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3年冬天，章帆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曾经在解方手下工作的一位同事的妻子。
信中表达了对于首长的深切关切。得知首长身体抱恙，内心十分牵挂且焦急。希望能亲自前来探望，同时代表已故的丈夫向首长致以问候。
章帆向解方汇报了这件事，解方立即指示她通过信件或电报回复那位已故下属的妻子，明确表示“请务必不要前来”。
首长是否因为与这位下属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才禁止其遗孀前来探视？
【解方：有需要我当参谋的，你们可以到病房里来找我】
提到解方，他在抗美援朝中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当时，彭德怀司令员在指挥战斗时，常常会提到：“让诸葛亮来分析一下形势。”
到场的人物并非传说中的智慧化身诸葛亮，而是一位气质非凡、仪表堂堂的军事将领——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他以其军人的独特风采和卓越能力，成为这场重要会议的核心人物。这位将军的到来，为会议注入了专业性和权威性，展现出志愿军高层领导的实际面貌和军事素养。解方的出席不仅体现了会议的重要性，也彰显了志愿军对此次事件的重视程度。他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为接下来的讨论和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彭总曾多次表示：“等回到国内，我打算向周总理引荐解方同志，他在外交方面确实很有才干，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人生充满变数，即便是像他这样兼具军事与外交才能的将领也无法幸免。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寒冬时节。
解方刚从医院做完检查回到家，整个人愣愣地坐在椅子上，神情有些不对劲。章帆见状，心里一紧。丈夫平时一向沉稳内敛，很少流露出这样的情绪。她赶紧上前问道：“检查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解方冷静地回答道：“是食道癌。”
章帆感到非常惊讶，问道：“到底有多大？”
解方依旧保持着冷静的语调，形容道：“那东西跟乒乓球差不多大。”随后，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担忧地说道：“这下可麻烦了，我负责的那四项任务恐怕无法按时完成了。”
过了一会儿，解方低声嘀咕道：“要是能再给我三年，我就能把活儿干得差不多了。”
章帆回忆，那个下午他一直眉头紧锁，情绪低落。他时而翻阅桌上堆积的书稿，时而在屋内来回走动。
夜幕降临，章帆靠近解方，握着他的手，轻声安慰道：“你的病情刚查出来，别太担心。”
解方无奈地笑了笑，用他厚实的手掌轻轻覆在妻子的手背上，说道：“你别再劝我了。对于病情，我看得很开。癌症这种难治的病，目前也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人终究都有一死，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我真正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工作。”
章帆和丈夫陷入了沉默。多年后，章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提到："我们结婚40多年，我太清楚他的为人了。只要工作和他的个人事务出现矛盾，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她的话语揭示了丈夫一贯的处事原则，即在职业与私人生活之间，他永远选择前者。这种工作至上的态度，成为他们夫妻关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
解方沉默良久，转头对妻子说："你先去休息吧，别帮我处理工作了。我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工作上的事情该怎么安排。"
解方的成功并非易事。随着局势的稳定，他的问题终于得到澄清。他满怀期待地等待新的工作安排。在被监管期间，他为自己设定了四个基本原则：坚守革命信念、持续学习、自我改造、保持锻炼。这些原则帮助他度过了艰难的时期，为未来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在监狱的高墙内，他始终保持着用冷水沐浴的习惯；在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他日复一日地进行跑步锻炼。解方经过仔细估算，发现过去八年中，他累计跑过的距离足以绕地球赤道两圈零四分之一。
解方的毅力让他练就了强健的体魄。重获自由后，他又等了四年，终于被安排了工作。由于他亲身经历了那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组织因此将相关的历史任务交给了他。
就在解方正准备将积累了12年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这四项关键工作中时，他突然病倒了。面对这种突发状况，他难免感到极度焦虑和沮丧。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扰之中。
晚上，解方拿起电话，拨通了号码。电话接通后，他直接问：“是政柱同志吗？”王政柱是解方在志愿军时期的老战友，担任志愿军副参谋长，也是解方负责的两项重要任务中的关键人物。
