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到1938这三年，是粟裕军旅生涯最关键的转折点，也是他从军史上“销声匿迹”的一段特殊时期。

这三年，粟裕历经大起大落，从倍受冷落的参谋长，到独当一面的红军师长，这惊人蜕变的背后，却是万般辛苦不寻常。他经历的，是红十军团的悲壮覆灭，是好友寻淮洲、恩师方志敏的接连牺牲，就连“粟裕”这个名字，也一度被记上了烈士名单。

粟裕这段苦难辉煌，全程的见证者只有刘英一人。作为搭档，他和粟裕曾历经千里转战，同生共死，荣辱与共，但在最后，却因为一段隐秘纷争而误会难解。刘英的牺牲，更让粟裕耿耿于怀了40多年。

1934年6月，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大小战斗上百次，红军没有打过一次痛快仗，反而越打越被动，根据地也越打越小。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红军放弃了最为拿手的游击战法，执着于靠着阵地战保卫苏区，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让一支常胜之师连吞败果。

直至最后，面对蒋介石50大军的重兵合围，红军在战略上已然陷入全面被动。而此时李德则再次乾坤独断，决定要放弃苏区，向西南突围，去湘西和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新的根据地。

除此之外，李德还下达了一项特殊命令：让正在瑞金休整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移动，沿路进行抗日宣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在一个半月之内抵达皖南进行游击战争。

所谓“北上抗日”，其实就是将红七军团作为诱饵，吸引和调动围剿的敌军主力，掩护李德、博古自己率部突围。或许是因为计策过于险恶，李德并没有告诉红七军团真相，只是把这次任务定义为“绝密”。

作为一支刚组建不久的新部队，红七军团只有不到6000人，其中1000多还是在瑞金补充的新兵。军团全部火力加在一起，也不过1000余支长短枪，6门迫击炮，其余就剩下大刀、长矛和梭镖。

不过红七军团虽然人少兵弱，但打仗却猛得很，风头之盛甚至不输一、三军团这样的嫡系。而这支部队之所以能从偏师打成主力，靠的就是一套强强组合的指挥班子：寻淮洲、乐少华、粟裕。

当时，军团长寻淮洲年仅21岁，战功卓著，更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军团政委乐少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曾在隐蔽战线潜伏多年，堪称全才；军团参谋长粟裕更是毛主席的心腹爱将。

而除此三人之外，红七军团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刘英。

刘英原名刘声沐，江西瑞金人，少年好学，才名在外。1929年参加红军后，一直留在军部担任会计、文书等职务，直接在毛主席、朱老总的亲切教导下锻炼成长。红军反围剿战役打响后，他又主动要求离开后方，经毛主席批准，调任到作战部队担任政委，并在不久之后升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

作为政工干部，刘英不太懂军事，但打仗却不怕死。红军五次反围剿，他都亲临一线，率部冲锋陷阵。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英”，就是时刻告诫自己“参加红军，就要做英雄，不能做狗熊！”

刘英和粟裕的身上有很多的相似点。

经历一样：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半个同行。刘英完成学业后，曾在家乡的几所小学任教，而粟裕则是湖南第二师范的学生，只是老师还没当成就跑到名将叶挺麾下参了军。

评价一样：都是20岁出头便闻名全军的年轻干部，刘英号称毛主席身边的“笔杆子”，而粟裕则是被誉为红军中的“青年军事家”，两人一文一武，年纪也只差了4岁。

风格一样：刘英为人张扬，魄力十足，为人办事雷厉风行。粟裕虽然性格沉稳内敛，平时不显山漏水，但指挥作战却思维活跃，极有主见，敢于去打奇谋制胜的“神仙仗”。

此时的刘英和粟裕，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搭档，相互配合，相互欣赏。而真正让两人产生密切交集的，则是红七军团这一场悲壮的长征。

4个月，1600多公里，红七军团在李德一封封的命令催促下历经大战，最终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10军会师，并合编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刘畴西为军团长，寻淮洲降任19师师长，粟裕则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区参谋长。

但红十军团成立后，旋即遭遇了敌军30多个团的大举围攻。谭家桥一战，红军与王耀武的敌嫡系第1旅恶战一场，寻淮洲在率部抢夺制高点时身负重伤，于转移途中不幸牺牲。这一仗下来，红十军团伤亡近千人。

突围之后，部队撤往赣东北苏区，粟裕率领800多人走在最前面。而这支所谓的先头部队，其实是由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伤病员，以及没有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战斗力很弱。刘英因为在谭家桥一战中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只能躺在担架上，所以也在这800人当中。

粟裕深知形势的险恶，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急行军，但看见刘畴西率领主力拖延不前，心急如焚，便向方志敏请示：由自己返回协助刘畴西指挥部队迅速跟进。方志敏同意了这个意见，但认为以粟裕的职务和资历，根本劝不动刘畴西，而且先头部队现在也只剩下粟裕这一个军事干部，离不开他。所以最后方志敏决定让粟裕带队先走，他自己返回寻找主力。

