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题材电视剧中，攻打日军炮楼是绝对绕不开的戏码。为了攻下炮楼，电视剧中的中共武装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使用辣椒炮弹，将日军从炮楼中熏出来；有人使用木制大炮，将敌人的碉堡轰塌；有人干脆化作武林高手，直接用轻功“从天而降”，用拳脚痛殴日本鬼子。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日军的碉堡可没有那么容易对付。曾经参与过“华北治安战”的日本老兵山田乙三回忆：

“我跟随军队在河北驻守期间，八路军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攻击。但结果却是八路军倒下数十人，而我军却一兵未损。”

小小的碉堡，真有那么厉害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粗制滥造的防御工事，八路军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940年，八路军在正太线投入一百多个团、40万兵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由此日军对八路军开始重视了起来，并将其60%以上的军事力量都投入到围剿、扫荡、封锁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中来。

针对八路军飘忽不定、火力贫弱的特点，冈村宁次制定了所谓“囚笼政策”，变短期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进行清剿。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火力贫弱、缺乏火炮，即使简陋的碉堡也能发挥重要的价值，能够减少损失。另一方面，日军还可以利用碉堡集结兵力，分进合击，弥补兵力之不足。

因此日军胁迫民众，在华北各交通要道上大修堡垒，仅从1941年到1945年，日军就摊派了大约4500万人次的劳工来修建据点。为了尽快收集建筑材料，日军往往会将附近村落抢劫一空，然后拆了房子建造碉堡，害得百姓居无定所，只能流落荒野。

在重点区域，日军会建造防御设施较为完善的炮楼。这种炮楼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不仅高大厚实，而且还用交通壕互相连接，外围树有铁丝网。

炮楼内部各个功能区域都很完备，作战室、弹药库、宿舍、食堂、厕所一应俱全; 通风口、烟道、瞭望口、射击口遍布炮楼四周，设计十分精致，视野没有死角。在碉堡之下，贮存饮水和粮食，可以持久作战。

而在非重点区域，炮楼就要简陋很多，其防御力恐怕还不如现在的猪圈。但即便是这种简陋的碉堡，也极其不好对付。

从1941年开始，日军一改之前分进合击、冒险深入的策略，开始稳扎稳打，利用优势兵力和炮火作为据点的跃进。每占领一个据点，就积极修筑堡垒，修公路，不断切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这一种策略，一度让诸多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绝境，

仅在1942年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就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了游击区，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而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1942年5月，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到了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就在此时，日军派出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在汉奸的配合下深入我抗日根据地，突袭了八路军的总部。在突围中，左权同志不幸牺牲，成为抗战中我军牺牲军衔最高的将领。在乱战中，彭德怀也险些牺牲。

那么日军的碉堡到底可怕在哪里呢？

首先，八路军缺乏重武器，至多拥有一些迫击炮。然而一般的迫击炮主要用来杀伤人员，而且是曲射火炮，对于顶层加厚的碉堡，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因此我军进攻碉堡，只能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硬撼。

其次，日军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强大，枪法极准。有抗日老兵回忆：“日本那枪法真准，不能露头，一露头就可能被打死。”在武士道精神的加持下，日军往往在濒临绝境之时都死战不退，更别说投降了。

再次，日军炮楼一般位于交通线以及交通枢纽之上，建立在八路军活动的必经之路上。八路军无论是出任务、征集钱粮还是传递情报，都在敌军炮楼的监视之下。不仅如此，炮楼还能隔绝八路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让我军得不到人员以及物资的补充。

最后，炮楼还能够成为日军扫荡我军根据地的出发地。一旦发动扫荡，日军便从各座碉堡之中倾巢而出。利用分进合击的手法，将我军分割、包围乃至于驱逐。

因此在日军炮楼10公里以内，八路军无法随意出入那里的村庄；附近二三十公里的村子，也随时可能被日军扫荡。

八路军只要一集结，就有可能被前沿的日军获知。然后日军就会利用其机动性优势迅速集结，进而发动大扫荡。

因此只要附近有炮楼，八路军就被迫分出相当的力量负责警戒。例如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二团为保障 1941 年全团整训顺利进行，陈赓最多时曾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到日军据点附近游击。

从1937年到1943年，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但历年负伤和牺牲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60869人，加上被俘和失踪的战士，总战损已经高达30万人以上。

