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25日，许世友奉命来到北京，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别派出代表与之谈话，提出三个分量很重、相当敏感的问题：一，你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是谁；二，信为什么会出现在毛家湾；三，你们三大军区司令写的信的内容为什么大同小异。

事情起源于70年庐山会议，形势扑朔迷离，风向变来变去。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和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以为张春桥等人要被“处理”了；向来讨厌这些政治新星的三人，便写了封信表态支持。

当时无关紧要的表态信，因“九一三”变成一封可能把许、杨、韩三人打下深渊的“罪证”。从后来者的上帝视角看，他们信的内容是没问题的，起码没诬陷好人。

但是70年庐山会议的风云和71年的“九一三”，搅得局势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信也就变得重要起来，令许、杨、韩三位做了十多年大军区司令的人都难以招架。

许世友是怎么也没想到，查“九一三”的问题，怎么会查到自己头上。由于时过境迁两年零三个月，许世友对当时写那封信的详细情况记不太清楚了，中央就让其秘书帮忙回忆。

第一个问题，许世友给出的答案是“陈伯达”；第二个问题，他说这得问中办厅；第三个问题，他说这得问“老韩和老杨”——韩、杨二人赞同许世友的想法，跟着一块写的。

后来中央代表找到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进行单独谈话，还是追问那三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并说这信101还拿着当宝贝。这事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起到的效果：“九一三”的恶劣影响众所周知，谁也不愿挨边受牵连。

李文卿没有因此胡言乱语攀咬谁，坚持实话实说，讲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位领导告诉攀咬，你是许司令信任的办公室主任，你劝他把情况如实报告中央嘛。

李文卿壮着胆子反驳，直言这话不对，说这是上面的事，自己一个秘书怎么好讲；还说这位领导是许司令信任的老部下，他去劝更有作用。这位领导没有责怪什么，但后来挨了张春桥等人的整。

后来不知怎么，李文卿被王洪文这位大人物盯上了，点名指责他这个小秘书，竟然敢帮许世友“说假话”、“欺骗中央”。

许世友一开始想着这事不难解决，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再怎么查也没事，等水落石出了自然结束，更何况毛主席还在呢。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和秘书李文卿，被中央代表找到反复谈话，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许世友安慰李文卿，毛主席健在，参加大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在，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话虽这样说，但遭受的精神压力一点都减小不了，反倒越来越大了。

当时许世友66岁了，加上平时嗜酒如命，身体说不上健康，一下病倒了。他病倒了却不愿住院，最后是周总理指示时任301医院的院长——过去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的刘轩亭出面劝说，他才住进医院接受治疗的。

缓过来的许世友，指示李文卿代自己向毛主席写检讨。他病得不行、恐怕自身难保了，还耐心宽慰李文卿等身边工作人员：“你们不要怕，有什么问题我一人承担，我向毛主席作检讨。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这话让李文卿等人差点潸然泪下，许司令在这么困难的处境还有情有义。停顿了一下，许世友接着说：“你们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就向中央揭发。”没人说话，李文卿想着自己知道的都说了，有什么问题能揭发？

信的事很快就过去了，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都安然无恙，毕竟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而李文卿被许世友放下部队“闯”（许世友的原话）去了。

倒不是其他原因，而是许世友想着一直干行政和秘书工作，不好发展。许世友对自己的秘书基本都这样安排，李文卿不是特例。

李文卿闯出来了，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晋升上将军衔。他于2009年6月14日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