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最早的妓院出现在齐国。

在当时，这种风月场所的作用其实是为了吸引其他小国的商人来此经商，以推动齐国的经济发展。

可几乎没人知道，这些场所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开办的，这也导致后来管仲也被称为风月业祖师爷。

那么人人称赞的春秋第一贤相是怎么跟妓院产生关系的?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传统礼乐制度的崩坏，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格局，各诸侯国为争取一席之地不断进行争霸战争，经济上铁器牛耕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制度上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思想上学术下移，士阶层兴起，稷下学宫的创立与发展催生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管子》的兵学思想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革新中产生的。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欲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周幽王被杀于骊山，西周灭亡，其后各诸侯拥立太子宜臼为王，称周平王。由于地震的影响使镐京残破不堪，加上犬我等外患的欺压威胁，周平王被迫于公元前770年由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等诸侯护卫，将国都东迁洛邑，周王朝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实力与威望进一步下降，传统的天命观发生动摇，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结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已经来临，各种矛盾急剧发展，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但是由于数百年来礼乐制度的无形约束，各诸侯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周天子而代之周天子还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尊王攘夷”和争做盟主成为当时政治的一大特色,各诸侯国大力发展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为争霸战争做准备。

春秋初年，世袭周卿的郑国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率先拉开了诸侯争霸的序幕。继而开始了大国争霸，小国图存的局面，周初号称“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到春秋初“尚有千二百国”，但到春秋末年“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其中最大的诸侯国为齐、楚、秦、晋四国。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强化国君的权力，积极从事霸业活动，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初具形态。

齐国是周王朝最为重要的封国之一，西周初期，武王封吕尚于齐，都营丘。此时，地处营丘东部的莱夷等部族并未归顺周王朝，势力十分强大，莱侯意图趁吕尚建国之初，势力不稳之际占领营丘，以此遏制周王朝的扩张。吕尚以其周密的部署取得了营丘之战的胜利。

此后，为稳定大局，吕尚确立了务实求功的治国思想，从多个方面出发，制定合乎时宜的措施，全面推动齐国的发展。《史记》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吕尚在经济方面采取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盐业的政策，因地制宜，以工商立国，齐国的经济发展起来。文化方面“因俗简礼”，根据东夷与土著杂处的实际情况，尊重东夷旧俗简化西周繁琐的礼义，既保持了周礼的权威性，又顺应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促使社会很快安定下来。经过太公的励精图治，齐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地恢复和发展，成为了东方大国，齐国坚实的基础为管仲相齐，辅佐桓公成就霸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生产工具的进步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重要标志。齐国土地荒芜，农业凋敝，且土地多盐碱化，质地坚硬，落后的石质生产工具和木质生产工具根本无法满足农业开垦的需要,齐国农业发展举步维艰。管仲为相后深刻地认识到先进的生产工具对于农业发展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地措施，利用优势，因地制宜，大量制作铁质农具，一改生产工具落后的局面，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与此同时，管仲还利用齐国铁矿资源丰富的优势，实行矿山专营大力开发矿业资源，推进了国内冶铁业的发展。通过上述措施，生产工具得到改进铁农具得到广泛使用和推广，齐国的农业发展焕然一新，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大量推广，齐国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水利设施建设也不断完善，农业上进行精耕细作，这使齐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贵族领主也在已有的分封的土地之外开辟了大量的荒地作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即“私田”，他们既不向国家申报亩数也不缴纳赋税，土地国有制遭到削弱。

原来被束缚在“公田”中的农民和奴隶不愿再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开始逃亡迁徙或者依附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公田劳作的形式彻底遭到破坏，并田制走向衰亡。郭沫若在其《奴隶制时代》中区分了公田与私田的不同，并阐述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公田有一定的规格，私田自可以因任地形而自由摆布。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的赋税的，私田在初却完全无税。

就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土地国有制遭受着削弱，诸侯和百官逐渐豪富起来了。”井田制的衰亡，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传统的税收制度的破坏，生产关系的转变，使齐国进入全面变革时期春秋时期五霸迭相兼并，战乱不断，频繁的战争推动了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加上奴隶制的瓦解，文化下移，西周“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士阶层崛起，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为诸子之学的形成奠定了群体基础。

齐桓公时期创立了稷下学宫，是其“霸主”地位在文化上的体现。稷下学宫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机构，首先，稷下学宫的学士为政治服务，他们议论朝政得失、规划发展蓝图、拟定典章制度，为统治者制造舆论，《史记》记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他们都以善论政事而著称。