粟裕不忍心老首长孤身返回，还想再劝，但方志敏的态度却很坚决：

“你们先撤，执行命令！”

这一声撤退，可能是红十军团自组建以来，唯一正确的命令。

粟裕转移到安全地带后，苦等一个多星期，但最后传来的却是噩耗：因为行动缓慢，红十军团主力在怀玉山陷入7倍于已的敌人围攻，2000余红军战士血战数场，伤亡殆尽。方志敏、刘畴西伤重被俘。面对劝降，这两位信仰坚定的革命家始终没有选择妥协，以最为从容的姿态走上了刑场。

粟裕和刘英，以及这堪称老弱的800孤军，成为了红七军团、红十军团最后的骨血。

没有时间悲伤，粟裕和刘英把仅存的部队进行改编，并自取了一个番号：“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为了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挺进师转移到浙西开展游击战争，还建立了一块新的根据地，部队也逐渐扩充到1500多人。

在浙西的这段游击经历，是粟裕军事能力体现的一个高峰期。作为师长的他率部灵活转战，破袭略地，打得敌人毫无办法。那些吃了败仗的敌人，把粟裕越吹越神，甚至说他“有三头六臂，能飞檐走壁。”

粟裕的老部下，原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邱清华后来回忆说：

“粟裕给红军骨干讲课时说过这件事，当时还笑着说：哪有什么三头六臂？老实说，刘英同我啊，两个人只有一双健全的手。”

粟裕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左手和刘英的右手都是负伤后致残，两人合起来才凑得齐一双健全的左右手。

粟裕和刘英自怀玉山一战后，在万般艰难的绝境之下，拉起了一支能征惯战的挺进师。刘英能够撑起建设根据地的大局，而粟裕领兵打仗又是一绝。两人一个政委，一个师长，在这一段同生共死的搭档经历后，关系也是密切了不少。

但这种默契，又因为形势的突然变化，发生了转变。

1935年9月，敌人集中44个团 ，连同地方武装约六七万兵力，向浙西南根据地进攻。寡不敌众之下，粟裕、刘英只能率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南下浙闽边境。10月，挺进师在福建寿宁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顺利会师。

叶飞不用多说，后来粟裕麾下大名鼎鼎的“叶王陶”之一，华野、三野的头号战将。不过此时的叶飞还是第一次和粟裕见面，他率领的闽东独立师早与上级断绝了联系，一直孤军作战，见到有兄弟部队前来，自然是万分欣喜。

两支部队会师后，成立一套临时的指挥班子，由刘英、粟裕、叶飞共同负责。

当时闽东地区有4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每块地区各有一个地方独立团。叶飞为了促进两支部队的联系，就把浙南的鼎平根据地和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粟裕则是投桃报李，抽调了一些战斗骨干到闽东独立师，充实他们的战斗力。

内有根据地依托，外有两大主力师并肩作战，此时闽浙地区的革命热潮可谓空前高涨。但谁也不会料到，一派祥和的背后，矛盾却也在暗中酝酿。

最先发难的人，正是刘英。

前面说了，刘英个性张扬，做事雷厉风行。他见到根据地发展迅速后，很快就不甘于现状，便提出要让闽东独立师离开闽东，前往被敌人占领的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重建根据地。

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叶飞的反对。道理很简单，独立师能打仗，靠的是闽东老区的支持，一旦离开现有根据地，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更别提去敌人的心腹地带打游击。

叶飞的这个说法，粟裕是赞同的。

关于南方游击战争的问题，粟裕曾和叶飞有过一段长谈。比如他就曾询问叶飞：“我们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

所谓的尾巴，就是追击的敌人。在浙西南打游击时，粟裕就面临过一个难题，那就是部队开到哪，敌人就跟踪追击到哪，每每立足未稳，就要撤离躲避追兵，导致部队疲于奔命。

而叶飞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说：

“像你们那样在敌占区猛冲猛打，我们做不到。我们开辟新根据地，一般都把部队藏起来，先派出干部去了解情况，建立立足点，万事俱备了，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

关于摆脱追兵的方法，叶飞也提到了一点：

“我们共有4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部队完成任务后，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这样，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粟裕听罢，大为感慨，称赞道：

“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

井冈山时期，粟裕就和朱德总司令学习过游击战法，但来到闽浙后，这里的的地形地势、风土民情，包括敌人的用兵习惯都和井冈山大有不同，这番交谈，让粟裕看到了闽东部队独特的战斗风格，所以当刘英提出重建浙西南根据地的想法后，粟裕当即劝到：

“闽东部队不能离开老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作为军事主官，粟裕和叶飞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刘英野心勃勃，执意要开辟新区，而且当时他的地位是高于粟、叶的，所以只要他坚持，反对的意见就无效。