在阵亡将士里，平均每死亡200名八路军，就会有一名团级干部，远超正常比例。由此可见，日军炮楼之凶狠。

对于这些碉堡，抗日军民是又恨又忌惮，经常用“乌龟壳”“王八窝”“狗屎堆”来指代这些碉堡。

碉堡不仅能威胁八路军，更能祸害周围的老百姓。

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的伙食相对较好，“主食定量很高，而且有大量肉类作为副食，军饷、衣物及食品、日用品如猪肉、牛肉罐头、羊羹、香烟、袜子、肥皂等的分配也较为及时发放。

但随着战争进入了泥潭，日军的后勤变得越来越差。对于那些孤悬前线的碉堡，日军后勤部门就鞭长莫及了。因此碉堡中日军的食物、燃料，都得依靠自己解决。

作为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他们自然不会出钱买，他们最长做的，就是勒索和劫掠。

据曾在河北农村驻扎过的藤原彰记述：

“兵营位于镇子（景和镇）的西南角，兵营的四周围绕着土壤，土墙上盖有炮楼，院子中央是集中点名和操练剑术的场地，炮楼的正下方是哨兵岗位，这里是兵营的唯一的出入口。我们中队的本部龟缩在院子里，随便外出是不许可的。因此，出动参加扫荡作战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机会。因为，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许：一旦走出治安区以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主要是寻找和抢劫各种食物。”

晋察冀日报在1942年8月报道，在灵丘县日军的一炮楼，驻扎有30多个鬼子，却强迫周边村子每天供应60斤白面或大米，80斤蔬菜，50个忌惮，还有10盒香烟。除此之外，每月要送到炮楼20只鸡，20斤猪肉，20斤鱼肉。至于糖、水果、烧酒等副食，日军随时要，村民们必须随时给。

要知道灵丘是个非常穷困的县，老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还得供应一群畜生，其悲惨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不给怎么办？日军就会出动扫荡，毕竟不给粮食，那肯定就是“通共”，自然杀无赦。除了将猪、牛、羊、鸡等肉畜、肉禽抢光，还把百姓的“门窗、木料、桌椅板凳、箱箱柜柜”等统统拆光、抢光，毕竟烧饭、取暖都需要燃料。日军没那么勤快，自然不会去砍柴。

长期驻守在狭小的碉堡里，每天面临着八路军的袭扰，日本兵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这种压抑的环境，让本就十分变态的日军变得更加的惨无人道。

日军最爱做的，就是强夺周围村落的“花姑娘。”

刘荣在日记里记载，平山县杨家庄“全村２１个姑娘，没有一个落空，全被鬼子拉上岗楼奸淫了……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５日，正在割麦之际，由敌占区跑来的老乡，诉说他那悲惨的情形：平山十区杨家庄杨老头老母有三女二男，大女年十八，今春被鬼子拉上岗楼睡了月余，如今病了三个多月不能起床”。

这种情况在河北农村普遍存在，一旦哪户人家被碉堡内的日军发现有年轻女性，灾难就会立马降临。冀中马铺村一户人家，“仅有的才十五六岁的独生女儿，被鬼子抓到岗楼上去了，家里人托人三番五次的到岗楼去求情，至今也没回来”。③

在原属河北辖地后被日军划归伪满的宽城，日军建立了大量“人圈”，集家并村，在“人圈”四角建立炮楼，炮楼守军经常外出扫荡所辖“人圈”，以各种名义残害百姓，侮辱、强奸妇女，“糟蹋未出嫁的女子，因此未出嫁的女子不敢束辫子”，很多在地里干活的妇女经常被据点和炮楼的日军“抓走、轮奸，再用刺刀挑死”，日军以此为乐。

如果抢不到花姑娘，日军还经常无差别射杀路过碉堡的中国人。每杀害一个，变态的日本兵就会乐得手舞足蹈。

欲攻下敌人的炮楼，最有效的方式自然是炮击。然而可惜的是，八路军几乎没有什么大炮。由于我军没有大炮的生产能力，因此获取大炮的方式只能靠缴获。

然而缴获一门日军的大炮简直比登天还难。日本军法极其严格，特别强调对于大炮的保护。一旦丢了炮，上至军官，下到士兵，都会遭到严厉惩罚。一般而言，若日军陷入了绝境，都会自行将火炮销毁，以免落入我军手中。

如果不幸丢了炮，日军就会发了疯一般地进行扫荡，势必将大炮夺回来。由于大炮比较笨重，而且缺乏炮弹，我军往往会将敌人的大炮拆开、埋藏。

既然没有合适的现代大炮，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军曾尝试着铸造一些土炮，也就是明清时的红衣大炮。其所发射的实心弹，确实能摧毁一些不甚坚固的碉堡。然而这种大炮过分笨重，动辄几千斤，需要很多骡马运送。而且这种大炮不像92步兵炮那样能够拆分运送，只能依靠人力、畜力拖着走。一旦遭遇日军的反击，火炮往往会被敌军摧毁或夺走。