王政柱在记录历史时，始终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有一次，有人写了一篇关于“王政柱改名的趣事”的文章，拿给他审阅。文章内容大致如下：
在长征期间，王政柱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一职。总参谋长刘伯承时常安排司令部人员进行考核。某次公布成绩时，刘伯承误将“王正柱”写成了“王政柱”。此后，刘伯承笔下的名字一直沿用这个“政”字。后来，在一次闲聊中，刘伯承对此事解释道：“仅仅做个正直的柱石是不够的，更要成为国家政局的支柱。”这番话充分体现了刘伯承对王政柱的深切期望。王政柱也常常以刘伯承的教导作为自我激励的动力。
王政柱摆了摆手，表示不同意。他解释道：“那个字确实是刘帅改的。不过，我认为刘帅可能是无意中写错的，或许只是他平时的用字习惯，不见得是特意为我修改的。我从未向刘帅提起过这件事，刘帅本人也没有就此事发表过任何看法。”
王政柱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这让我联想到其他将领对他的评价。他们常说：“这位同志做事踏实，考虑周全，从不张扬。”他的行事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抗美援朝期间，王政柱担任志愿军副参谋长长达两年多。韩先楚曾向解方评价道：“政柱同志做事非常认真，注重细节，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人正直，只是偶尔显得有些过于小心。”
解方对王政柱非常信赖，立刻向他透露了自己患癌的消息：“有个突发情况得告诉你，我确诊了癌症……”王政柱听到后，瞬间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回应，解方接着说道：“我明天就要住院了，接下来的工作就靠你和大家了。我有个初步的计划，明天上午咱们一起讨论一下，争取尽快完成这两项任务。”
次日，王政柱与写作团队的成员一同抵达。
解方对众人说道："癌症找上我了，我肯定得跟它干一仗。不过，这次没法像以前那样和你们一块儿拼了，咱们手上的活儿就得靠你们继续了。这让我想起打仗时炸碉堡，前面的人没炸掉，后面的人接着上，这就叫前赴后继。但不管怎么样，碉堡必须得炸掉。我虽然还没完全倒下，可主要任务得靠你们了。作为老兵，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得继续战斗。要是需要我出主意，随时来病房找我。"
解方的发言让大家深受触动。王政柱立即表态：“你安心养病，我们会全力推进工作，确保组织安排的任务圆满完成。”在场的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基础已经打好，方向也明确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行动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解方红着眼眶，哽咽着向大家道谢。
【解方不愿部下的遗孀到北京来看他，为何？】
解方刚恢复职务，就收到了一封昔日下属的来信。这位下属在信中反复表示歉意，并透露自己身患癌症，已到晚期。他请求前往北京的军队医院接受治疗，表示即便在手术中离世也无怨无悔。
这封信在解方身边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熟悉内情的同志们大多不赞成解方亲自出面协调住院事宜。
在动乱刚开始的时候，这位下属自己也慌了神，编造了一个假消息，说解方一直和他在20年代认识的日本老师保持着紧密联系。因为他是内部人员，这种指控往往被认为很有分量。很快，解方就被关押起来接受调查了。
解方表示："既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就足够了。他依然是革命团队的一份子。作为一位资深党员，我有义务给予他必要的关怀和帮助。"
收到信后，解方立即为下属联系了医院，并亲自安排其住院。随后，他携妻子购置了大量补品送给这位下属。下属感动落泪，向解方道歉：“首长，我愧对您！”
解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语气平和地说：“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不全是你的责任。现在你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尽快恢复健康。”
解方接到下属去世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协助遗孀处理丧葬事宜。这名部下因病未能痊愈，不幸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
解方的下属去世后，留下了一位南方籍的遗孀，她无法适应北方的环境，于是向解方求助，希望能调回南方。解方一向不愿因私事麻烦他人，更不会为亲友谋取便利。然而，面对这位遗孀的请求，他毫不犹豫地联系了在南方的老战友，特意说明这是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下属的妻子，丈夫已不幸离世，恳请他们尽力帮助解决她的困境。
问题处理完后，那位已故下属的妻子始终挂念着领导，打算前去探望。得知领导住院的消息后，她立即写信表示要前往北京。解方让妻子回复道：“请她务必不要过来，路途遥远，天气寒冷，这一趟太辛苦了。”
解方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但不幸的是，他患上了癌症。
【解方：拿录音机来，我要把序言录下来】
