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7岁的钱学森躺在病榻上，身形愈发清瘦，忽然，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子钱永刚说：“永刚，支个电视行不行，多少钱？贵不贵啊？”儿子钱永刚听得心里直发酸。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谁能想到，他竟然连一台电视都没有。

钱学森的一生堪称传奇，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教育部任职，母亲章兰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钱学森从小就接受爱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钱学森很聪明，1929年，他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而他选择这个专业和詹天佑有关。

那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詹天佑在1909年提前2年完成京张铁路的修建，大大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他要向詹天佑看齐，给中国造铁路，成为像詹天佑一样的工程师。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钱学森发现仅仅在工业领域发展并不能真正拯救国家，看着天空中到处轰炸的日本飞机，他意识到只有拥有强大的空军，才能保卫国家的领空，抵御外敌的入侵。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航空航天领域，希望通过发展航空航天事业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

在美国期间，他在导师是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空气动力学和火箭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美国航空航天界的知名学家。

1948年，钱学森的年薪已达8000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普通工人十年的收入，可他在听到新中国成立后，果断放弃之前在美国的好待遇和科研条件，坚持要回国。

但美国政府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他们百般阻挠钱学森回国，甚至将钱学森软禁起来，在被软禁的5年时间里，钱学森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信念。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用朝鲜战争中的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作为交换，才换得钱学森回国的机会。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中，他主持完成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带着一帮年轻科学家扎根大西北，在沙漠里风餐露宿......

那时，整个团队里，只有钱学森见过并且研究过真正的导弹，他很自然就成了团队里的主心骨，但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不但金钱上捉襟见肘，就连技术也被封锁。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钱学森没有退缩，日以继夜地呆在大西北调试，终于，1960年，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卫星唱着《东方红》飞向太空‌........

然而，就是这样的钱学森，晚年时却连电视机都没安装，2008年时电视机已经很普遍了，但钱学森为人节俭，平时的生活也很简朴，即使晚年卧病在床，他也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

住的房子还是多年前的老房子，家具也都是用了很久的旧物，在他的心中，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他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生活舒适而浪费国家的资源。

当他问儿子支个电视行不行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不能享受电视带来的娱乐，而是担心费用问题，担心给国家和家人带来负担。

那时的钱学森虽然已经97岁，但他获取外界信息的来源依然是报纸，然而，随着年龄增大，他的视力不如从前，他的身体也撑不住长时间的阅读。

所以，他才想着安装电视机，希望能够通过电视了解到现在国家的信息，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有人问，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元勋，为何安装不起一台电视机呢？并不是他装不起，而是他过于节俭，而且他把每月工资分成四份：一份交党费，一份资助贫困学生，一份捐赠科研基金，最后剩下的才是家用。

据统计，钱学森毕生积蓄不足百万，其中90%都捐给了科研院所和希望工程，就连他的遗嘱都是：“所有存款作为党费上交，书籍资料捐给国家。”

钱学森姓钱，但他真的不爱钱，正如他所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的节俭不仅仅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上，更体现在他对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坚持节约每一分钱，将有限的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他知道，国家的科研经费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心血，因此他必须要合理使用，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钱学森的书房里，至今保存着1955年归国时携带的皮箱，箱盖上烫金的Qian字已模糊不清，内衬补丁上还留着加州理工的校徽。

美国记者曾不解地问：“您不觉得亏待自己吗？”他笑着指指书架上的《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钱学森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奉献、什么是节俭，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伟大不在于个人的财富和地位，而在于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他的节俭不是吝啬，而是一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钱学森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