其次，稷下学宫又是一个学术研究中心，诸子在此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下诸子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不仅丰富和扩展了自家学说，更促进了各家学说的融合与共同发展。

政治上的礼崩乐坏使西周时期确立的“敬天保民”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咒天”“骂天”的声音，相较于对“天”的信仰，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对“人”的关注,由“敬天”向“重人”的转变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主线之一。

周王室的精神文化已经动摇，适应新时代背景的文化体系正在逐渐形成，《管子》兵学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综上，《管子》的兵学思想是在吸收太公兵学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结合齐国兵事发展的具体国情，融合诸子兵战观的精华而成的。《管子》兵学思想对战争进行了全方位论述，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为齐国的称霸与社会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一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颖上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中国古代著名的贤臣。他辅佐齐桓公四十余年，期间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齐国从一个贫穷弱小、地处偏僻、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国家治理到国家富足、兵力强盛，使齐桓公成为一匡天下的霸主。

管子出身贵族，年轻时曾困顿，为了生存从事过许多低贱之事。管子当过养马者，做过小商人入过仕，也曾入过行伍，经历坎坷曲折，仕途不顺，最后得事于公子纠。但后来公子纠被杀，管子幽囚受辱，几至杀身，后经鲍叔牙推荐，将其贤能进于齐桓公。

《小》记载:“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桓公不计旧仇，任其为相，待以“仲父”，至此管仲的才能得以真正的施展。

他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的思想治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天下，并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管仲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叁其国而伍其鄙”。《小匡》提出:“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叁其国”具体而言是定国都地区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为六，士、农之乡十五，齐桓公统帅十一乡，高子统帅五乡，国子统帅五乡，乡以下为连、里、轨，各设长官进行管理。“伍其鄙”是指确定五家为一轨，设轨长;六轨为一邑，设邑司;十邑为一卒，设卒长;十卒为一乡，设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共将国都之外的郊野地区划分为五属，设五个大夫管理。

第二,“四民分业”。《小匡》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能让他们杂居，将士安排住于闲静之地，农民住于田野之处，工匠靠近官府居住，商人靠近市场居住，这样让他们从小养成习惯，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便于国家进行管理。

第三，“相地而衰征”。按照土地的好坏贫瘠征收赋税，《小匡》提出:“相地而衰其征，则民不移矣。”根据土地的好坏征收赋税，实行不同的赋税政策，这样就可以调动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百姓便不会迁移外流。同时取消徭役地租，征收实物地租、振兴了齐国农业，也顺应了历史潮流。

第四，作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结合起来,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在治理内政之时要将军事命令寄藏与政令之中，并且将齐国一分为三用以建设三军同时利用田猎进行军事训练，通过田猎的成绩进行奖励和惩罚，这样古姓就会得军事了，同时在春秋两季还要利用打猎来整顿训练队伍，如此齐国的军事力量就会大大增强。

第五，选贤任能。《制分》提出:“凡兵之所以先争。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道术知能，不为爱官职。巧伎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不为爱金财。2对圣人贤士不能吝惜爵位，对有道术有才能的人不要吝惜官职，对有武艺勇力的人不要吝惜厚重的俸禄，对于耳聪目明的人不要吝惜金钱财货。

管子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选贤举能的运动，将选贤举能的工作制度化，同时管子还鼓励引进其他诸侯国的人才，并根据所推荐的对象给予奖励，一时间齐国大兴引荐之风。

这些都打破了贵族垄断做官的世卿世禄制度，有利于人才的选拔。第六，亲邻国,伐无道。管子认为在处理好内政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要做到审定我国的疆界，归还从邻国得来的土地，承认邻国疆界的合法性，不占邻国便宜，还要赠送礼物给邻国，派使者多多访问，这样邻国才会与我们亲近。同时，齐国还以周天子的名号讨伐无道诸侯，东征西讨，南伐北战，确立了霸主地位。

管仲相齐奠定了齐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使齐国成为东方大国,为齐桓公成就霸业，九合诸侯奠定了基础。《管子》托名管仲而成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管子》一书的作者问题都存有极大的分歧，对于管仲与《管子》的关系他们各抒己见:郭沫若评价《管子》一书是一种杂脍，认为:“它大概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时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

梁启超认为《管子》是有人依托管仲之名伪造出来的，并非出自管仲之手。在《管子传》中说:“《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

综上所述，关于管仲与《管子》关系的问题历代学者见仁见智。笔者认为《管子》一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该书提供的大量春秋时期以齐国为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思想史料是研究管子思想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