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农讲所通往大成殿的甬道上，有一种时空特别轮回的感觉。这座曾是广州象征文化宗教的孔庙，但现在这里是标志着革命和运动的“农讲所”。

孔庙者，其一是庙，其一是学，其一是庙与学背后的政。庙者，祀孔，庙以崇先圣，学者，习儒，学以明人伦，政者，正也，礼制行天下。自北朝始，文庙学宫遍置天下，庙学不分，庙学合一。明代士大夫程徐言，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千百年来，各郡县设置孔庙，是文治、教化的圣殿。今天，在广州，从拥挤、逼仄的很具现代感的路名——中山四路向北看去，建于明洪武三年的花岗岩雕琢的孔庙牌坊上没有了“棂星门”三字，上有周恩来手书：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里不再有天灵星的垂照，这里已经是革命与运动的旧址。代表革命和运动的农讲所的外围，则是密密麻麻的现代高楼，现代文明俯视着它。还没踏进牌坊，还没进入孔庙，或者说农讲所，内心就被这三种主义——传统、革命、现代——纠缠着。

入牌坊后，已不见两侧的肃容门。半月形泮池水泛绿藻，石砌的拱桥上的摺痕几被磨平，六百年来，多少士子怀揣光宗耀祖或者说治平大计，迈过这象征着地方官学的泮池。泮池前是长长的花岗岩甬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大成门，大成门上有一匾额，金字蓝底，上书：番禺学宫。如果不进大成门，会恍惚有一种错觉，这里还是孔庙，这里还是六百年的学宫，这里还没有革命和运动，这里还没有政治与主义，如果不是看见甬道种满万年青的两侧临时搭起的领袖的巨幅标语的话。但事实上，那些标语就在“番禺学宫”匾额的两侧。站在院子中央，向四周望去，整个建筑群黄瓦朱墙，院落重重，严紧规整，疏朗自然，天、地、物，和谐一体，极具中国古建筑特色。

进入大成门，有用木条钉成的两个房间，左侧是警卫室，右侧是教务所。一些教员和学生的石蜡像杵在那里，再现的是上世纪20年代“讲习所”的讲习情形。大成门两侧原来的孔庙的更衣所，左侧已经辟为小型图书馆，右侧则改为毛泽东的办公室。办公室前立有青年毛泽东的头像，一进大成门右望就可以看到，四平方大小的房间里有杨开慧和两个孩子的蜡像。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是毛委员，同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眉间凝邃，气宇轩昂，胸有成竹，一时无两。不到三十岁的毛委员，以国民党名义，在前五届基础上，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班。他似乎已经找到中国革命的命门与妙方。

大成门和大成殿之间，是一个草木葱郁带有东西庑廊的四方院落，木棉俊肃、菩提苍遒，这个时候能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那种中贯轴线，左右对称的美学。整个院落在古代应该就是祭孔时乐舞歌颂的地方。孔子在《论语》中斥鲁国三家僭越礼制“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死后，“素位而王”，以至成为登峰造极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后人制礼作乐，八佾舞韶，追远孔子，不知孔子在天，为自己“被僭越”作何感想。六百年后二十世纪初，中华涂炭，曾经的乐舞之地，则充满了革命志士“既讲又习”的“杀伐之声”。孔子不喜“武乐”，曰其尽善不尽美，正是由于“武乐”之中有“杀伐之声”，有违和之感。如今在大成殿前，可以想像曾经的“农讲所”学员们杀伐阵阵，或许那位一辈子讲究“仁道”“不喜杀伐之声”的“大成至圣文宣王”也只能莞尔。那个革命的年代，谁还顾得上老夫子的矫情。

两侧的庑廊，讲习所期间是教员和学员的宿舍，现在是农民运动讲习的历史文物和史迹陈列，足显当时的艰辛、真诚和理想，但是，和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也实在不太协调。从庑廊外的走廊快速走过，扫视而过那些革命的遗物与遗迹，那些曾经在革命史教科书中背诵过的历史和口号，就在眼前，当它们真实地展现出来时候，尽管革命时代早已经是过往云烟，可是仍不自觉心生和鸣之感。只是当透过花雕绣门看到这些，感觉有点怪。

大成门甬道的尽头就是花岗石台基上抬梁斗拱的大成殿。大成殿黄瓦朱墙，九脊重檐，雕梁画栋，八斗藻井，饰以金龙和玺彩图，双重飞檐正中竖立匾额上是“大成殿”字样。北宋徽宗年间取《孟子》中对孔子的赞誉“孔子之集大成”，而命孔庙祭祀圣殿为“大成殿”，但是这里现在已经不再是主祀孔子的文化、宗教圣地了，革命的群情激奋代替了文化宗教的凝重肃穆，殿内一切祭祀遗物已经被清理干净，代以革命年代特有的简朴桌椅和宣传画。讲习所期间，这里是讲习所课堂，古时的颂扬缅怀之声、士子诵经进讲之音，以及革命志士慷慨激昂的口号，相互交织着，缭绕在雕栏画栋间，偌大的大成殿内，历史显得幽眇而无解。

沿着大成殿两侧的通道走过，还有一个小一点的院落，院落的最北面就是崇圣殿。圣，在中国文化中是介乎天与人之间的存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就是此意。中国文化里没有一神教那种完全超越意义上的“神”，“神”即“圣”，“圣”即“神”。崇圣殿有四配、十二哲从祀。就像殿前匾额不再有，殿内也没有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古圣先贤的牌位。在讲习所期间，这里的正间是饭堂，东间是军事训练部。

从牌坊、泮池、大成门、大成殿直到崇圣殿是孔庙的中路建筑，两侧还有右路建筑和左路建筑。右路建筑仅存头门和部分石板路，左路建筑尚存头门、八桂儒林门、明伦堂、光霁门和石板路。这些年，纪念馆因应时势，整修了左路建筑，尤其是明伦堂和光霁门，并设置了孔子塑像，塑像上方有匾额“万世师表”。把以前安坐于孔庙中心大成殿前的孔子塑像移置于左路建筑，把“至圣先师文宣王”的谥号换为“万世师表”，这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对孔子的评价和理解，也喻示着孔子在这个时代的地位。孔子本来就是一个落魄贵族，不成功的政治流亡者，但是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师和学者，教师和学者最符合孔子的行状和角色，至于历代叠加的追谥，乃至于素王、教主，实在是政治和时势的抬举，如果不是历史的误会的话。这些年来，农讲所舍去了祭孔这种事，越来越开始承担了孔庙中古代文化教化的功能，每年都会有一些小学生被组织来进行“开笔”礼仪，以及一些青年人的成人礼。当他们穿上汉服，拜谒孔子的时候，内心一定不会太像置于其中的我一样太过纠结，因为革命、传统、现代这三者，在他们年轻的生命里，还不至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那样太过冲突。

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的孔庙，在1926年变成了惠爱路的“农讲所”，到1953年变成了中山四路的“农讲所”，然后又被二十一世纪周遭的现代高楼所俯视。革命革了传统的命，如同农讲所代替了孔庙，而如今，革命本身又成了被现代文化所革命的对象，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或许，应该感谢1953年的这种转变，否则狂飙突进的文革时代的小将们早就把它给砸个稀巴烂，早就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就像广州另外的两座孔庙——南海学宫、广府学宫的命运一样。

贾未舟，1971年生，河南林县人，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出版多部哲学和文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