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盛产谏臣。
不管是地方知县还是六部尚书，只要被抓了小辫子，就等着一帮谏臣弹劾吧，哪怕是皇帝，惹急了谏臣，圣旨都不一能能发出来，以至于万历都感叹一句：“我畏御史。”
有明一代，几乎所有内阁首辅都受到过言官谏臣弹劾和抨击，甚至不少首辅在他们的舆论攻势下被罢免或者离开要职。
而这帮谏臣言官中的佼佼者就是连嘉靖都要破防的海瑞。
抬棺死谏
嘉靖一朝，算是对谏臣言官打击比较狠的时期，自太仆卿杨最被杖毙后，满朝文武就没人再敢劝谏了。
但海瑞一个小小六品主事却把棺材准备好了，明知必死，但依然要为了自己心中的政治信念而犯上死谏，不仅抨击嘉靖大兴土木修道，更是在某种程度上骂死了嘉靖。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海瑞的《治安疏》是真的让嘉靖破防了。
说实话，《治安疏》里抨击嘉靖如何懒政、大兴土木、任用奸佞，弄得民不聊生的谏言，嘉靖就当没看见，毕竟说这件事的多了，嘉靖早就熟视无睹了。
关键在于后半段的一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未能久世不终。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算是让嘉靖心如死灰。
毕竟嘉靖修仙是真的想要长生的，但海瑞直接问嘉靖，自己崇拜的神仙，现在还有活着的吗？
直截了当告诉嘉靖，世界上没有神仙，相当于《三体》里让无数科学家破防的“物理学不存在了”。
物理学不存在了，图源《三体》剧版
这一刻嘉靖懵了，越琢磨越抑郁，自己大半生的心血，追求的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而已，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嘉靖万念俱灰，强撑一年后驾崩了。
由此可见，嘉靖或许是真的被海瑞骂死的。
海瑞一战成名，各路文官将海瑞视为榜样，形成了"文死谏"的政治传统，一直持续到了明亡。
为何大明臣子这么勇呢？自然是明朝文官政府的传统。
明朝内阁首辅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却可以通过票拟权实际掌控行政中枢，以至于到了成化时期，"部院大臣皆出阁臣门"现象，也让内阁首辅有了汉唐时期宰相的权威，由此导致文官们在政治生态里有着相当程度的自主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
另一方面，老朱又在宋朝的“风闻言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制度，将将宋代的给事中改为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一起合称“科道”。
所谓“风闻言事”，即有监察之责的官员们可以根据未经证实的传言弹劾和进谏，更可以对时政发表意见。
以现在的话就是御史觉得你有问题，虽然没有证据，但就是可以弹劾你，而且你还不得不自证清白。
当然之所以给这么大的权力，就是为了广开言路、抑制腐败以保证政治清明，以舆论的手段来限制各个官员的权力，加上明朝的士大夫承袭宋明理学传统，贯彻持"从道不从君"的政治理念，最终孕育除了独特的谏诤文化。
"从道不从君"的政治理念，最终孕育除了独特的谏诤文化
但诡谲的是，继承明制的清朝，谏臣们似乎处于失语状态，甚至百官留给后人的印象似乎只有唯唯诺诺、磕头捣蒜的形象。
满清三百年，为何出不了一个海瑞？
事实上，清初的“风闻言事”其实还在的，比如顺治二年（1645年）的时候，担任贵州道御史桑芸上奏摄政王多尔衮，言：“满汉言语不通，致有猜疑推诿。”
桑芸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进士，考中后担任行人司行人。
清军入关后投靠了清朝，这才担任了贵州道御史一职，自担任御史后，就和前朝官员一样，开始“风闻言事”的传统，认为满汉语言有别，搞不好会影响施政，希望摄政王能及时处理一下。
本意是好的，但这次的“风闻言事”却踢到了铁板，因为多尔衮根本不懂什么是“风闻言事”，还以为真出现了“猜疑推诿”之事，就让他“指名奏来”。
多尔衮
桑芸一听，顿觉不好，毕竟御史作为一个职业喷子，没事带带节奏这在明朝岂不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么，哪里还需要具体的实例？但多尔衮的询问又不好推诿，只能默默回了一句：“原无实迹，恐或有此事！”
桑芸的回答又让多尔衮一头雾水，都没有的事，干嘛上奏？立即向大学士吐槽，说桑芸此举就是“浮泛无据”、“徒费精神”。
大学士毕竟是大学士，多少对前朝的制度了解过的，就和多尔衮解释，说这是“先机入告，言官之则，可防微杜渐”，身为摄政王，理应多听听。
多尔衮身为直男，才不管这些渠渠道道，下令日后所有的奏疏“择切要以闻”，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而且所有的御史弹劾官员的时候都要指名实指，即弹劾者和被弹劾者要对簿公堂。
诏令一出，御史言官哪里还敢“风言奏事”？
