章，施亚夫成了伪七师师长。之后伪政府的很多重要会议都有施亚夫的参与，他也借着这个机会给新四军传递了很多重要情报。

1942年11月，施亚夫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上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即日军已获得情报，新四军在南坎召开会议，具体的与会人员和返回路线都一清二楚。施亚夫心跳得很快，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地问了句：

我就是南通人，对南坎一带很熟悉，那里北面、东面是海，一旦被包围，是很难突出去的，新四军向来狡猾，怎么会在那个死亡之地开会？

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驳斥道：情报来源百分百可靠，是我们特高课物色培养的报务员发来的密电，你的怀疑毫无根据。

这句话让施亚夫心中暗喜，献媚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担心皇军会遭遇不必要的损失。随机他借口去上厕所，在纸条上写下“日军已知南坎会议内容和参会人员归途路线，欲以途中击毙！我军有奸细，请速查！”

然后将纸条塞进烟盒里，让副官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情报站，务必要交到粟裕的手上。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粟裕在回忆录中还记载过此事，他说：南坎会议结束后，我看到纸条上的情报，那是相当吃惊啊！我们刚开完的会，日军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这不可能啊！哦，原来是军中出了奸细。

等部队安全后，粟裕让人悄悄监控师部电台，发现果然电台会经常发出一些奇怪的信号，虽无法破译其中内容，但也可知这是在做什么，于是粟裕下令逮捕报务员，经审查后，报务员承认了自己内奸的身份，遭到枪毙。

还有一次，施亚夫突然被派到掘港，到达地方后小林信男才告诉他这是要配合山本大队一起偷袭新四军第三旅。由于事态紧急，施亚夫根本就来不及去通知第三旅旅长陶勇，他便急中生智带人硬闯山本大队的营地，说要从此借路过去围剿新四军。

日军向来看不起伪军，哨兵便不让伪7师经过，这正合了施亚夫的心意，他给了哨兵一巴掌，这哨兵也够横，端起枪朝天空射击警告，施亚夫见状也让部下对天射了一排子弹。

这枪声其实就是在向陶勇警示，陶勇闻讯连忙带领部队转移躲过一劫。

施亚夫对新四军做出的贡献，让粟裕和陶勇晚年时常念叨他为救命恩人。

不过日军的行动接连出错，他们也怀疑出了内奸，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施亚夫这里，在得到组织批准后，施亚夫反正起义，受他影响陆续有两千多名伪军起义，功劳巨大。

解放战争期间，施亚夫担任过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建国后又历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江苏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最厉害的是，这位传奇特工非常长寿，2010年11月23日病逝于南京，享年96岁！

由于他多是隐于幕后，所以很多人或许对他并不太熟悉，但这也不妨碍他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