其后我军又想到了改造迫击炮。八路军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迫击炮和炮弹。然而前文也提到，迫击炮是曲射炮，对于砖瓦结构的碉堡没什么好办法。

因此八路军的工程师们想到了迫击炮平射的方法。我军受到日军八九式掷弹筒的启发，采用了拉火击发的方法。即在炮尾增加一节尾管，然后拉火击发。这种方法，使迫击炮与地面的倾角等保持在5°以下。这样一来，迫击炮既能曲射，又能平射了。

然而迫击炮口径有限，炮弹威力不足，即使是平射，也只能对付一些较为粗陋的炮楼。面对坚固的炮楼，基本没什么用处。

因此，对付炮楼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强攻了。日式碉堡中的士兵一般不是很多，多则三四十人，少则五六人，我军可以集结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兵力去围攻。

然而日军火力精准而密集，防御顽强，靠近炮楼谈何容易。即使越过敌人布置的战壕、铁丝网，我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可怕的是，我军炸药不足，制造不了多少炸药包，因此只能朝枪眼、通风口投入手榴弹。由于我军制造水平低劣，手榴弹威力不强，经常要扔许多手榴弹才能起到效果。

因此每当我军攻打碉堡，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东团堡战斗中，八路军出动了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三团，攻打东团堡的日军。

东团堡是一座大型堡垒，足足有170多名日军。经过3日的激战，170多个鬼子全部被打死，但是第三团的损失也相当大，战后竟缩编成了一个营，至少损失了一千多人。

要知道一分区三团可不是弱旅，是一支拥有大量老红军的主力部队，参加过黄土岭、雁宿崖战斗。然而即使是这样一支劲旅，面对日军的坚固碉堡，依然没有什么好办法。

渐渐的，强攻碉堡变得十分不合算，于是八路军开始采用智取。

首当其冲的就是火攻，日军碉堡的通风一般很差，且内部多为木制结构，十分易燃。

1943 年 6 月，离石民兵大队长李傅荣曾以两个仿照地雷原理造的‘快火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燃烧速率极快，能够快速点燃炮楼。同时这种手榴弹还能产生大量烟雾，将敌军从炮楼里熏出来。

八路军还会观察日军的作息规律，采用夜袭、化装等手法拔掉碉堡。例如冀中文安县的姜村有个日军碉堡，“每天一大早，总有一个鬼子开门出来换哨，别的则都还死猪样睡着。这个情形被当地的民兵熟悉了，一天天还不亮，他们就带着斧头、镐头，藏在堡垒门外边。一会儿门开了，他们像一阵大风闯进去。那开门的鬼子眼睛还迷迷糊糊的，他们就一斧头一个，把还在睡眠的鬼子砍死甚多，剩下的也都做了俘虏”。

无独有偶，任丘县有鬼炮楼，驻扎着40多个鬼子。八路军派遣一些士兵化装成民夫，帮助日军干活，摸清其战斗岗位。

八路军发现天亮后，碉堡内的日军往往“早操不带武器，先低头背诵天皇圣训。因此八路军趁着这个机会，让游击队员化装成送粮的，趁敌人背“圣讯”之时，占领岗楼。

到了1943年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量日军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剩下的日军开始掌控不住局面了。各碉堡的日军自保有余，进攻不足。日军一旦攻不出去，碉堡的威胁性就大大降低了。

于是八路军采用围困、挤压的方式，迫使日军撤出碉堡。首先，我军会在碉堡周围布雷，切断其补给、限制其机动性；其次，迁走附近15公里以内的村民，让日军抢不到东西；最后，布置人员潜伏在碉堡附近，每天放冷枪冷炮。过不了多少时间，日本兵就因食物不足而撤出碉堡。

到了后来，我军甚至都懒得迁走碉堡附近的村民，而是在碉堡两三百米远的地方种庄稼，故意引诱饥寒交迫的日本兵前来夺粮。然而我军士兵早就埋伏在青纱帐里，并用“麻雀战”的手法痛殴敌军。

就这样，日军的炮楼一个个得被端掉，所谓“囚笼政策”也以失败而告终。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他们就控制了４０多个县城，而到１９４５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１９３８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虽然八路军赢得了这场碉堡破击战的胜利，但是我军以及周边人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日军的炮楼绝不是抗日神剧里那样，靠着几发辣椒面炮弹就能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