以前弹劾，依据谣言就可以了，剩下的就得靠官员自证明，和自己无关，现在谁主张谁举证，想要弹劾之前还得先负责收集证据，完了还得对簿公堂。
万一弹劾失败，怕不是要以诬告之名下狱，在自家性命面前，弹劾什么的可以放放。
就这样，明朝热闹的“风言奏事”，在清初一度偃旗息鼓。
当然，个人认为多尔衮的“指名实指”还是比较实在的，毕竟“风言奏事”到了明朝后期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弊端，科道官员们逐渐沦为了党争的工具，言官为一点小事能不厌其烦议谏，甚至滥劾滥奏，造成了朝廷内外朝令夕改，执政效率低下，更导致皇帝对百官产生了完全不信任的抵抗情绪。
尤其是万历时期，万历和文官极端对立，导致大部奏议都被留中而不做处置，引发明朝后期百官空缺而无人替补的奇怪现象。
万历一朝，皇权和文官激烈对立
所以，对于肆无忌惮的乱弹劾，还需要加个盖子，让言官的弹劾回归到原来的路上。
多尔衮执政期间，言官们低调了许多。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死了，小皇帝顺治正式亲政，言官们身上的枷锁一下子没了，又开始向明朝一样，开始结党对朝政指手画脚，引起了顺治的不满，觉得还得拉紧绳子。
而拉紧绳子的原因就是“三朝元老”陈名夏占据科道左右逢源。
陈名夏书法
是陈名夏是“三朝元老”，是因为他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探花，曾担任翰林院编撰、户兵二科给事中，且力劝崇祯不要南迁，仿佛是一个大忠臣，但李自成一来，光速臣服，还表示“天下苦明久矣”，不仅官复原职，还担任顺朝弘文馆学士。
然而没多久，陈名夏看顺朝要完犊子，立马逃到南京，奈何有从贼的黑历史，成为弘光朝钦定要犯之一，只能躲在大名府躲藏起来，一直躲到弘光朝崩溃。
弘光朝没了，他见大明复盘无望，又投靠多尔衮，成为清朝的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四年换三个主子，这脊梁骨算是彻底歪了，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
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兴安总兵任珍私刑杀人，为了活命，他贿赂了兵刑二部主事，被人告发，被革去官职。
这事本来玩了，但府中婢女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居然上奏，说任珍被处罚后“家居怨望，口出不轨”，不服罪还出言不逊，这还了得？当即被抓入狱，经过刑部一番审理，判了任珍死罪。
死罪提议交到顺治那边，顺治却不乐意，以“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为由，打算重新处罚，但又不好直接说，就让九卿科道集会廷议。
很显然，顺治就是不想处死任珍，一来任珍是明朝降将，归顺清朝后立功无数，赦免他，能够缓和现在激烈的满汉矛盾，二来廷议又有满人参与，参与廷议就是改变他们满脑子立功为主的思想。
廷议上，老奸巨猾的陈名夏看顺治要力保，就带着二十七名官员为其求情。
但求情就求情，却又说：“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任珍不认罪，以“家居怨望，口出不轨”定案，难免有人不服，朝廷必然争论，不如以“应得之罪”，即以前的杀人之罪定刑。
顺治帝
如此两面讨好的言论，引起顺治不快，处理了和他一起上奏的官员。
此事过后，陈名夏地位直线下降，为了再次获得顺治信任，看顺治把玩明朝服带以及当时此起彼伏的反清斗争，当即上书：“只要免剃发，复衣冠，天下便可太平。”
剃发易服是满清国策，岂能随意议论的？更何况居然还有不少的科道言官附议陈名夏，一怒之下，当即处死了陈名夏，其余科道言官也全部惩治。
而后顺治对于言官的所作所为愈加不满，喷了言官一顿：
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凡大奸大恶,从未经人纠劾者，果有见闻，即据实直陈，不许徇私党比，摭拾塞责。将人已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以后务宜洗涤肺肠，痛除党比，不许仍前蹈袭妄陈。
得了，言官日后想要弹劾只能据实参奏，且一直贯彻清朝始终。
顺治朝只是重申“据实参奏”，康熙朝则规定，如果言官举报不实，就要受罚，降二级。
涉及到乌纱帽，这帮言官不敢在胡乱奏事了。
此举虽然减少了很多无谓的争执，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党争，但无形中却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言官们不敢言论朝政得失以避免受罚，到了这个时候，“风闻奏事”已经名存实亡。
此后年间，有人建议全面停止科道风闻奏事之权，有人提议恢复，康熙什么态度呢？认为所谓的“风言奏事”，会“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
所以还是不要了吧。
实际上康熙除了防止党争，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科道官员的言论会对皇权产生不利影响，毕竟康熙朝大小战不少，八旗官员的确对地方多有滋扰、为害百姓，要说言官真的借此弹劾，怕不是整个八旗上下都要被弹劾一遍。