尽管接受了长时间的治疗，解方的健康状况并未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章帆对此感到焦虑不安，而解方本人的心情则更加焦躁。
每天清晨，解方依旧坚持晨跑，每次跑完步回来，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他的身体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十分虚弱，为何还能承受如此高强度的运动？章帆见状劝说道：“别再跑了。”
解方擦了擦脸上的汗，笑着说道：“人活着就得动起来。只要我这两条腿还能走，我这身体就能继续干活。这儿——”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还能琢磨点事儿，就有机会多争取点时间。只要我坚持住，就一定能赢。”
然而，解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这天，他告诉章帆："我觉得放疗可能不适合我。现在躺在床上，腿脚僵硬得厉害，实在受不了。"解方紧皱的眉头中，流露出明显的不安和痛苦。
解方随后补充道："我得跟医院的大夫和领导碰个头，咱们得重新规划一下治疗方案。照这么下去，恐怕真要出问题。"
经过医院安排的会诊，在征求解方个人想法时，他情绪激动地发表了一番感言：
我的双腿现在不太听使唤，走起路来很困难。这就像有个看不见的东西把我绑住了，让我动不了，没法锻炼，连思考都受到限制，甚至影响治疗效果。当年辽沈战役，毛主席决定先打锦州，这一仗赢了，整个战局就打开了。现在我也一样，只要能让我的腿恢复活动能力，其他治疗、休息、饮食这些都好解决，都能顺利推进。虽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贴切，但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
解方随后表示：“我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完成四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作为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和为数不多的见证者，我认为这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无法完成这些任务，我将愧对前人。虽然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些任务最终也能完成，但那将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解方对放疗的效果感到不太理想。他认为，如果治疗只能维持现状，而无法让他继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那么这种治疗对他来说价值有限。在他看来，这样的结果并不具备太大的实际意义。
在制定治疗策略时，解方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进行了思考，他表示：
放射治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提升，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显著进展。在医疗实践中，我们同样能够推动这一技术的发展。就像战场上采取不同战术一样，例如攻打锦州时采用正面强攻，而对付北平则采取了包围策略，迫使敌人投降。我作为军人，虽然不精通医学，但希望医疗团队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可以参考这些战略思维。
尽管采取了不少治疗措施，放疗依然在进行。章帆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体力日渐衰退。他感慨道：“曾经在网球赛场上屡获殊荣的强壮双手，如今连握笔都变得困难。”
这天，解方让章帆过来扶稳他。解方挺直了身子坐着，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走路、坐着还是躺着，他总是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即便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这个习惯也没变。解方对章帆说：“把录音机拿来，我要录下序言。”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总结》的序言部分，解方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顺利写完。章帆把录音设备摆到解方面前，解方向妻子表达了谢意，随即说道：“咱们开始吧。”
章帆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提到：“我完全没料到，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他，那天居然说得特别清楚，逻辑也很清晰。他本来说话就不爱绕弯子，那天更是直接明了，一点废话都没有。”
解方的话语零零散散，拼拼凑凑才勉强录满半盒磁带。这段录音成了他生前最后留下的声音记录。
1984年4月9日，解方将军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他带着未竟的事业遗憾离世，而人民也将以加倍的哀思永远铭记这位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