除此之外，刘英还萌生了另外一个想法，他要将周边几大根据地都划到一起，由自己统一管理。强强联合是好事，刘英的资历和能力也确实能够担此重任，但叶飞认为闽浙地方关系盘根错节，互不统属，统一管理未必适合。

根据地管理粟裕不在行，他也不好再反驳刘英，于是建议叶飞和闽北根据地联得联系，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来主持大局，劝劝刘英。

叶飞去了一趟闽北刚回来，刘英就找他开会，却唯独没有通知粟裕。在这次会议上，叶飞传达了闽北同志的意见，希望暂缓目前的工作。刘英听罢一反常态，满口承认自己工作有错误，需要改正。但他仍坚持根据地统一管理的事情，甚至提出由叶飞来当一把手。

叶飞不同意，刘英又咄咄逼人，两方根本问题谈不拢，只能悻悻作罢。只是叶飞没有料到，这一场没有结论的会议，最终牵扯出一场戏剧性的“鸿门宴”。

也就在不久之后，正在闽浙前线带兵的粟裕，突然收到刘英以上级名义送来的一封密信：“令你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扣押送至我处”。随信而来的，还有刘英派来“监督执行”的一个战斗班。

此时粟裕领兵在外，又没有参加会议，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刘英命令坚决，他没有机会细问，只能决定先按命令执行。于是粟裕安排战士去找叶飞，让他来南阳会面。

叶飞和刘英争论过后，也想找粟裕谈话，便也没有细想，带着一个连就匆忙赶到了南阳。和粟裕见面后，叶飞刚想解释事情的原委，但粟裕正处于两头为难之下，只能选择回避，只说“有什么事，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

当天晚饭的时候，叶飞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叶飞两边的人突然出手，把他绑了起来，背上还撑了一根竹竿，完全不能动弹。

叶飞的警卫员反应还算快，见情况不对，拔出驳壳枪就冲出了门，赶紧跑回连队求援。

押解途中，叶飞也知道其中有误会在，几次提出要和粟裕见面说话。但押送人员是刘英派来的，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说来也巧，叶飞一行人走到半路，突然遭遇了敌人。交火不久，队伍就被打散了，押解的战士兴许是怕担责任，慌乱中朝叶飞打了一枪，打伤左腿，然后也不管他，自己逃走了。

眼见敌人越逼越近，叶飞不顾腿伤，毅然决然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天黑后，他又不顾伤痛，瘸着一条腿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

当时根据地得知叶飞被抓的消息，战士群众都义愤填膺，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小叶（当时闽东军民称叶飞为“小叶”）是红军，那抓小叶的人一定是坏人。有的战士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带部队去找人理论。幸好叶飞及时赶回闽东，才避免事情继续发酵。

“鸿门宴”之后，各种说法都有。刘英开会宣布要处罚叶飞，粟裕还想求情，却被刘英拍桌怒指：

“你就是故意放跑了他。”

粟裕确实没打算为难叶飞，只想着按刘英说的把人送过来，却没想到两方原来闹到这种地步。最后，刘英居然借口粟裕也参加了叶飞的行动，把他关了禁闭。

虽然事情错综复杂，但闹剧归闹剧，终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也都平息了下来。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和浙南的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之后一直并肩作战。粟裕和叶飞都是坦荡的军人，从没有因为个人意气影响工作，相反两人的军旅合作，还创造了无数经典战例。

在粟裕率部抵达皖南编入新四军后，刘英仍继续主持根据地的事务。因为能力突出，他也很快被指定为闽浙赣三省特派员，领导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工作。

1942年2月8日晚，由于叛徒出卖，刘英被特务逮捕。

在浙江永康方岩，刘英被关押在一栋旅社楼上特制的牢笼里，并戴上10多斤重的镣铐。对他的审讯，几乎每隔一天就进行一次。但每次审问，刘英的回答都只有一句话：

“我的情况均在档案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

虽然身陷囹圄，刘英却宁折不弯，哪怕在狱中，他仍在给看守人员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将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为老百姓打天下？

2个多月，特务们没有从刘英嘴里得到任何情报。

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在永康方岩马头山上，刘英慷慨就义，年仅37岁。

闻听消息，粟裕万般悲痛。他和刘英有对一些问题分歧产生的隔阂，但更多的还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深情。粟裕了解刘英，他是最坚定的革命者，很多问题都只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正如粟裕自己所说的那样：

“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上级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刘英牺牲以后，粟裕千方百计找到了烈士的遗孀和遗孤，把他们接到江苏淮安的根据地，主动担负起抚养的责任。因为刘英的岳母年纪大，走路不便，两个孩子又还小。粟裕让人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马车，遇到敌情便坐马车随大部队转移，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晚年的粟裕，心中仍挂念着刘英。后来，他也曾多次回到谭家桥，并对身边的人说：

“我死后，将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谭家桥，就是粟裕和刘英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地方。