八旗可是满清根本，任由言官弹劾搞舆论，岂不是动摇国本？
当然康熙为了做做样子，实际上还开禁了一段时间“风言奏事”，至于开禁的原因就是立储的危机加上康熙后期腐败滋生，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时候。
可结果康熙刚提出，明珠就表示，一旦言官有了“风言奏事”权，自己岂不是要被天天弹劾自证清白？关键自己的确不干净，在激烈的反对下，这次开禁不了了之。
明珠，图源《天下长河》
可随后的皇子争储已经愈演愈烈，康熙不得已，鼓励百官：“但朕躬有失，亦宜进言，朕觉不加责。”
问题是康熙已经禁了这么多年，突然放开，言官们谁敢真的上奏啊，万一康熙钓鱼执法，自己岂不是着了道？
于是百官闭口不言，科道不敢上奏，康熙已经无法获得下面的真实信息，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让皇子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康熙意识到，尽管“风言奏事”会导致党争，但如果没了科道提供准确信息，朝政指挥更加混乱，因而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时候，康熙再次下令开禁风闻言事。
言辞恳切，言官打算试试水。
果然，亲征噶尔丹后，康熙获得太子不少丑闻，也让太子和康熙之间的关系愈加恶化。
康熙太子，图源《雍正王朝》
太子的丑闻让康熙意识到，还是得掌握底下的信息，问题是“风闻言事”如果真的肆无忌惮弹劾，影响更大，怎么办呢？机智的康熙想到了“密折专奏”，人人都可以“密折”上奏，让官员们陷入相互监视的囚徒困境，也让康熙获得了最为重要的信息渠道。
而经历九子夺嫡出来的雍正，算是彻底对“风闻言事”有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和反感，认为”科道风闻言事不可信”，内容皆“造作并无实据之浮言”，甚至为了防止给事中掣肘皇权，将给事中合并到都察院，至此，给事中的封驳权彻底被取消。
至于他最为信任的，自然是“密折专奏”，有了“密折专奏”，皇权彻底渗透到官僚的私人领域。
密折专奏
而和“密折专奏”一起存在的还有雍正确立的"廷寄"制度，皇帝谕旨直达地方督抚，完全绕开传统内阁，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预示着明朝以来的文官政府的终结，也切断了官僚集团干预决策的制度通道。
当然，还有康雍乾三朝的文化高压政策系统摧毁了士人的精神脊梁，持续百年的文字狱彻底瓦解了士人的道统意识，乾隆更是表示"本朝家法，从无汉人习气。"
当纪晓岚规劝乾隆下江南不要太过奢靡的时候，却得到了乾隆的呵斥：“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倡优蓄之。”
纪晓岚在乾隆眼里，不过“倡优”
这句呵斥，赤裸裸展现了乾隆对所谓的文官劝谏的藐视，更是一种对汉族士大夫奴化的地位。
汉人文官不敢，满人文官总归有点话语权吧？
实际上满人文官更不敢违抗，毕竟在家族式的统治模式下，满臣心里永远贯彻“主子永远是对的”理念，只会附和而不敢违背。
这么一来，加上皇权有了更为高效获取信息的手段后，“风闻言事”这个前年的传统在清朝这里，已经可有可无了。
既然“风闻言事”可有可无，那言官人数也没必要那么多了。
明代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加起来有168人，但清朝，这个数字只有80人，甚至一半还是满人，至此，言官每日的流程就是报告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珅专权，满汉大臣竟无一人敢公开弹劾，言官彻底失语。
明朝官员骂皇帝顶多挨板子，但清朝文官说错一个字，可能就要掉脑袋，毕竟康熙朝的“《南山集》案”，仅仅是用了南明的年号，就牵连处死三百多人。
而在高压的政治空气中，他们只敢流于虚文，毕竟谈论国事，能有几个脑袋够砍的？这种变化的直接后宫，就是整个官僚体系彻底失去了活力。
朝廷内外跪着的全是应声虫
所以在人人惜命的时代，必然不会出现一个敢抬棺死谏的海瑞了，朝廷内外跪着的全是应声虫罢了。
参考资料：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蔡东藩：《清史演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
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张世闯、程天权：《清代“科道合一”得失之再认识》，《北方法学》，2015第05期
刘文鹏，《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中州学刊》，2011年04期
王为东，《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之式微》，《南都学坛》，2004年第06期
蔡明伦，《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